（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加小标题）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
杨：我是杨宪宏。今天的节目之焦点访谈，为大家访问的是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孙文广教授是山东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最近几年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抨击中共的专治管治以及腐败现象，因此常常遭受到特务人员的骚扰。孙文广教授曾经在1988年就加入了中国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还当了省委委员、山东大学支部的副主委。今年的10月15日民主建国会山东大学总支还有淄博周村区的区委，以及进行学习贯彻中共六中全会的座谈会，孙教授特别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在会上发表他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党员，对中国当前政治问题的看法，得到与会人士私下认同。待会儿我要打电话到济南（山东）大学去请教孙文广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谈话会的精彩过程。稍候我们就来进行焦点访谈。
杨：今天要访问的是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教授。
孙文广教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孙：我现在在这里。
杨：哎，是，谢谢孙教授你接受我们的访谈。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访谈主题还有来宾。孙文广教授今年已经72岁了，1957年就毕业在山东大学的物理系，之后就留在学校当老师，坚持自由的精神、敢于说话的作用让他在中国每一次的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批斗、入狱种种迫害，一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回到山东大学来工作，孙文广教授在1985年就转入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来任教，多次发表论文批判极左的经济理论。1988年孙文广教授加入中国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还当了省委委员、山东大学支部的副主委，现在孙教授已经退休了。
首先我要请教孙文广教授的是，记得10月初我在节目当中访问过你噢，谈到自从6月初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纪念八九民运的死难者被公安人员带到北京，从北京带回山东以后，您家里头四只电话从6月初到9月底一直被骚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目前改善了没有，这个状况？
孙：现在是隔几天还是有的。上个星期七天里边有三天。
杨：不讲话电话，响一下就挂掉？
孙：对，不讲话，响一下就挂掉。
杨：真是蛮小人的。（笑）。
**民建座谈会概况
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说您最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就是今年10月15日，您参加民主建国会山东大学总支跟淄博周村区的区委一起进行学习贯彻中共六中全会座谈会的情形啊。我想人们对于中国大陆地方基层的民主党派活动的情况都很感兴趣，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座谈会的的召开呢？中国共产党开完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啊，民主建国会做为另一个党派专门组织来学习贯彻中共六中全会，那从党派关系来说有一点儿不容易想象，当然也可以说愿意接受相互的交流意见，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去参加这个会的呢？
孙：民主党派每当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的代表会啊或中央全会啊，它都有一些反映的。
杨：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活动。那这种反映是被设定为什么样的方向都可以吗？
孙：这个方向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做报告，辅导一下，讲讲话，领导讲话，讲完就算了。
杨：就是大家做一个仪式就是了。它有期待大家比如说，勇跃发言讲一些赞美的话，或是说它也接受批评呢？
孙：这个好几年是没有了，让会员讲话的机会已经好几年没有了。
杨：就是宣读这样子？然后就结束了？
孙：对。
杨：那这个会原来设定的间档很短嘛，就是时程。
孙：它是这样啦，有好几个领导，有山东大学的民主建国会的头头、主委，还有淄博的，周村的，它们的主委、副主委，还有省里的干部，再找一个老师来做辅导报告，由他来讲，讲一个多钟头，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杨：所以你在网络上文章一开头就讲说“山东大学民建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有召开这种座谈会了，平日的活动是一年搞一次旅游，这次会议很难得”，那你就谈到说“我打算在会上发言”，可主持人又要阻止你啊，可是孙文广教授极力争取下，还是讲了话，而且得到与会者的接受跟认同，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就是民主党派的民主精神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被重视了呢？
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主党派内部是不受到尊重的，特别党派成员他发表一些意见，他有什么想法、什么反映是几乎是没有机会的。
**民主党派是不是政治花瓶
杨：所以你在发言当中你谈到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包括像说“民主党派是不是政治花瓶”的问题，那最近民建的中央主席成思危先生，他还特别论证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这个命题。那你认为这个命题是个现实状况的描述还是强调他未来可能性？做为一个民主党派的党员你怎么看呢？就是一般民主党派人士怎么认识自己的这一种角色跟身份？在今天这个一党专政的中国底下，民主党派到底，就直接讲，何去何从？
孙：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实的，党派到底是不是像很多人讲的，是个政治花瓶，那么你承认不承认，再一个就是下边怎么去争取，改变这个政治花瓶的面貌。所以我觉得民主党派是不是政治花瓶，在这个会上我是这样讲的，是不是政治花瓶不是我们的主席讲了算，（就是成思危主席），嗯，成思危主席，民主党派民建的中央的，他说不是政治花瓶。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据我接触我周围的人，很多人还是认为它是政治花瓶的。当然在这个会上我没有进一步发挥，是不是政治花瓶我觉得可以在几个方面看出来，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花瓶。
杨：看起来那个成思危主席的“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反而是反过来说的，他提醒大家要仔细地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选举中的自由参选人、流动票柜
那你在文章中也提说，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参加选举、提出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下次在选举县、区人大代表的时候，希望民建能够组织会员讨论选举，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辅助他竞选，来看看山东大学民建到底是不是个花瓶。这个真的是一个主要的指标啊，我们知道中国的各地现在都进行区、县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自由参选人一直都受到打压，相对来说民主党派人士的空间有没有大一点儿？您提到这个问题一定是有感而发，就是民主党派是不是对自己出来参选，竞选这个活动反而没有一般独立人士来得兴致高一点儿？
孙：现在是这样的，在我周围还没有看到，网络上有报道，那个是在湖北吧，据说有的民主党派也出来参加竞选的，都受到打压，录不出来，就是你刚要动一动的时候公安啊，或者是有关的领导啊就来找你了，找你谈话。
杨：当然我最近一阵子不管是哪个部分的，四川的，或是湖北的，很多参与县、区人大选举的，我访问了很多，有一些到最后是无疾而终，就是声势浩大。到最后我其实一直在问的是游戏规则，就是说这个到底怎么选法，问了半天，其实都不得要领，搞不清楚这个选举到底是怎么选的，中间有太多的规定，太多的执政者可以操作的空间，最让我感觉到非常骇异的、就是非常惊讶的就是他有流动票柜，到各家去投票，那这个不是，在台湾的话，这个就是看起来准备做票，而且投票地点不定，这个不是只有一个固定的地点你去那个地方投票，他还殷勤服务到你家去，叫你投票，我都不知道当那个票柜回到开票所的时候还是不是同一个票柜？合理的怀疑啊，如果是台湾的话，绝对怀疑你，不管你是谁，一定怀疑你做票；然后呢，这个票还不是当天开，那不是更匪夷所思了吗？简直不能相信。不过我还是蛮佩服的，有时候开出来，独立人士还当选，说起来我们的怀疑好像还冤枉他了一样，（笑）。当然那个不是普遍现象，就是一两个地方，开出来，还是独立人士居然可以当选，那当然我觉得某种程度说起来啊民主进步的程度，老实说，有时候我还不敢讲说中国大陆一些选民的民主进步程度是不如其他国家，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很多独立参选人的名字并没有印在选票上，居然选民可以填对他的名字，还当选。这个我看全世界，这个是中国奇迹啊！中国的民族奇迹啊！呵呵这个不容易啊，在台湾我看都很难，你说拿着个笔到选票上写一个名字，台湾选民谁理你啊，哈哈，给你盖个章啊就很不错了，还写名字！还要学会写！而且中国有一些抄写的名字特难写的，那么多笔划，怎么写对呢？这个都是问题，当然我知道当局想利用这个门槛啊来阻挡一些人，可是还是有人当选，所以我总觉得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民间对民主的题目好像不成熟，我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些地方非常成熟，而且很厉害，居然选民还可以填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就是很有兴趣看到孙教授你提到这个说，你们民建未来可以组织讨论选举，提出候选人，帮助他竞选，看一看啊是不是个花瓶。除此之外，当然这是一个检验标准了。可是您觉得民建的人士啊，这个意愿高不高？
孙：我觉得是这样的。做为他的领导层，这个意愿几乎是没大有啦，下边的话，这种要求好像现在也不是太多。大家好像习惯于这样过来了，但你讲出来以后呢，他听起来也有道理。
杨：有人讲，其实心里就开始想。
孙：哎，像是想这个问题有道理。你说这个流动票箱，是这样的，上一次，就是五年以前选的时候，山东大学就是这样弄个流动票箱，打电话来问我说：孙老师，要投票了，我到你家来还是怎么样，你又老远呢，就不要来了，我给你填上算了吧。他这么讲，呵呵。
杨：哈哈哈……。
孙：我说你别给我填，我虽然身体不大好吧，我还是要自己写的。他就来了，拿着票箱来了。
杨：拿着票箱来？
孙：我就写给他看啦。我当时就是这样。我觉得不该选那几个人嘛，弄那几个人我也不认识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怎么给他投票呢，是吧，所以我就有的给他打弃权，有的打反对票这样子。所以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啦，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制度得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选民要有这种意向，有这种要求，要求权利意识，这是我的权利，为什么给你画圈呢？是不是啊。他拿了以后他不是像你们一样盖章，就是画圈，是赞成的画圈，不赞成的画叉，弃权的就别画，所以留下很大的漏洞啊，弃权的不画，他给你画上一个圈你不成另外一个人了吗？
杨：就是票可以拿去做某种程度的修改啊。其实就是这个选制本身啊看起来大家没信心。所以我还蛮佩服一些独立人士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在这种状况底下还执意要参选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个精神也不得了，了不起，我觉得了不起。
你说像我们在台湾这样子这么久以来啊只要觉得这个选举不公平啊，光去抗议这个程序问题就讨论不完，根本不去参选，这个参选不是自己肉包子打狗吗？这个给你弄着玩的吗？没有人要给你这样玩。所以民主的程序里头，扮选举人，哪个不是战战兢兢？生怕被人觉得说你有作弊之嫌，最怕是这个，不过我看中国的选举常常有这样子，非常不一样的现象啊，很独特了。
**在座谈会上讲话前后的际遇
那也再请教孙文广老师，也就是说谈到是说，其实你讲完了以后，许多人就觉得有一点考虑了，有一点想像，他们怎么回应孙老师你在现场讲过话以后的气氛呢？
孙：是这样的。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话啦，因为我最后一个讲吧，讲完了以后就宣布散会了，他们再做一个总结就散会了。散会以后出来的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到洗手间，就找我说：孙老师你讲的好啊。因为来开会的人呢，有一些我们平常还没有见过呢，（没见过的人）因为山东大学他刚刚合校吧，三个学校合在一起，有些会员以前没见过，还不知道，那么就讲讲话啊，以后联系啊，讲得很好啊，就这样子。
杨：就是来表达，跟你来表达，很多人来跟你致意，就是说觉得讲的很好。所以表示人心里头还是在想着说总该做一点事，那所以这样的会就是一年举办一次的吗？
孙：哪里一年一次啊，呵呵，好几年才举行一次，
杨：哈哈……，好几年才举行一次？！
孙：这个座谈会好几年举行一次，平常就是去旅游啦，到外面去玩啊，玩完吃顿饭走啊，就是这样的。过去共产党还搞组织生活啦，共产党都不搞这个组织会了，很少了，何况我们这些民主党派呢！应付一下就算了。
杨：那民主党派就是说长期都不聚会的吗？
孙：也聚一聚，玩一玩啊，到外面有一个旅游点啊，转一圈回来，一年有的时候转一次。
杨：所以其实这次您去参加这个会也很难得有机会讲话，那刚刚我提到说主持人本来是不让你讲话的。
孙：对。
杨：他是什么理由？
孙：他是这样的。当时他讲话，一个人做辅导报告弄的很长，我就给他递个条子：要不要快点讲？他就不理，不理我就又递一个，他还不理，我就说我想讲一讲，他就紧张了，把我叫到会场外边，他说：你不要讲了，有什么回去再讲，回学校再讲。
杨：是你认识的人？
孙：对对，是会议主持的人，他认识我。主持会议的人，我给他递个条子，让你快讲，说我要讲话，他很紧张吧，就把我叫到会议外边去了，他也不理会了，因为里面有个人在做辅导报告。到了外面以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就跟他争，为什么不要讲了？他说：你回去讲。我说：回去你还开会吧？开这个讨论会吗？别不开了我到哪里讲去啊？他说这没一定，你总这样讲呢，我说：我要回去讲。就回到会场。后来他又找了几个干部，有上边来的干部，一起出去商量，商量完了以后又把我叫出去，还是叫我不要讲。那我还要坚持。
杨：你坚持要讲？
孙：哎，回来以后我等那个辅导报告完了以后我就站起来就讲。实际上是强讲。讲到半中腰，讲了一半，他就说你不要讲啦，别讲啦，别讲啦，当时我就有点生气吧，我就问大家，我说：我有讲话的权利，现在主持人好像不让我讲，我想现在请诸位在坐的请你们评一下，要是不希望我讲下去的话，请你们举手看看有几个人，没人举手。
杨：没有举手，哈哈，大家都要听你讲。
孙：有一个老的吧，年纪很大的，出来说了一句，说让他讲下去吧，让我讲下去吧。好好，我就继续讲，讲完了。所以这个要自己争嘛，当然这种机会还要争取。
**讲话主要内容
杨：所以主要的内容就是您的文章提到的是说：民主党派是不是政治花瓶，然后你希望说大家是不是在这些部分有一些说法，就是去推出候选人这些，您的主要主题就是这个？
孙：主要是这些，讲民主嘛，讲和谐，因为中央讲和谐，我们也讲和谐，要民主怎么能讲和谐呢？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另外还说提出一个东西，也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我有退出民建的想法。
杨：你当场告诉他们？
孙：当场告诉他们，一开始我就说了，我曾经有过退出民建的想法。因为你总不开会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民建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干什么要成为民建的一个会员呢？所以我讲我曾经有过退出民建的想法，大家都要听听啦。下边我就讲了这些，一个是民主建国会要讲民主，否则你把“民主”两个字去掉不就算了吗？叫建国会算了，我也谈到了这个，要讲民主，另外一个呢，大家要珍惜自己选举的权利的意识，我投票，你以前也经常选啦，来了三个人选三个，那大家都画圈，画完圈就选完了，这一个东西，他一方面怪领导啦，怪上级贯彻的意图，另外一个你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画圈呢？你不画圈的话，他不超过半数怎么当选呢？他再来啦，再选一次。所以我现在觉得你现在想，提出三个人你把这三个人都差掉这个很难，但是你做到一定程度，它达不到半数，那么他只好再选，那么这种可能性还是，如果不做票的话，做票的话，哈哈，那就不能算了，不做票的话大家争取。我要选我理想的人，这种选举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当过政协委员，政协委员选的更滑稽啦，到那会上一百个人叫你选，我们有的时候，那个政协委员差不多有一千个人吧，他选常务委员，或是什么，给你很大的名单，将近一百个人叫你选，叫你在上面画圈。那当时我们山大的几个老师坐在旁边，说这怎么办呢，都不认识，后来说这样吧，咱们隔一个画一个圈。
杨：哈哈……。
孙：那是一九八八年的事啦，后来几次我们都是这样，就是你给他选。你干嘛我不认识这个人，你弄了一个很大的名单叫你画圈圈，这个大家很反感的。
杨：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要继续访问我们山东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老师，孙文广老师请你在线上等一下。
孙：好的，好的。
杨：今天我访问的是住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老师，孙教授，请问你还在电话线上吗？
孙：我在这里。
**民主党派的责任感、热情、判断力
杨：我们从台湾的经验来看，现在看看中国大陆现在有八个民主党派，那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党禁的时候也有青年党跟民社党两个，我们当时候都称它花瓶党，现在看起来这样称它们真的是也有一点不敬啦，因为他们没有那么花瓶啊，那根据我们了解，就在那个建设两个党派人士能够发挥在野人士的作用而且他们都出来参选，虽然参选常常也是参选当天就失踪了，或是选举当天会停电，都发生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实讲出来就是在做票。尤其在一些台湾的年青人，通过加入这些党派，在党禁的期间参与政治活动是一个管道，台湾有党外运动的前辈好像郭玉先就曾经是青年党党员，由他带起来一大群后来称为党外的民运人士，后来就变成是民进党的前身。事实上，中国的民主党派其实是，还是应该是，要作为的话，有可以作为的，有为者易做事啊，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精神啊。我想请教孙老师的是说，民主党派的热情跟它做为民主党派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力，这个热情、责任感、判断力三个指标来看啊，你怎么样评价？
孙：一个是热情，一个是责任感，（判断力）判断力。我觉得这三个是这样啦，首先一个在有责任感。
杨：是，首先一个在有责任感。对民主，对人民的责任感。
孙：哎，对社会，对现实，对广大的民众有责任感，另外还有一个责任感，就是我既然入了这个党，我对这个党也应该负责是吧，为我自己负责。人家骂都你花瓶，寒心嘛，那么你现在跑掉，也是一个办法；也可以不跑掉，在里面说几句话，是吧，利用这个机会。所以第一个责任感。
第二是要有热情，就是我要讲，我要说，我要做，根据你可能的形式。拿我自己来讲吧，这一次是讲了一次，前两次讲都是利用一些去旅游吃饭时，我也可以讲两句。
杨：吃饭也不错啊，旅游也很好啊，湖光三色，吃完饭，然后发表个湖边散记这样子，呵呵。
孙：他这个主委当初通知我开这个会吧，不是开会，就是去旅游这个事情吧，他通知我，结果通知了三天打电话没找着，他就火了，说怎么搞的，你不在家？我说我在家，我电话受骚扰。后来在吃饭的时候做为解释这个事情我就说起来了。我说这个事情，电话你为什么骚扰呢？一天几千次的响，当时有的领导不大愿意听，我还是给他讲完，我说你给我向上反映去，怎么可以呢？我们民建有民建的组织是吧，向省里去反映去。他说，你自己去反映去吧，我不管你。这样一讲吧，大家就知道了。还有一次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开会，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再发展他。在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一些，说这个民主党派啊，你不能给它画一框框，让它这个党发展这些人，不准发展哪些人，学生不准发展，一般的农民、工人不准发展，只准发展什么，这个我觉得不合适啊，谈了一大通。所以这个要有热情，尽我们的力量。
另外这个判断力，判断力这个也非常重要的。现在和多少年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时局不同，）哎时局不同，他现在开放嘛，是经济开放了，不管经济开放也好，什么开放也好，有的人可以出去了，另外媒体可以听了，过去听你们的电台，都是犯罪了，都是反革命了。（以前都反革命，现在都不会了）叫偷听敌台，我当年被批的时候，一条罪状就是偷听敌台，这个美国之音啦，台湾的电台，像你们的电台都是敌台，不能听。现在这个好像突破了，大家听听啊，也没什么事，不但没什么事，有时候拿着手音机在公园里听，自己听，也给别人听，（还可以接受访问，）接受访问，对对对，呵呵呵。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有些变化了。另外大家也慢慢地也看到台湾的这些选举啊，电视上不让你直接看，它有些转播，看看，哎这个陈水扁怎么是总统还可以让他去罢免，还几万人示威是吧，（他现在真是灰头土脸了，真是抬不起头来，呵，是啊这民主啊）胡锦涛有可能做到这一步吗？做不到的，是吧，就有一个想法，慢慢就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在这个情况下，特别是有一些事情，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找不到代表人，谁替我们去讲去？后来我就问他：你选代表他都不代表我们啊，下次选不代表你，你就不要投他的票啊，是不是啊，可以干嘛，这样慢慢地有些人可能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哎，对呀，我为什么有些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没人来代表我们去讲话，我们在下边发牢骚、写信都不管用啊？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三个确实很重要的，要有责任，有判断力。
**长江后浪推前浪，果真如是？
杨：对时局的判断力。我再冒昧请教一下，像那一天您去开那个会啊，年龄，平均年龄怎么样？
孙：平均年龄那是比较偏大的，大概五十几岁吧。
杨：五十几岁啊？
孙：嗯，五十几岁。
杨：当然不是说年纪大就不行啦，但是总是年轻人嘛，长江后浪推前浪，民主党派要有未来的话，当然应该有很多年轻人要来参加，所以年轻人的比例怎么样？
孙：年轻人的比例比较低一点，平均年龄五十岁吧。但是你要讲回来啦，真正敢讲几句话的，还是年纪大的。
杨：年纪大的，对，我最近也这么观察。
孙：为什么呢？年纪轻的时候他上有老下有小，他有饭碗的问题。譬如在山东大学，你还在这工作对不对，另外你要提职啊，提职称啊，你现在是副教授，你想提正教授吧，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杨：所以年轻人反而保守了。
孙：反而保守了，对对对，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干嘛，可他不敢讲啊不敢说啊，他敢说他敢讲，那他老婆不让他讲啊，他孩子不让他讲啊。
杨：还不行。
孙：现在大陆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像林牧啊，都年纪很大了，七十九岁了，在写在讲，还有一些人也是啦，中年人要么你彻底跟他摆脱关系，不在大学里工作了，到社会上。可是大陆现在没有市场化的时候，你找工作也很难啊，国营企业不要你，报社不要你，科研机构不要你，作为学者你到哪里吃饭去？是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民建会员应多了解自己的历史
杨：所以这个普遍性来说，在热情、责任感、判断力上边其实还是一个关键因素啦，就是决定中国民主的走向，现在也存在一个瓶颈。在文章里头我也看到，孙文广老师提到就是希望民主建国会多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提到章乃器先生，提到他在参政的过程中担任粮食部长的贡献，还有提倡不要搞个人崇拜，而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认为民建应该要提倡这样的精神，对于民主党派的历史研究也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相当重视的一个话题，那孙文广老师你怎么评价这些民主人士的角色价值啊？最近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内所谓两头真这一种老干部很多谈论，你认为这些人的价值何在呢？尤其有几位这样的代表性人物，相继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都往生了，我们也做了一些纪念的谈话，你怎么看这一类的政治的精神，就是你谈到民主建国会应该多了解自己的历史。
孙：是的，我觉得是这样。民主建国会也好，民主党派也好，他在过去有一个光荣的历史，他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共产党统治下的，或者在建国初期，后来他们就在五七年的时候多半都被打成右派了，那么后来这个传承就难了，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他不了解这一段历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教育也了不得，从五0年以后教育就全都贯彻“伟大、光荣、正确”了，对过去谁争取过民主，有一些民主人士真正地主张民主的知识分子，像胡适，把他批得一塌糊涂啦，批得大概写了两百万字的文章，批胡适的全国。当时的人就认为他是错误了，后来就根本不提了。所以这样的话，在教育、宣传、还有文艺这三大东西灌输到年轻人脑子里面去，年轻人就缺少民主观念，这种自由，世界这种共同的价值趋向吧。不如那些经过过去那段历史，他不需要别人灌输，你再灌输，我经过一段历史，五十年代我经过，后来再一回想，是这么回事。讲的一般话是走了一段大的弯路，到了晚年他醒过来了，那么他要说，他要讲。中国现在很多，像李慎之先生、还有李锐先生啊，鲍彤先生啊，都是这种情况。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回顾历史，去查一查，国内的网上看不到，你可以到国外的网上去看，但是可惜呢，这方面的东西在国内是比较难，你譬如上国外的网，听国外的广播，都有些人有顾虑的，这样就限制他的思想、思维啊，我觉得还是应该研究民建的历史，民建到底有哪些人，章乃器，还有很多一些啦，当年打右派的时候大陆大概是全体中央委员里边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央委员都给打成右派了，会员里边大概百分之十几，这一段历史中共不提，民主党派中央他们也不愿意回顾这段历史，怎么办呢？就是大家应该想办法去找一些资料看看，另外了解的人应该向他们介绍，像章乃器这样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反对个人崇拜而且说对毛泽东也不应该个人崇拜，这个话在当时讲的很有价值了，就打极右派，还弄他二十几年，最后在过世之前也没有平反。现在他儿子好像也在写上些东西，很有价值的。
**关于极右派
杨：这个孙老师你经过这一些时代，但我们年轻在台湾长大，我从小对这个话有时候听不太懂，就是说骂人家反动，好像就可以抓进来关，说人家极右派也可以抓进来关，极右派是什么意思呢？太统了，呵呵，就是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极右派就可以关二十年。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今天这样子的日子还会再发生吗？现在比如说抓一个极右派，是个罪名吗？
孙：现在当然不会这样子做了。他把右派分为几个等次啦，一个是最极端的叫做极右派啦，像章乃器，还有章伯钧啦这些，现在的情况当然和过去有点改进了，收听敌台，大概也不会马上把你怎么样。但是有些人写文章，写文章他就把你抓起来，最早的魏京生那个时候，当时他就是讲了一点政治民主化啦，就把他抓起来，判他十几年徒刑，那是一九七九年吧，“民主墙”嘛，那么现在呢，仍然要抓，有些地方，比如山东有个李建平抓起来以后就找他的文章，找出十八篇，要判他，已经关了一年半了，现在最近宣判，判两年徒刑，再关半年就放出来了。那么当然判是不对了，是打压了，他比过去也不一样了，过去言论不说判死刑吧，至少比魏京生判得重得多，所以这个是大家面对在打压的情况下怎么说怎么做，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适当掌握一点分寸，有些过分敏感的事情适当的时候要回避一下，在会上讲话的时候和在国外发文章的时候还不一样，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多说一些召开会议的时候你让那些人听着说：哎讲的还可以。这样他想孤立你就比较难一点。
杨：所以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看起来时间会在逐渐地解决，不过我们刚讲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努力的程度，其实还是一个指标，足不足够的热情，有没有那样的确一种责任感去推动，然后对时局的判断。其实我们上一回谈的时候就从经济切入谈，这一回我们从政治党派的角色去切入，都还是万流归宗啊，就是还是要有勇气，这个真的是不得了，你那一天的这个讲话，其实是要有勇气的，不过比较佩服的是您今年已经是七十二岁了，反而是中国的老年人比青年人勇敢，呵呵，真的是如此。
孙：可以这样说吧，另外一个就是负担大。
杨：负担大，值得同情，我们也寄予同情，非常谢谢孙文广教授您接受访问，谢谢你噢。
孙：再见。
杨：谢谢，谢谢，再见，我们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2007年5月10日整理于山东大学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