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我于78年因“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被济南中法，判处七年徒刑。
判决书中头条认定事实是：66年6月我在屋中开着两个灯泡说：“一盏表XXX，一盏表示蒋介石”（XXX据法官说是毛泽东）。我认为这句话本身构不成犯罪，这个认定“事实”也需要核实。
望审查这个案件。
孙文广
80年3月6日
于济南劳改支队
另附请转：给党中央信
党中央：热烈拥护十一届五中全会重要决策。
毛泽东问题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我自己近几年写了一些看法。因条件限制，资料极少，没有观点交流，所以必然肤浅和不够准确。现再附上一些。
孙文广
80年3月6日
于济南劳改支队
附：
毛泽东问题研究八页
毛泽东的局限性五页
试论毛泽东的本质七页
分段解决毛泽东问题八页
共二十八页
毛泽东问题研究
毛泽东问题
毛泽东问题研究，包括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思想、理论、路线和实践活动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从1935年开始到1976年逝世的四十余年间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他是中国现代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核心人物，他所代表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曾经培养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对毛泽东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毛泽东曾经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实践活动。毛泽东问题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56年党的八大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政治活动的后期。
关于毛泽东前期的思想活动，在党的七大、八大上都有过结论，有过肯定的评价。对于那一段问题，现在一般还没有很多异议。现在的毛泽东问题研究，应该着重于研究他后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其他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一样，首先必须展开真正的史实；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才能进行充分认真的探讨和评论。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事实和背案材料，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展开，传统的观点还在束缚人们的头脑。因此从毛泽东逝世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的评价还不能十分的完整、细微和准确。
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和现在对毛泽东问题所写的一些评论只想勾画出一些粗线条，描绘出一些轮廓，对一些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
研究毛泽东问题的意义
直到今天为止我国的宪法党章都规定毛泽东思想是全国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后期的那种非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起着统治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起着极大的束缚作用，影响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毛泽东后期所代表的那条路线涉及到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但影响过去，而且影响现在。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妨碍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对毛泽东问题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计民生。我国在过去近二十年中所遇到的灾难，其中包括58年开始的三年人为灾害，和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都与毛泽东问题直接有关。为了避免这种惨祸的再现，必须研究毛泽东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曾跟随毛泽东，把他做为英明伟大的领袖来对待。共产党后期的错误与毛泽东问题直接有关。毛泽东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是中国人民中一种错误思想的极端发展结果，反过来又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以极深刻恶劣的影响，这个影响还涉及国外。毛泽东的道路实际上也是全党全国的道路。根据我们党和每个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总结经验教训，是创造巨大精神财富的过程，是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从毛泽东问题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必须成为我国人民世世代代永远记取的鉴戒，将成为全人类世世代代永远记取的鉴戒。这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起点。
在很大范围内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就是中国人民的错误，因此，从毛泽东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就具有极其普遍、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毛泽东的思想沿着左倾方向发展。57年他领导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把大批的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58年他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大破坏。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要求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敌视批评意见，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成“反党集团”，在全国发动“反右倾”运动。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在思想理论上准备发展极左，准备在政治上把更多的人打下去。以后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63年5月的前《十条》、65年的《二十三条》和66年的《5 16通知》完全形成了他的极左的思想理论，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他的极左路线。以后一直到他逝世前夕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极左方向、极左路线一直没有改变，表现在政权形式中则是“全面专政”。在他死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极左”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从左倾发展到极左，以后推行极左的过程。在这段时间有很多同志在不同的问题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抵制，但是他们被打击、排斥、敌视，有很多被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
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从五十年代来看毛泽东左倾思想的渊薮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小资产阶级是我国数量最多，历史极为悠久，解放后生产方式保留最长的一个非无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解放解放之后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在某些方面还有新发展。
过去的小生产者，既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又有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的抵触情绪，和恐惧感。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反映到政治经济领域，反映到党内，都有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夸大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影响，把“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的敌人，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下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从57年发动领导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到76年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他都是把“资产阶级”当成最危险的敌人。
58年毛泽东领导“大跃进”、“公社化”的同时在思想理论上则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的懦夫懒汉思想”
59年在“反右倾”中，他也是把“右倾机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来进行批判。说什么彭德怀同志，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在57、58、59年，毛泽东在形式上都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当做主要的批判对象。他看不到当时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在毛泽东的政治视野中已经没有了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影响，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资产阶级”，这恰恰说明毛泽东已经站到了小资产阶思想的立场上了。
58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思潮，实际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如在分配问题上，在社会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要破坏国家计划，破坏国民经济发展比例，要摆脱集中领导的自发倾向和无政府主义。
58年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则更加明显，不讲科学原则、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不讲物质条件，要脱离生产力的水平搞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村吃大锅饭、搞食堂、搞吃饭不要钱，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出要在几年之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58年小生产的盲目性、片面性、狭隘性都有过极为充分的表演。这些方面由于毛泽东的倡导，由于他的瞎指挥，更是火上加油，使全国陷入一种盲目的狂热思潮之中。盲目否定，盲目上马、盲目运动、盲目失败。科学原则被否定，正常秩序被否定，合理规章制度被否定，专家知识分子被排斥，外国经验被排斥，科学常识被排斥。很多项目都是一哄而起，盲目上马，什么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小土群，大办体育……人们在“大跃进”中精疲力竭地运动，最后是昏头胀脑的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而这些盲目性、狂热性正是毛泽东极力赞扬的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在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大力号召搞小钢铁，小化肥、小土群。实际上是要搞一大批小而全的企业，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一种地方自给自足式的封闭，保守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小生产的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严重损害，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大工业的发展，造成全国性的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批判社会主义
毛泽东后期的思想特征从表面上看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过分夸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将其当成主要革命对象。而实质上则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场上，站在小生产习惯势力的主场上来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其归宿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是极左，在政治上是全面专政制主义，在经济上则是自给自足的保守的，地方的自然经济。
毛泽东的两面手段
毛泽东后期采取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过去的同志，在很多地方使用两面手法。
1965年彭真同志代表党中央接见彭德怀之后不久。毛泽东当着很多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彭德怀同志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这表面上看是高姿态，象是检查错误。但是过了不几天，在毛泽东亲自授意下，江青联系，姚文元执笔写出并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矛头直接指向彭德怀同志。
66年9月毛泽东对贺龙同志讲“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还讲“我当你的保皇派”66年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还亲自召呼贺龙，叫他到前面坐。但是只过了两天，江青就到清华对贺龙孩子说“你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也不是好人”。不久贺龙就被打倒，隔离、搞臭，最后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对那些要打倒的干部经常采取的手法就是当面讲的好听，背后准备下手。他经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同志，搞什么“引蛇出洞”、“钓大鱼”、“毒草要让他放”、“牛鬼蛇神要让他表演。”他经常使用排除异已，分化瓦解，突破一点各个击破，拉一派，打一派等手法。
58年他领导的“大跃进”公社化造成严重恶果，59年召开庐山会议很多人都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彭德怀，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转移了全党全国的视线，摆脱了自己的被动局面。这是使用了以攻为守的战术。
58年他所代表的左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三年灾难（过去曾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确切的说法是三年人为灾难）是无法掩盖的。为了遮人耳目他在60年辞去了国家主调节职务。62年间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做了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不触及左倾原则问题）。但是在几个月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却提出要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准备在政治上进行反扑，打击党内反对派。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使很多同志感到他今后要发扬党内民主了，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了。但是在这年召开十中会之后，四年时间他不再召开中央全会。直到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搞臭了一大批老一代的革命家，把可能抵制他错误的一些同志排斥出领导核心废除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了代替书记处的“中央文革”之后，他才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党的八大之后十三年他才召开九大。在和平时期为什么要把党的代表大会延期十年之后召开。为什么废除各级监察委员会？为什么要另立“中央文革”？这不是公然在破坏党内民主吗？回顾这段历史，人们怎么能相信毛泽东在62年后说的要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话是出于真心呢？
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是诚实的，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在党内更应该如此，但是毛泽东的后二十年没有做到这一点。
按：当时我提出解决毛泽东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但是第三阶段中所提出的很多问题2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如把毛泽东问题做为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来研究，在党章宪法中消除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把“四人帮”与毛泽东联系起来。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大陆公开讨论的禁区。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