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变革分为叛乱、政变和革命,“颜色革命”属于革命政变。有各种因素推动和阻碍了这些运动取得成功:“递减性的相对贫困”使公众易于造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具有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是成功的条件。反对派精英上台后既不进行革命也没有促进民主发展。民主促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专制政权学会了抵制它,从而削弱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发展。

关键词:东欧;颜色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政治变革

作者译者简介:大卫·雷恩(DavidLane),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李玉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天津300071)。

1989年以后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东欧形成了几个不同的集团:新的欧盟成员国、渴望入盟的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和仅仅实行了部分改革的国家(塞尔维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上述国家中,几个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如塞尔维亚(2000)、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这些公众抗议都采用了一种颜色(如乌克兰是橙色、格鲁吉亚是玫瑰色)作为一种标志来辨认他们的支持者并代表运动的特征。2005年,其他具有相似经济和政治发展轨道的国家(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在发生之前就被制止或者发生后被成功镇压。而且,此类现象不仅限于前社会主义国家,2005年黎巴嫩发生了“香柏”革命,乔治·布什认为2005年伊拉克大选后的“紫色”革命标志着民主的到来人们一直把颜色革命与早先的“独裁统治的转轨”联系起来。

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被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开端,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使其达到了顶峰。然而,葡萄牙的“革命”更像是一次军事政变,在“革命”中士兵们把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枪口和坦克炮口上,以表达他们与人民的团结一致。我认为,后来的颜色革命延续了这种类似军事政变的特点。

这些被通称为“颜色革命”的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试图引进“来自底层的民主”以实现他们所倡导的社会政治转型。尽管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拥有共同的战略,即在宪法框架内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来拓展公众的政权参与形式:他们被合法化为“更大的民主”运动。它们的目标都是推翻现任的政治领导人。抗议者通常关注所谓的欺骗性的选举程序,公众集会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学生。与传统的政治示威相比,一个新的特点是通过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移动电话、互联网和来自本地及外国的媒体帮助,各种事件都得到精心安排。那些支持所谓的民主捍卫者的示威活动,一旦开始,就伴随着程度不一的大众性文化活动:摇滚乐和流行音乐,这些活动有助于动员、团结并娱乐普通民众。

这些公众示威的宣传和组织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宣传员、音乐家和娱乐界人士——甚至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示威进行的过程中也会得到报酬和生活必需品。尽管这些抗议在民主的框架下是合法的,但他们是否能实现“民主化”则是另一回事。这种类型的政治事件是构成“人民革命”还是只是一种形式的政变,也是值得商榷的。

国际视角

显然,这些公众事件风起云涌,同时也是连续不断的,先前成功的抗议活动(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和乌克兰)对后来的示威活动有积极的示范作用。然而,这些活动都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取决于当地的环境、精英的构成和民众被动员的倾向性。这些条件为公众示威提供了机会,缺少这种机会,示威可能被镇压。

分析颜色革命要有一种国际视角。民主促进运动的支持者大量引用了吉恩·夏普(GeneSharp)《从专制到民主》一书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定义的抗议技巧。所有的抗议活动都获得了外部的道义和资金支持,尤其是那些支持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的西方基金会的支持。西方使用了一种“软”的政治力量来诋毁现政府。这种政策源自约瑟夫·奈等学者的思想,他们主张由使用军事力量和胁迫转为通过操纵公民的规范和价值观来促进内部的变革。奈宣称,通过使用多种交流渠道,西方的国内成就和国际业绩可以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优势。“吸引力”可以包括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公平)、文艺作品(流行音乐、艺术)和消费品(麦当劳食品、移动电话)。一种重要的战略是通过操纵公民的规范和价值观来促进内部的变革。

可获得软实力的国家是那些最接近自由主义、多元化和自治这些全球性准则的国家;是那些拥有多种交流渠道的国家,是那些利用其国内和国际成就来提高其可信度的国家。这些方面的力量赋予美国和欧洲以极大的优势。

基于这一立场,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包括支持专制国家的民间社会团体,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寻求制度的转变。这一立场已经被历届美国政府采纳。乔治·W·布什在200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得很清楚:“美国的政策是争取支持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制度的发展”。民主输出政策是新保守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要创造一个与美国(及其盟友)的行为价值息息相关的国际秩序。支持专制国家的颜色革命,争取所谓欺骗性的选举之胜利,就是“软实力”的形式。颜色革命的政治性质一直是右倾的,它不像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葡萄牙革命是左倾的,不仅支持民主改革而且主张私有财产的国有化。颜色革命叛乱分子一直强调自由、私有财产权、市场机制并反对国家干预。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他们一直为加入西方联盟如北约和欧盟提供保障。

西方对“颜色革命”的大部分解释——学术的和新闻报道一样,都一直强调它们的正面目的和效果,并将其合法化为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第三次浪潮”中的一部分。他们“把专制领导人赶下政治舞台……因此,我们在后共产主义世界亲眼看到选举革命出人意料地成功扩散……在那里,狭隘的领导人被自由的领导人所取代。”此类论者抛出“制度变革的选举模式”论。“选举是民主的指标——一种已经成为全球规范的政府形式”。实质上选举是新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工具,这类作品近乎于给选举以政治授权。这种论调把“民主”的定义画地为牢地限定在政治机制上,使公共议题丧失了任何的政策效果和不断的深入思考。

批评者认为,看似很受欢迎的革命实质是变相的政变。不能有效动员民众来推翻现政府的反对派力量——反对派精英——通过组织革命活动来攫取民众支持,进而通过公众选举实现权力的合法转移。纳塔利亚·纳罗科尼斯卡亚(NatalyaNarochnitskaya)认为“人民之声”非法地使用现代传媒技术(电视、收音机和报纸)来制造舆论从而强制推行政治变革。得到有力赞助的非政府组织利用互联网和媒体开展工作,从而变成了政治实体,并非植根于市民社会并为公民服务。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外国政府财政资助的发起者投身于叛乱活动,根据他们自己的观念来定义民主并夸大选举舞弊,使政变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并使之合法化。

“舞弊”的指控有时是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随着而来的是对现当权者的不信任运动。投票后民意调查是一种政治工具,一旦宣布选举舞弊,它就会被媒体夸大。例如,乌克兰最初宣称“选举舞弊”是基于2004年10月的投票后民意调查,而此后一个月的再次投票后民意调查使挑战者尤先科(Yushchenko)成为胜利者。这些指控设定了这样一种政治情景——一种想当然的政治臆断——选举舞弊已经发生。就2008年2月亚美尼亚前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LevonTer-Petrossian)领导的失败的“革命”而言,尽管国际观察家们声称其选举接近欧洲的标准且几乎没有违规行为发生,但是反对派操控的媒体宣称选举伴随着“争吵、威胁和操纵”。像这里讨论的其他现象一样,发生在亚美尼亚的骚乱具备未遂政变的特征,它是由以前的政治领导人领导的,支持的群众人数估计从1万到5万。媒体描述的“人民的力量”实际是精英操纵的示威。大众可能会被令人欣快的革命思想所吸引,但却是本土反对派精英在政治交易中的工具,常常得到那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外国势力的鼓舞。这样的革命如果成功了,随着而来的不是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而是精英循环,前统治者要么被驱逐要么被选入新的精英圈子。“颜色革命”这种现象是一种新型政治运动,需要找到一种契合它的政治变革范式。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变革;其次把“颜色革命”定义为新型的革命活动:它是公众抗议和政变的结合——革命政变;第三,考察了导致“颜色革命”这种现象发生的条件因素。最后,考察了“颜色革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

政治变革的类型

在分析政治变革时,人们把政治变革分为叛乱、政变和革命。用以区分政治变革的标准是:政治活动的组织类型;公众参与程度;叛乱和反对派政治精英的目的及结果。用组织、公众参与水平和叛乱分子及反对派精英的目的表示不同类型的政治变革的界定,如表一所示。

叛乱是一名统治精英被其他竞争精英突然地非法推翻(例如,建立起军事机制取代政党机制);公众参与程度低,叛乱的目的是用新精英取代现在的精英。政变是一套统治班子被另一套统治班子非法替换或更新(如一个政党的执政派系被这个政党的另外一个派系或者另外一个政党代替)。相对来说,这些政治过程,无论推翻还是维护现政权,都不需要太多公众;他们在本意上也不想产生重大的社会或经济影响。

革命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把“革命”定义为“强行移交国家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相互竞争的集团提出互不相容的控制国家的诉求,每个集团都声称自己受到国家司法许可,有权控制大部分的人口”。这个定义和古德温(Goodwin)的很相似,革命就是民众运动用宪法以外的或暴力的方式推翻国家或政府的事件。然而,这类界定都忽视了社会运动的类型、大众的参与程度和叛乱的政治目的。“革命”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社会或政治革命不仅需要群众参与,而且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将从根本上改变统治阶级和社会经济制度。而且,随着政治转型,新的统治阶级获取了原统治精英的权力,社会和经济制度也要发生重大改变。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是这种观点的最好阐述者:她强调社会的状态和阶级结构的转型。

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知道“颜色革命”不仅仅是宫廷政变,但它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原因有几个:第一,激进变革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当前统治阶级中的精英或者反对派精英。“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不适合称之为“革命”,因为按照革命的定义,权力的竞争者不能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第二,“颜色革命”的结果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变更并导致外交政策和国际结盟的转变,但是他们没有引起制度的变革:财产所有权没有变化。

“颜色革命”不属于上述类型。由反对派精英领导、以取代统治精英为目,这是叛乱和政变的特征。不同于这两种过程,颜色革命有明显的高度公众参与的特点。但它们不属于传统革命的类型,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有关社会重大变革的政治理论,其政治目标是精英的取代,而不是用新的统治阶级取代当前的统治阶级并实现财产关系的转变。塞尔维亚可能是个例外,颜色革命的叛乱分子试图变换领导人,以兑现他们承诺的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和民主。然而现在的后共产主义精英还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颜色革命和一般政变的不同主要在于领导者的作用、公众参与度高及外部的资金支持。与传统的革命不同,颜色革命缺少一个从下层来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的革命阶级。

然而,颜色革命也许适合另一种政治类型:“革命的政变”。颜色革命并没有遵循对威权政体进行系统的变革的轨迹(尽管它的许多支持者有诸如此类的需求),它的目的是更换新的政治领导者。然而大众的参与使它不只是政变。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这样的政变与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在革命的政变中,大众作为被动的“观众”参与其中,而在政治革命中,大众(以自治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形式)积极投入到政治活动中,要求重大的社会变革。最后,结果很关键。如果叛乱分子的意图不是实现结构转变,就不能说发生了政治革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社会或政治革命和作为公众抗议结果的政变区分开来。

革命政变

革命政变是内部或外部的反对派精英通过广受民众支持的代理人煽动而变换政治领导者。此类事件中,精英(或反对派精英)的参与度很高;公众(大众)的参与度也很高,但只是作为“观众”。叛乱的意图是平息民怨,推进转型的目标,但这一切不是通过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建而是通过更换精英来进行的。对现实经济和社会的不满如生活水平的下降、医疗保健、财富和土地的分配以及失业等,才可能是大众参与抗议的根本原因。表二解释了此种类型的活动。

成功的“革命”被看作是政变,其证据可以从事发之后上台的领导人的背景里找到。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是重要的政治家。例如,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Kosˇtunica)是反共产主义和亲西方的民主党的创始人。另一著名的反对派成员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Nikolic′)曾在1999—2000年任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副总理。在格鲁吉亚,骚乱之后掌权的是祖拉布·日瓦尼亚(ZurabZhvania)、妮诺·布尔贾纳泽(NinoBurjanadze)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Saakashvili),他们都曾在议会任职,萨卡什维利在谢瓦尔德纳泽(Shevardnadze)时期一直担任司法部长。在乌克兰,维克多·尤先科(ViktorYush-chenko)在库奇马(Kuchma)时期是国家银行的领导人和政府总理,本身是经济寡头的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Tymoshenko)加入了他这一伙。在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Bakiev)和前外长萝扎·奥通巴耶娃(RozaOtunbaeva)在推翻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Akaev)政府的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大部分对于“人民革命”积极评价的文献都忽略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具有精英竞争和类似氏族性质政治的特点。把颜色革命当作革命政变来看,是因为它吻合这样的设定:国内精英的领导和这些事件的外来特性。它给了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外国赞助的非政府组织以立足之地,从而成为西方软政治——“民主促进”的代理人而为西方服务。欧安组织及与它相关的组织如民主人权办公室优先考虑民主促进,而他们对民主促进的解释依据只是选举权和政府腐败。这些组织很少论及社会保障或工作权或福利权,也不批评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的经济欺诈行为。

颜色革命具有连锁反应的特性,一次革命的“成功”预示着其他革命行动的接踵而至。然而,人口结构和民众的心理倾向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群众能够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变,在根本上是由于潜在的社会和经济的缺陷或者是反对派精英充分获利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而造成的。这些结构和心理特性的差异有助于解释颜色革命政变的成功与失败。

“革命”的结果

无论如何,要分析的问题是,对那些后来的追随者而言,早期的高潮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榜样:在许多国家这种“榜样”是怎样被其他人复制、改良或忽视的?我们也需要分析人们倾向于或易于追随榜样的程度和原因。人们可能用不同的标准来重组各种政治现象用以解释为什么有些颜色革命成功了而有些失败了。

表三区分了颜色革命行动的不同结果。它区分了政治精英组合的变化和随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它还按照大众参与程度区分了不同的国家。“大众参与”不应该混同于“人民的民主促进”:这种参与是由其他不满诱发的——地区的、种族的、阶级的或者代际的——或者可能是感情的或者唯利是图的。

把这些国家归入不同的类别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的反政府抗议失败了。1989年中国发生了相对高水平的抗议(在某种程度上示威者造成了首都中心的瘫痪),但是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权变动。在乌克兰,民主派通过选举维克多·尤先科做总统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精英中重要角色的变换,但是随后的政治变革很小。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派由于源于南部地区的抗议运动而下台,其他派别获得政权。阿卡耶夫总统下台之后,“郁金香”革命被依然很强大的“独立的商业利益、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和庇护纽带”所左右。革命的后果并没有扭转以前的腐化模式:“三月事件发生了……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不稳定,暗杀和难以控制的群众行动不断增多。”阿卡耶夫的继任者巴基耶夫(Bakiev)认可了一个“由令人怀疑的选举”组成的议会(最高法院一直认为该选举结果无效),新政权充当了“保护其成员个人利益的一个工具”。就像斯科特·拉德尼兹(ScottRadnitz)指出的,没有政权的变化,只是“权力的转移”。即使是在选举程序上,2007年的选举也是有缺陷的——执政党仅仅得到了49%的选票就获得了90个议席中的71个,主要的反对党没有获得任何席位。这个结果是由选举制度造成的,它要求的资格门槛是:在每一个地区选举中获得5个席位和0.5%的选票,这样的制度明显歧视以地区为基地的政党。欧安组织的初步调查报告把这次选举温和地描述为“一次错失的机会”和“不寻常的”选举制度。

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在影响政府人事的重大变动上是成功的。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亲西方的重大转向。格鲁吉亚在萨卡什维利(Saakashvili)的领导下,进行了更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同时伴之以国家的强化。萨卡什维利总统是戴着民主改革者的桂冠获得政权的,但他很快就因迫害反对派、遏制媒体自由而遭到严厉批评。随着2008年进攻闹独立的南奥塞梯的行动失败,反对派领导人组织了大约2万人的示威活动,要求“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法改革、媒体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在格鲁吉亚民族联合运动(UnitedNationalMovement)的领导下,反对派一直声称萨卡什维利政权除了抓捕政治犯外还进行政治谋杀。

显然,颜色革命之后的政权变化毫无疑义地没有带来更大的民主化,哪怕是狭隘意义上的“选举政治”。

成功和失败的条件因素

如果起义的目标是相似的(即促进民主),那么,政治和社会学的难题是要解释为什么结果不同。根据颜色革命行动的提示,三个主要因素有助于解释民主促进的成功或失败:(1)精英和全体民众倾向于激进变革;(2)思想动员和政策宣传;(3)改变现状的实用的政治方案。如果我们考察这三个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因素,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颜色革命、它们为什么成功或失败。

公众倾向

变革的倾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转轨影响的后果。假设转轨政策导致了失业、贫困和生活水平下降,那么,全民就会倾向于变革。在被讨论的国家中,白俄罗斯和中国对经济的破坏是最低的,保留了许多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最初都严重下降,大众生活在贫困中。

数据1表明,从2000年到2005年,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获得了增长,只有乌兹别克斯坦遭到了下降。然而,这些数据忽略了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类似于欧洲的福利国家。

这些数据表明,所有这些国家的整体社会环境都在恶化,除了白俄罗斯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虽然中国的收入差距以令人震惊的高速度上升。俄罗斯是一个特别突出的案例:它的收入上升了,但预期寿命下降了,GDP-HDX是负数。这些数据使人们认为泰德·罗伯特·格尔(TedRobertGurr)所定义的“递减性的相对贫困”一直在上升①。人们的期望保持不变(或甚至可能上升,从共产主义终结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但是满足他们的能力却下降了,尽管2000—2005年间GDP普遍增长。用格尔(Gurr)的话说,福利(即经济)、政治和人际价值机遇下降了,从而构成诱发人们进行政治抗议的条件。人们对政府的忠诚和信任弱化了,对政权的支持也决定性地下降了(公众民意调查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并非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叛乱,那些经历过叛乱的国家,叛乱的程度也等等不一。相对贫困,无论多么严重,都可能诱发叛乱,但不足以引起叛乱。列宁认为,导火索是必需的,颜色革命背后的积极分子提供了这一导火索,点燃了假想的选举舞弊。在思想上,颜色革命的战略是列宁主义的。正如一位青年组织者所说,现在的抵抗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反对派的团结、纪律和良好的战略计划。抗议要获得成功,团体和民众都必须倾向于参与内乱。

那么,用基尼系数表示的不平等程度与公众抗议程度有怎样的关联呢?数据4描述了这一关系,其中不平等是用上面的那条线表示的。公众抗议的测量取自欧安组织测定的参加抗议的人数(我把中国加了进来),尽管这些数据可能很多不准确,但它们能大概捕捉到不同国家之间公众抗议的相关性。公众抗议的趋势线对应于不平等的上升曲线。

数据显示了游行示威的规模排名,1(乌克兰)的示威者人数最多,蒙古最少。不平等和示威者人数之间的相关性是–0.09(皮尔森Pearson)和+0.02(斯皮尔曼Spearman),表明二者之间根本没有重要的相关性。这个结果受到两个极端案例的强烈冲击。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最高(46.9),因而见证了第二高程度的示威。另一个极端的案例是乌克兰,示威者人数最多,但不公平程度最低(29.1)。如果我们剔除乌克兰,相关系数就上升到–0.29,表明不平等和抗议之间存在比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国和乌克兰)都剔除,我们得到的是更强的(负)相关性:皮尔森(Pearson)-0.41(p=0.21,n=10)和斯皮尔曼(Spearman)-0.30(p=0.40,n=10)。因此我们的结果是正的,显示公众示威的规模和不公平的程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不平等的程度(1表示低)越高,公众示威的规模(1表示高)越大。显然,贫富之间的极度度不平等,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发生,使得人们易于参加叛乱。这些数据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对乌克兰亲“橙色”的公众抗议可能估计太高了。“示威者”包括了那些赞同和反对“橙色运动”活动家的人们。也可能是“橙色活动”把全体民众政治化到了一个比实际更高的程度——一种示威效应。

思想动员和政策宣传

颜色革命的倡导者不仅使现存政权失去了合法性——通常是通过选举违规——而且提供了一套可供选择的价值观——把激进变革在思想上合理化。就像安德鲁·威尔逊(AndrewWilson)赞许地指出,“民主促进”意味着“西方促进它自己的价值观……帮助其他国家实践这些价值观”,这包括影响选举和支持被西方领导人认可的政党。许多关于“民主扩散”的文献忽视了西方政府和国际组织影响东道国政治结果的动力。

例如,在塞尔维亚,瓦·班斯(ValerieJ.Bunce)和苏·沃齐克(SusanL.Wolchik)指出,“当强大的国际行为体在弱国精心策划变革时”,国际性的扩散不会发生⑤,他们把塞尔维亚的变革看作是地方和国际行为体合作的典范⑥。然而,美国和欧盟寻求的制度变革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正如克里斯托·弗拉蒙特(ChristopherLam-ont)指出的,美国和欧盟协调合作以促使米洛舍维奇出局,把他赶出塞尔维亚,交由战争罪行法庭监禁。在SRF本身内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和德国外长约什卡·菲舍尔(JoschkaFischer)制定了一项战略,把经济制裁与配合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挂起钩来。美国不仅重金资助反对派团体,而且在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开设了一家代理机构,协调合作以促成贝尔格莱德的政权转换。

而且,由欧盟轮值主席提倡的政策明确指出:只要米洛舍维奇掌权,以政权为目标的选举制裁将仍然是欧盟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欧盟委员会呼吁塞尔维亚人民自己掌握他们的未来,从而恢复他们在民主国家大家庭中的地位。对欧盟来说,不仅将继续支持民主反对派,而且将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全面对话。

制度的变革得到各种组织的资金支持,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转型期民主国家项目、威斯敏斯特基金会、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利益与金钱,金钱与利益及意识形态是如影相随的。在美国及其盟友有经济利益的国家(尤其是他们在能源公司占有股份),抗议和民主促进运动可能缺乏外国的支持。那些支持能源成本中外国提取条款的政府,其反对派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外国支持。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wski)指出的,在哈萨克斯坦,颜色革命发生时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ev)被“认为是西方投资和利益的最好保护者。因而从西方———最重要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哈萨克斯坦权力顶端的政治变革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在阿塞拜疆也得到了证明。在纪录片“民主革命的指南”中,西方基金会拒绝给青年运动Magam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转型期民主国家项目,其负责人布鲁斯·杰克逊(BruceJackson)解释说,“华盛顿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反对派”。Magam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阿利耶夫(Aliev)总统已经与跨国公司签订了需要政治稳定的石油协议,“如果权力发生变更,所有的合约将一文不值”。结果2005年在阿塞拜疆发生的示威(同样在哈萨尔斯坦)中民主的反对派遭到全面溃败。

为了动员民众支持民主促进活动,必须有反对派精英,且他们愿意接受来自境内和西方的资金和道义支持。根据同样的逻辑,那些在东道国由于西方的政策而失势的人们将会反对外国强加的价值观。他们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并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包括那些定居在国外的支持者。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尤其是美国的形象,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称颂,这使人们怀疑“软政治”理论家如奈的假设:“西方”很可能赢得一场软政治的战争。美国的霸权威胁到一些国家,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国,精英和公众是从负面的视角看待美国霸权的。

西方新闻界已经广泛报道了这三个国家的专制政权对先发制人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采取的反应。对付“颜色革命”的潜在组织者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外泄民调结果、镇压反对派政党和领导人等。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下的俄罗斯,反中央集权的(和亲西方的)反对派精英越来越难以组织和阐明一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无论镇压该遭受怎样的谴责,仅靠镇压依然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只有在精英和公众面临着要么支持集体反政府行动、要么反对的倾向性选择时,才能够实施镇压。正如埃琳娜·科罗斯托莱夫(ElenaKorosteleva)在谈到白俄罗斯问题时指出的,“卢卡申科政权的特殊性在于全体选民:正是许多白俄罗斯人对他们总统的满意和认同,才精确地解释了这个政权的最持久性——它真正的合法性”。她援引了马克思·韦伯的话,指出“当国民确信统治是合法的时候,统治就是合法的”。

乌克兰的公众民意调查显示,认为卢卡申科和普京是领导者的比率很高——始终高于“橙色革命”的胜利者维克多·尤先科。

2005年尤先科当选后的支持率是5.6,相比之下总统库奇马是2.7(基于受访者的十点比例答案的平均数)。然而2006年,尤先科的分数猛跌至3.8,而普京在2005和2006年的支持率都很高(分别是6.0和6.3)。更引人注目的是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受欢迎程度,他在2005年(5.8)和2006年(6.3)获得的乌克兰民意支持率均高于尤先科在2005年的最高支持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福利制度对公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政治选择

精英的共识和分歧是革命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精英有分歧,而在格鲁吉亚精英相当团结,把西方的支持作为经济和政治安全的条件。而且,通过获得欧盟的成员国身份而加入西方,对塞尔维亚有着积极的吸引力,尤其是考虑到欧盟制裁的经济后果。对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可选择的政治战略是可以成为北约成员国或欧盟成员国,或者两者都是。加入这些组织能够为民主促进提供一个正面的结局——这种选择不会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开放。在塞尔维亚,精英们一直分成两大阵营:一方倾向于市场及与欧盟加强联系,另一方则是支持国家再分配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左派领导人。吉尔吉斯斯坦不存在加入欧盟或北约的实际选择;“民主促进”与宗派或利益政治密切结合,带有与众不同的地域化特征。

乌克兰的情况较为更复杂。置于欧盟和俄罗斯中间,它只有一个选择——即使亲西方的精英夸大或歪曲了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可能性。各式经济精英在全国不同地区拥有的利益与其族群认同相互交叉:西部的乌克兰人倾向于西方,东部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倾向于俄罗斯。沿着东西轴线该国在种族和政治上存在重大分裂。而且,乌克兰的青年领导人激进地反对现政权,西方资助的公民社会团体一直被积极地用来支持“橙色”倾向。例如,由威斯敏斯特基金会资助的青年运动PORA(时机成熟了)引进了塞尔维亚的鼓动家,培训了200名积极分子并组织活动,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橙色革命”。

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国,严格禁止有组织地反对现政权的活动。然而在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有特别强大的亲西方团体来配合反对派的意愿,且各个阶层的国民都倾向于这些价值观念。乌克兰具备发生大规模示威的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没有发生大规模示威的可能性,尽管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假设。在俄罗斯一直存在大量的游行示威,支持领取养老金者的权利、反对社会公益福利的货币化和提出的削减军队规模,正如一直存在小型政治集会支持那些反对现政权的候选人。后者也许一直没有效果,但集会照样举行。颜色革命行动必定要被当局镇压,而且,就公众舆论而言,当局也有权进行镇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旗下的政治精英较为团结一致,也能够镇压这些示威。

尽管俄罗斯转轨的结果是导致相对贫困,但是普京政权一直享有广泛的公众支持。颜色革命的“示范效应”没起作用。颜色革命在俄罗斯没有成功,缘于政治精英的合法性和精英共识的达成。

表四显示了人们的倾向组合、西方的吸引力及政治和社会动员的可能性。

那些欧盟或北约对精英(或反对派精英)有很强吸引力的国家,明显成为成功的民主促进的目标,这是软实力的一种形式。而在变革倾向可能强大的国家,如俄罗斯,反对派精英并没有一个替代性的政策目标,要与欧盟和北约所代表的西方重要机构发展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市场在提高生活水平上的失败、私有化进程中的不法行为,都已经削弱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地位。然而,在格鲁吉亚,变革的倾向性强,公众的动员有力,经济和政治精英都能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性选择——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在白俄罗斯,民主促进的倾向性弱,公众的动员不力,也没有成为北约或欧盟成员国的政策选择。在颜色革命取得初步成功的国家,下面四个因素的效果必须是积极的:公众具有强烈的变革意向;高度的公众动员,伴之以可替代性的政治方针——通常是成为北约和/或欧盟的成员国;较为一般的条件是建立在市场和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西方式现代化。

前景展望

欧盟以外的所有中东欧国家普遍对转轨结果表示失望。“颜色革命”是矫正转轨结果的一种方式:反对腐败的当权精英、同时重新努力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更加多元化、加强市场和与西方的政治结盟。对于像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这样的政权来说,则是向中央集权体制倒退,包括限制多元化和加强国家再分配。

很多报道把这些促进民主变革的事件相当简单地描述成选举革命。他们设想自由主义者自下而上地推动革命,通过引入民主、民权和民生来反对腐败透顶的“不自由的”专制制度。这种推动是相对自发的,尽管它受到颜色革命的倡导者——西方赞助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吸引与激励。

真实的情况是,变革的动力来自那些试图取代(或加入)当权派精英的反对派精英,他们或者来自执政的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来自外部。民主促进可以使变革合法化。在内部的制度改革受到体制结构束缚的地方,反对派精英就发起和利用大规模群众运动,把抗议合法化为民主促进。政权的弱点在选举的时候是最突出的,从而成为政治变革的契机。被断言为欺骗的选举结果是抗议爆发的导火索。成功的抗议把当权的精英赶下台,新精英取而代之。然而,这一结果远非“革命”:现有的制度结构仍然保留下来,尽管人事可能发生改变。“民主革命”往往不能使选举结构民主化,甚至可能导致新型的选举歧视(就像吉尔吉斯斯坦那样)。新精英的行为方式与其前任别无二致,尽管有时采取较为明显的亲西方的政策(如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只有当人民大众倾向于并且被发动起来要求变革,而且有可供替代的政策选择——特别是西方提供的加入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动议时,成功的“颜色革命”才能发生,即实现精英转换和政策变革。我所描述的革命政变涉及了不同精英团体、宗派或家族的兴起,他们试图重新分配前政权的资产。他们为获得政权而运用的手段之一就是“选举革命”。西方的利益卷入了这些过程——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的话说就是支持那些“我们可以与之做生意”的团体,或者从地缘战略的视角来改变他们,使他们效忠西方。

民主促进的努力有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当权政府学会了反对派的方法和他们对媒体技术的利用;他们还从反对派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也创建了自己的青年和学生组织来加强自身对民众的控制,他们把“敌意的他者”限定为贪婪的西方利益和美国领导的侵略性的军事犯罪。颜色革命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堵塞了真正仁慈的、积极的非对抗形式的公民社会的发展:限制报刊、电视和真正的宗教团体的自由。当权政府编造自己的反向意识形态:他们谴责西方的全球霸权,倡导他们自己的主权、民主和公民社会形式。

第二,加强对西方“民主促进”的内部抵抗。很多国家的公民(在这一研究所分析的国家中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斯坦和塞尔维亚)不再相信西方民主的许多假设。相关国家的公民普遍相信反对派所宣称的投票舞弊是凭空捏造的。因此,促进“选举民主”被诋毁成为一种政治策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公众民意调查显示,人民喜欢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福利民主——一种能确保稳定、能为无工资收入者提供工作、医疗、教育服务和福利的政治制度。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试图煽动“颜色革命”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反向的,而且巩固了当权国家。

原文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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