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日星期六

高瑜是获得国际新闻奖数量最多、级别最高的中国记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自由金笔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以及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新闻勇气奖”。但是,她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国内媒体和网络上很少见到她的名字。这不仅因为她于1989年及1994年两度入狱,又于2014年再次被捕,是一个敏感人物;更因为她近年来写作的内容,大多涉及高层政治内幕,国内媒体和网络避之犹恐不及。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西方记者中,高瑜的写作也存在争议。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所有的消息都应该写出来源。对于不便透露来源的,也要写上“据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者透露”等等。高瑜的很多文章中,重要消息都不能透露来源,依照这种写法,满篇都是此类说明,读起来将会非常奇怪。如果不能找到任何可以公开的消息源,西方记者大多会选择放弃报道。但是高瑜确信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更知道公开它们的重要性,说与不说对她来说无需犹豫,别无选择。在文本上,她索性省略了交代无可交代的消息源,直接叙述和分析。

这是专制政权的黑幕政治给专业记者制造的困境。无论以什么理由妨碍报道和传播,都是专制者想要达到的目的。高瑜以她的个人信用和莫大的勇气,睥睨一切地跨越了这个困境。事实上,很多勇敢的西方记者也不得不采用通篇无法交代消息源的方式报道专制政治的内幕,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像她这样长期坚持。她在二十五年内三次深陷囹圄,两次都以“泄漏国家秘密”入罪,足见这种写作的风险。

新闻专业主义给出的规则,确保了新闻的可信度和流程化生产,对新闻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精英控制模式,层层把关的专业障碍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发言机会,对权威消息源的追求更制造了不平等的话语权。基于互联网的个人媒体,对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言论控制的专制社会,传统媒体视为“谣言”的消息不胫而走。近年来,关于中国政权的网络“谣言”,一再被证明是事实;而来自外交部等机构的“权威”信息,则总是被发现是赤裸裸的谎言。高瑜的写作,无疑给网络带来更多的福音。至少,作者确信真实而重要,但无法公开来源的信息,交给开放的言论空间讨论,显然利大有弊。

据称为高瑜定罪的的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9号文件。它关系到国人思想和言论自由,而且是一个“通报”,根本就不应该保密,也无法真正保密,因为它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全面贯彻”。这份出台于2013年4月的文件下发到最基层官员,文件概要在包括《辽源日报》、《咸阳日报》等地方报纸上都作了介绍,媒体还报道了各地学习体会。高瑜勇敢地在文章中批评了这份文件,但是没有理由称之为“泄漏国家秘密”。

政府不以“造谣”给高瑜定罪,除了“泄密”罪罚更重以外,也是对高瑜批评高层内幕的一个肯定。它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也证明了它们的重要性。一个关心中国政治走势的记者和评论人,当然不能视若无睹。

近年来中国的所有政治犯,事实上都以言论罪入刑。它不仅将当事人在媒体和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套上各种荒唐的罪名,而且通过虐待和威胁强迫一些当事人在电视上自证其罪。高瑜的勇敢还在于,她是少有的敢于推翻电视“认罪”的受审者。据介绍,高瑜称在央视“认罪”,是当局以她的儿子为人质之后,不得不做的违心之举。她已经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不采用这些非法获取的证据。她以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揭开了中国当局言论罪的又一道黑幕。

文章来源: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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