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本所 张所长 2022-05-25 13:28 发表于北京

今天讲一档陈年旧事,是发生在1958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麻雀活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麻雀“清零”。麻雀最后当然没有清零。同时在两年后,消灭麻雀的恶果开始显现,城市树木被吃光,农村粮食也开始减产。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科学问题,是如何逐渐被泛化,有了隐晦的含义,同时也成为一个立场问题。也能看到,麻雀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了人民公敌,人们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到麻雀“清零“的狂热中去的。

在1955年之前,中国的麻雀是安全的。在这一年,一些地方的领导和农民反映,麻雀和其他害虫,因为偷吃粮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这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粮食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当时,中国社会将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切都容不得半点闪失。

所以,在1955 年,他提出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内容为: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 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 ,苍蝇,蚊子。”

这是灭麻雀第一次被官方以文件形式提起。之后,这项活动就在农村地区,以及城市郊区范围内开展。当时的报纸记录了当时灭麻雀的成果。

《中国青年报》1956年1月社论《开展一个消灭麻雀的突击运动》中说:吉林、陕西、山东、河南青少年消灭麻雀老鼠533万多只,北京青少年消灭麻雀14万多只。

当然,这项活动一开始也不乏反对者。农业部官员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想让他发表支持意见。钱说,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钱敢这么直言不讳的发表看法,是因为1956年,我们的“双百方针”,意思就是,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能搞一言堂。

这个方针打消了人们表达意见的顾虑。1956年10月,青岛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消灭麻雀问题,多位生物学家反对。

中国生物学家朱冼首先讲了一个故事:

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朱冼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但会上更多人保持了沉默,也有人支持消灭麻雀,大家的意见不统一,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高层重视。

在1956年年底,媒体上出现了第一篇公开质疑消灭麻雀的文章。刊登这篇文章的是上海《文汇报》。

这篇文章是科学家们联合撰写,主要依据两部分:第一,参考国外专家调查麻雀食性的报告,证明麻雀能防止虫害和驱除杂草。第二,在历史上,普鲁士,美国,法国,俄国等很多国家均发生过消灭麻雀,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国内虫害猖獗,作物歉收。

这个讨论一直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有益的互动,帮助人们更深的认识麻雀益害问题。

但是,1957年夏天,上海《文汇报》上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突然终结了。

image

1957年后半年,报纸上再也不见麻雀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一些反对灭麻雀的言论被认为是“右派”言论,是对制度的攻击。

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被批评是资产阶级办报方式。

这些“右派言论”作为反面素材受到批判的同时,人们对于麻雀问题的讨论日益谨慎。

一些知识分子也对灭麻雀运动推波助澜。比如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郭沫若还写诗支持灭麻雀,这首诗当时流传很广。诗这样写:“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在领导提出灭麻雀之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引导,人们开始在灭麻雀问题上积极表态,表达自己拥护消灭麻雀的立场,以免受到批评。

慢慢地,麻雀之坏被类比为国内敌人的坏,麻雀也成了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象征,“无雀”的中国,跟“鼠雀成灾”的美国、法国相比,更能体现出优越性……

作家叶圣陶写日记记录了当时灭麻雀的情形,他也解读出了灭麻雀之外的现实意义。其日记中说:  “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麻雀活动开始了。

image

1958年2月,“除四害”的指示发出,指示要求,北京、上海等地,要在3-8年内,实现四害清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要求“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这项活动,全国采用了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即“组织建设—广泛宣传动员—开展突击行动—检查、汇报—评优惩差”的动员方式,最大程度的激发了人们参与的积极性。

全国各地布下了天罗地网。《人民日报》说:从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报道称: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成果真不小”!

上海传来辉煌战绩: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25万只!在这场全面围剿麻雀的大战中,全市布置天罗地网,在每个建筑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每十平方米就设有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

广东,山东、四川,甘肃等地,接连传来捷报,他们要对麻雀发起发起总攻,用一切工具对麻雀进行轰赶、捕打、药毒、搜捕和掏、堵窝,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歼灭麻雀。

全线总攻的时刻到了,围歼麻雀总指挥部在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了作战命令。顿时,战旗招展、金鼓齐鸣、杀声震天,假人迎风助阵,战场江翻海沸……麻雀一出窝即被猛烈的轰赶,在气枪、弹弓、面盆、铁桶、竹竿、红旗、锣鼓、假人、毒饵、喇叭、音响等轰赶下,麻雀无处落脚,开始坠空而死,有一些被轰赶的没有逃路时,就撞墙“自杀”……

当然,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很多灭麻雀的先进人物。比如,山西一位138 岁老人,计划在其寿辰前率领全家 40 口人每人捉麻雀40 只,甘肃双目失明的儿童用弹弓打麻雀百发百中,还有“盲人王妈七十八,边哄孩儿边赶雀”的故事,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 。

一些本来无法务农的残障人士,也在灭麻雀的活动中,实现了人生价值。比如,杨某十来岁,因为身体残疾,成为家里唯一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工分的“无所事事者”,她对家人常怀愧疚之意,1958 年的冬天,她在一天时间内利用筛子扣捉住数只麻雀成为村里灭雀典型,之后镇上召开的动员会议上表扬了她。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现在无从考证。因为麻雀数据严格的统计、上报,在操作层面存在难度。比如捕捉的麻雀是否要上交、是以完整的麻雀尸体计,还是以雀尾计、以何种方式证实个人上报数字的准确等,并未有行之有效的核实方法。

很快,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都摸出了门道,并达成“默契”。他们向各基层要“数字”时,上报者有的记得住,有的靠家人帮助“回忆”数字,有的随便估计、随口一答,花钱买麻雀、瞎编数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image

在此期间,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也一直在研究麻雀。他们走遍了河北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上千的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麻雀吃虫卵和草籽,以及剩谷。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也没有被重视。

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胜利了,但恶果逐步显现: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1960年春天,最新指示说:“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

随后,会议正式通过文件,“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臭虫”。

消灭麻雀,终成往事。

部分参考资料:

1《党史文苑》2003年第5期,作者郑光路,原题《一九五八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

2、青岛档案馆《1958年,青岛麻雀的一天》

3.《“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 以灭雀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刘怡

4《从麻雀到害人鸟—— 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

By editor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