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爆发已两年半,封过武汉,静过上海,城市里的消息要么传得很快,要么传着传着就没了。但在中国更广阔的农村,只是偶尔传来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

我们来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跟B村的驻村第一书记、C村的组长、D村的网格员见了面。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农村的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也请你在最后看一看两个A镇的村民有何反馈。

欢迎来到A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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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镇

在A镇,你最先看到的是一座铁塔。铁塔非常高,灰色钢体结构,我无法准确测量它的高度,只知道它比高铁的高架桥还要高出一大截。有天我走近看这座铁塔。它建立在杂草和藤蔓之上,不远处有一条暗渠。我抬起头,塔顶有一个会定时旋转的摄像头,底端连接着低矮的机房,没有具体用途的标识。

这座铁塔究竟是做什么的?我猜想它也许只是一座电信塔,或者是电网的塔。

这是2022年5月,我刚到A镇没多久。但不管是在田野上,还是公路边,我都能看见这座铁塔。

A镇是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时常下雨,空气湿润且闷热。它的东边是湛蓝的海,海岸有粗砺的黑色礁石,木麻黄组成的防风林被海风吹成倾斜的形状。西边,连绵的矮山将田野划分成一个又一个隔间。街边种着高耸的椰子树和槟榔树。山区和更偏僻的地方则有大片铁灰色的菠萝田。一条浑黄的河流穿过小镇,还有一座高架桥,每隔一刻钟就会有一趟高铁呼啸而过。

大约有两万人生活在A镇的18个村子里。当地人大多皮肤黝黑,穿朴素的T恤和短裤,开电瓶车匆匆穿行。除了外出务工和打鱼,他们依靠种植槟榔、菠萝、胡椒为营生。

镇上是最热闹的地方。如果你想买菜,见人,吃点儿好的,拿快递,那必须到镇上去。房屋和商店都围绕着一条主要干道修建,那是一些两三层楼高的低矮平房。鹅黄、天蓝或是淡绿色的外墙装潢,有海风侵蚀的痕迹。商铺门类繁多,酸粉铺,烧腊店,益禾堂奶茶店,台球厅,南洋风味咖啡馆,还有四家快递站点。街边的树粗壮且高大,树干上密布某种寄生叶片。树下,常有女人推着卖青色生槟榔的小车。

这里没有海滨城市常有的旅游业,也没有成型的工业,只有一家槟榔加工厂。但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你依然能感觉到一些微小的变化。

我常常去A镇的菜市场买菜。镇上只有一个菜市场,如果想买到新鲜的猪肉,我得在上午十点前赶到那儿。牛肉更是罕见的物品,我从没买到过。不过不管买什么菜,我都得先经过菜市场的门口。那里有一张贴了健康码的桌子,还有一名保安。他是个中年男人,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座椅上,像是发困,或是看手机。他似乎不太注意来往的行人。这里没人戴口罩,我可以放心大胆从他面前走过去。

有一天,菜市场门口又来了一名保安。也许他们接到了新指令。总之,先前那名保安像变了个人,变得很警惕。他拦住我:等等!所有人都要扫桌上贴的地点码!戴好口罩!他的背后是一个水果摊,苍蝇正在乱飞。

与保安一同到来的,还有商店门口的告示。

“各经营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反馈我镇地点码扫码率过低,存在各店扫码执行不严的问题,特要求如下:

一、各经营者除了落实常态疫情防控政策,务必提醒店消费者一定要扫地点码,提高扫码率。

二、如果显示红码或黄码,要即时管控,报告市指挥部(xxxx-xxxxxxxx)。

三、对不落实上述措施的经营者,市场监督部门将其移送执法局直至责令停业的处罚!”

没有人扫码。我怀疑在数据库那头看来,这里就像没有人活动,像一座鬼城。但似乎除了菜市场门口的保安,很少有人把这当回事。奶茶店老板,粉店老板,水果摊老板,没有人让我扫码。

几天后我见到了一位村民。她接到通知说,他们村在全镇扫码率中排名垫底,也就是倒数中的倒数。为此,村上下达指令,要求他们村的一些人每人每天都要负责10人次扫码的工作任务。

“哎呀,这都是搞假!”她说。“镇上想要更多数字,这样他们才高兴,那我们多做点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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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村第一书记

我来到A镇的第一天,就看见一些醒目的招牌。首先,每个村子的入口都有一个像警告的蓝色牌子,上面贴着一张红纸,写着黑字:“疫情防控期间,非本村人员勿进村!”而在我居住的村庄入口——暂时称它为B村,在一片茂密的合果芋中还隐藏着八个红色的招牌,每个招牌上只有一个字:“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竖立招牌的时间也许过去了很久,“兴”字只剩下了三个点。

B村距离镇上大约五分钟车程。这个村子不大不小,约两千人口。如果你想了解B村的乡村振兴,得找人聊聊。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村支书。

之前我见过村支书一次。那时我刚到B村,我接到通知说,外来者都要去村委会报备。B村的村委会挨着一条河,是一座建在路口的平房,门口放着两张课桌。村支书在门口等我。她是一个谨慎的中年女人,扎着马尾。

我们上到二层村委会办公室,分别坐在一张长桌的对面。村支书拉了一下鼻尖上的口罩。她叮嘱我戴好口罩。我也拉了一下口罩。她说现在防疫还是很紧张,B村就设置了14个防疫的卡点。也就是说,别想逃过这些卡点。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后她说,由于我刚从外地过来,她决定要与我保持距离,最好过十四天再见面。不过,她可以推荐我去见B村的第一书记陈昆。

后来我在镇上的卫生院门口见到了陈昆。马路对面,他朝我招手。他很干瘦,留着寸头,一身干部的打扮,身穿灰色短袖,黑色西裤,棕色皮鞋。他很热情,要与我握手。等他看到我手里提着的西瓜,神情又变得有些严肃。这可搞不得,他说,就好像这个西瓜是某种极为危险的物品。

我跟着陈昆进入卫生院的一栋办公楼,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屋子不大,有两个文件柜(里面装着许多卫生医疗系统的文件),一张桌子,一台联想台式电脑,一台打印机。他说他每周会去村委会的办公室待两天,但作为第一书记,这才是他的办公室,他独自使用。

我问他在这个村子待了多少年。

“我们是驻村书记,懂不懂驻村?”他说。

他的全称是驻村第一书记。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2019年,A镇所在的省份开始选拔乡村振兴工作队和驻村书记到农村,任期均为两年。

陈昆40岁,当过兵,退伍后去卫校读书,转入卫生系统,在市卫健委工作,2021年6月才被委派到B村。对于原有的村委会来说,这像是一个空降的职位。陈昆说,他除了要监督原村委会,还得全面参与村子里的工作。

三个小时的聊天后我得知,这一年来,陈昆在B村主要做了三件事:摸排数据,防疫,搞厕所革命。

他打开那台联想电脑,电脑很卡,桌面上密密麻麻遍布着表格,像是一个数据库。一年来,他总是在想方设法调查清楚农民的情况。收集这些数据也是上头的指令。每当收到任务,他会召集村委会和下头的小组长开会,再由组长再召集村民调查。

他打开第一张表格:

《槟榔种植情况排查》

3月X日,入户调查槟郎种植情况,B村共30X户种植槟郎。

序号、市县乡、行政村、自然村、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户属性(是否脱贫户?是否监测户?是否一般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人口)、种植情况(种植面积?种植株数?挂果株数?)

他选中表格的一栏:

某居民,种植22亩槟郎,共4400棵,实际挂果面积1500棵。

陈昆说,这是由于近年来的黄虫病害,当地村民今年都损失了一半槟榔。某种从东南亚飞来的虫子,将槟榔心蛀空,槟榔的叶子随后发黄,叶子枯萎。政府和农民对这样的小黄虫束手无措。农民自行打药,效果仍然不好,只能眼看着槟榔被蛀空。今年槟榔的价格上涨得很夸张。

他接着打开更多的Excel表格:

《胡椒种植情况排查》

《水稻种植情况排查》

《低洼危房排查》

《乡村道路统计》

《务工排查》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排查》

《吸毒人员排查》

《低洼房屋排查》

《三无船舶排查》

(“假如说你家有船,要问你去哪里买的,什么船号,正常也要排查,不正常也要排查。”他说。)

《高铁沿线两侧500米以内种植情况排查》

(有一个村民在高铁附近种了四百多棵槟榔,后来全砍了。据说闹得不太愉快,陈昆对此不愿多谈。)

这些表格中都有一个醒目的词语:“监测对象”。我问他这指的是谁,他说,由于村子已经脱贫,现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防止村民返贫。如果有村民生了一场大病,住院消费过高,医院就会把信息传给当地村委会。可能会给他们买补充保险,也可能会有别的做法,总之要纳入某种监测中。

这些表格有很多数字。调查的详细程度令人吃惊。

然后是防疫的数据。从2021年11月26日开始,他一共登记了663个疫情管控的返乡人员数据。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用他的话来说,层层抓,拿到电话号码,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情况,核酸检测情况,一一提供。如果不提供,不配合,慢慢教育。再不配合,再啰嗦,就叫公安机关接手。

几天前,他们通过组长查到一个从上海务工回来的人。陈昆去他家门口贴了封条,车也封了,拍下了照片,上传提交。他说这是不得已的手段。“真的不好意思去封人家,那种做法。”

他把防疫政策打印出来,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绿色玻璃窗上。那面窗户快被贴满了。防疫的政策每天都在变动,他担心仅凭记忆无法准确做出决策。

最后是厕所革命。

他又打开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很多村民家厕所的照片。

这项任务似乎是希望能将村民的粪便管理起来。简单来说,就是将村民家的厕所重新装修,安装一个三级化粪池。这个化粪池听上去很复杂:最完美的情况是,先拉大便,再是过滤,最终发酵成为化肥。这个化粪池的要求相当多,容积,底部是否硬化,抽粪口是否高于地面等等,最后修建成一个完全标准化的粪池。

安装新化粪池的村民将收到1350元的补贴。每个村子每年都有安装新化粪池的指标。B村去年有五十多个。为了完成这个指标,陈昆不得不去说服村民,新化粪池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看到了一些这两年来修建的厕所。它们的确看上去很新,很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想象。洁白的墙壁,马桶,还有掩藏在地下的功能完备的化粪池。

接着我看到了一张图。

“农村厕所改造户

户名:XXX

改厕方式:新建

化粪池类型:注塑,三格

编号:XXXXXX

落款:XX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委员会”

这是一块蓝色牌子,写着编号,象征着某种身份和管理的牌子。平常我们会在街道上看见它。不过现在,这块牌子挂在村民家中厕所的墙壁上。

陈昆说,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很忙,忙着排查,忙着收集数据,忙着防疫,忙着给村里批宅基地住房修建。他知道有人将驻村这件事当作职场上的跳板。不过他觉得这都得看命。

他将所有的政策以及文件中提及他的表彰都打印下来,放在办公室的文件夹里。他对未来并没有太多期待,能做的就是将他的经历印出来,保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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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村组长

正如你所见到的,一个村子通常有一两千人。单靠一个驻村书记和一个村委会,那些通知和政策是怎么传达到村民个人身上的?

一个关键的人物是组长。按照陈昆的说法,组长也许是乡村管理体系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负责承接驻村书记、村支书和村委会的指令,再传达给村民。

一个村通常分为十来个小组。见到陈昆后,我很想找一位组长聊一聊。

有天我在村里和一位老年人聊天。她叫王曙光,留着短发,穿墨绿色短袖,脸上有些皱纹。她正好回祖宅喂鸡,打扫卫生。她62岁,出生于B村,结婚后搬去另一个村子,离B村大约十分钟车程。

在王曙光看来,驻村第一书记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这个外来者手上又掌握着很多资源和权力。她并不关心那些宏大的政策和话语。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她在意的是驻村书记能否为村子带来一些实用性的改变。比如她常年会为农田附近的水沟拥堵去反应情况,之前那位驻村书记不太搭理她。去年来的一位驻村书记,人不错,当天就派人把水沟疏通了。

她说她就是一名组长。她管理的组大约有两百个村民。组长没有编制,大多由熟悉村里的老年人担当。每月她会收到三百元的补贴。

我和王曙光约好隔天在她家中见面。她所在的村子同样属于A镇,位于国道附近,在一条铺满稻子的土路尽头(现在正是收获早稻的时候)。她家中堆了一些肥料,一台刚买的卡拉OK机,还有一些菠萝。坐下后,我看见她的家门口有一个醒目的摄像头,她说那是两年前中国电信来家中装的,不过这个监控对她用处不大,她更多时间都待在镇上的店里。

和监控一起到来的是新冠疫情。此前她大多在镇上生活,疫情发生后,她回到村子里,起初是为了方便带孙子。2020年春节前,村委会决定要进行封控(像建立一道防御的城墙),她领到一条警戒线,一个警示牌,一个体温计。她的小组设置了三个卡点,一个卡点要安排两个人,一天三轮值班,去暂停那些来往的车辆和人们,检查他们的体温。她必须在带孙子和值班中间找到平衡点。有时轮到她晚上值班,她想和其他人换一换。后来看到有些很老的老人晚上都去值班。她想,那我还怎么能谈条件呢?

谁也没有想到疫情防控会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组里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前,会主动给王曙光打电话,她随后会在村委会的群里上报。清明节,有一家人想回来扫墓,问她能否回来。她劝他们缓缓,那时这个省份有几个感染者,眼下谁也说不准。那家人问她,能否夜里回来,第二天早上拜完祖宗立马开车走。她说她无法做主。最后那家人没有回来。

她认为疫情防控政策有它的合理之处。现在,他们村的丧葬嫁娶都不再办大礼。原来大礼都办五十桌,现在最多十来桌,或者分时间段来进行。村民还是对新冠病毒充满担忧。有些村民和她说,万一得了新冠,有后遗症怎么办?会不会传给亲人还有子孙后代呢?就像老人总说的麻风病,以前得了麻风病就会被活埋。

“所以人性是这样的,他哪里顾得上你的命呢?他只怕你传染给他,害到他的命了。”她说。

在我们聊天时,不断有村民进入王曙光的家中。王曙光招呼他们坐下,给他们泡好一壶本地产的黑咖啡,切西瓜,端上一盘蒸紫薯。她是那种擅长和人打交道的人,人缘广泛,消息灵通。她的家就像是一个交换信息的场所。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在组长这个位置上游刃有余。比如,有一项防疫政策一直难以在村中推行:给60岁以上的老人打新冠疫苗。她的小组有三十多个60岁以上的老人,疫苗要接种三针。老人们似乎对疫苗充满戒备,连子女的劝说都不管用。

“所以,他们得喜欢你,才会听你的话。”她自豪地说。

过去一年,她带着这三十多个老人跑镇医院,每一次她都会叫一辆风采车(当地一种三轮车)或是小汽车接送,从冬天一直陪到夏天。她似乎很热心干这些事。

现在,王曙光看了一眼手机,村委会的微信群里又来了新通知。

她给我看微信界面,村委会的群,小组长的群,屏幕上有五六个群都与村里相关。同时,每个群都有很多很多的通知:

“第XX期乡村振兴电视夜校节目,5月9日,经济频道。请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教学点管理员认真组织参与学员观看学习。”

“镇里反馈我村三名人员因住院花销较大导致系统预警(符合纳入监测户条件),请各位村干部了解一下这三人的家庭情况。”

“各位村长,明天上午市里会安排抽粪车来我村委会,如有村民需要抽化粪池的可以联系我,抽一次25元。多谢合作。”

“根据市里文件精神,请各村村民小组长统计畜禽存栏量“

“各组长请通知回村人员来村委会测试第二次抗原检测。”

“小卖部要求要粘贴地址码,望周知。”

王曙光看上去仍然对如何使用手机感到生疏,也不知道怎么添加微信好友。但群里有新通知时,她已经学会回复一个点赞或是微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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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村网格员

驻村第一书记和组长都提到了一个有些神秘的群体:村子里的网格员。

那看似是另外一条完全平行的分支。驻村书记说,去年市里统一招聘了一批网格员。该市有四百来个网格,每500户或1000人为一个网格区。一个网格区配备一个网格员。在A镇,一个村配一个网格员,其中一位网格员兼任A镇的网格长。网格员归镇里直接管辖。

最近,A镇正在推行另一项政策:禁止燃烧秸秆。

我在村里看见许多推行这条政策的痕迹。比如田野上数量众多的大红色横幅和宣传牌。横幅挂在电线杆或是树桩上,用黄字写着一条标语:“禁止燃烧秸秆,落叶,杂物垃圾,违者依法顶格处以两千元罚款!”有天我还看到一辆白色的皮卡车停靠在路边,两个男人正倚靠着车抽烟。皮卡的后车厢挂着一个醒目的喇叭。一个极为响亮的女声一遍又一遍地说:

“农民朋友们,为了我们和后代的身体健康,我们需要坚决抵制秸秆燃烧!”

不过这似乎还不够。在当地的新闻中,有村民私下烧秸秆被罚款2000元。新闻中配了一张照片,那是网格员和他抓住的村民。村民的脸上被打了码,手上举着一张纸,也许是处罚单,或者是检讨。网格员才是这项政策真正的执行者。

王曙光为我介绍了白勇。(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王曙光是一名人缘广泛的组长。)白勇是一名网格员。

我在镇上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白勇。当地人似乎很爱来这家咖啡馆聊天。咖啡馆有两层,一层露天,二层密闭。我们见面时是上午十一点,空气闷热,风扇呼呼地吹。我们坐在一层的一张方桌。

白勇42岁,留着一头短发,穿着黑色短袖和迷彩裤。他爱抽烟,牙齿很黄,但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出头。他已经有两个孩子,曾经当过武警。2022年1月,他通过网上的招聘当上村里的网格员,和市里的社会综合治理中心签了五年的合同。

这半年以来,他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去村里巡查,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四十到五点半。他的职责很宽泛,要找出那些没有报建的房子,那些正在盗采河砂和盗采林木的人。村民如果有纠纷,组长有时也会上报给网格员,网格员再上报给镇里。

他还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防疫,让村民安装反诈APP,禁止燃烧秸秆。

“你们怎么发现那些烧秸秆的村民?”我说。如果有一个人站在田野中燃烧秸秆,网格员怎么能够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第一时间发现那个人?

“铁塔上面有定位。”他说。

“铁塔是什么?”

“铁塔监控,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尤其是在那些稻田比较集中的地方。”他说,A镇就有四五个铁塔。

在他的描述中,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铁塔自动监控周围3公里的区域,24小时运作。

比如一个人刚刚割完稻谷,把稻草剁在一起点燃。再比如一个人只是在家中做饭,用灶台点了火。又或者是一个人正在家后面的空地上烧垃圾。烟雾升起来。铁塔的摄像头获得感应,拍下视频。

铁塔的视频上传至市里的指挥中心,再通过某个App推送给镇上的网格长。网格长查看视频,根据报警方位,推送给相应的网格员。

网格员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东环168公里发现烟雾,报警时间,7点,一个位置。

最初,铁塔拍下的位置并不那么准确,具体在哪儿需要靠网格员来辨别。他们会用背后的山,河流,某片椰子树林或槟榔树林作为依据。后来铁塔监控升级,能够辨别精确的方位。网格员们必须在三小时内核销报警消息,但他们通常十分钟内就会赶到。白勇说,他现在对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

最近这两三个月,他都没接到要处理秸秆燃烧的通知。也许村民都怕了。他说禁止燃烧秸秆的政策两年前开始推行,那时候没什么手段,只靠村干部和村民宣传,更关注那种大面积的烧山。直到最近才开始关注起小面积的焚烧,铁塔也是2021年建的。当地政府的一则招标信息显示,一座铁塔的中标金额约为700万。

我问他,离我们最近的铁塔在哪里。

大概在三公里外,在镇上的桥头。上桥前有一条往左边的水泥路,一直往下坡走,快到高铁高架桥那里。

“你一定可以看见的,那是一座很高的铁塔。”他说。

见面结束后,我按照他说的路线走到那个铁塔前。

原来我曾经看见过它许多次。我从来没想过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太高了。在我居住的村子,我似乎在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它。

我的朋友形容它为一面镜子。你能看见它,它才能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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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镇村民

村民一:男,39岁,无业在家,日常靠打零工为生。他离了婚,和正在读初中的女儿一起居住。

他是王曙光的邻居。他家是一座平房,被竹林、菠萝蜜和木瓜树包围。院子里晒着他和女儿的衣服,墙角有一个废弃的石磨。

院子外,还有一个响应国家号召修建的化粪池。2020年,村委会请来的挖机开到了他的家中。他觉得反正不用出钱,就同意安装了。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又拍照又填表,然后在土坑里埋进三个桶。工作人员在每个桶里都放了很深的水,又是拍照。

但现在,这个化粪池已经荒废。它隐藏在一片落叶中,盖住它的石板覆盖着湿润的苔藓。他挑起石板,底下有三个干涸的水桶。之前粪水漫溢出来,让四周弥漫着一股臭味。他记得,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上报,要请人来抽,但要掏25元。村里从来没有人上报,也没有人来管这些粪便了。他觉得很麻烦,干脆安装回了老的化粪池。

那块象征着厕所革命的牌子还挂在他家厕所的墙壁上——“农村厕所改造户”。

疫情影响,零工不好做。他在村里四处帮忙。前阵子镇上有老人去世,碰上疫情,没有摆酒席,也无法在镇上烧香,送葬的丧葬乐队在另一个城市也过不来,老人冷冷清清地走了。尸体停了一夜,隔天,他和村里的几个男人就抬棺上山,中途吃的是快餐店打包的盒饭。

他知道燃烧秸秆要罚款。他在村里的微信群看到了新闻。

不过,他没有听说过驻村第一书记,也没有听说过网格员和铁塔。

村民二:男,57岁。他家里有五口人。他和妻子、八十岁的母亲,还有在城市里开汽修店的儿子和儿媳。

他家中有很多客人。为了方便,他与我又约在了镇上的咖啡馆。这次我们坐在了二层。他和王曙光坐在一起,我坐对面。这是午后,咖啡馆里人不多,二层只有我们一桌人,还有一些在窗边聚集的蚂蚁。

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头发花白,脸上有深深的皱纹,还有一双浑浊的眼睛。他上午刚种完地。

他一直靠种地为生。灾害频发,他必须随时作出最准确的决策。最开始他种了25亩槟榔树,后来黄虫吃空了他的槟榔树。他把槟榔砍了,改种菠萝,又碰到虫害。没被影响的那些菠萝,碰上价格不好的年份,8毛5一斤,除去肥料人工费,一年挣一两万元。

2021年秋天,他决定转型,改种20亩龙眼,5亩山柚。谁知道2022年正是菠萝涨价的时候。果农相互聊天,都说今年谁种菠萝和荔枝谁赚钱,他们推测,荔枝贵的原因是中国不进口越南的了,菠萝贵则是因为大陆不进口台湾的了。总之,在他们看来,受到外贸影响,这里的菠萝和荔枝很走俏。

他觉得自己最正确的投资是十年前种了几百颗花梨树。花梨树是高档木家具的原材料。现在长了十年,快碗口那么粗了,再过二十年就能卖。这是他打算留给孩子们的财产。他担心人偷,就把花梨树围绕着家门口种。

然后,他转向王曙光,说了一些本地话。

王曙光使了一个眼神。“你可以对她说这些。”

他又看向我,“我要讲一个事,就是最近不准烧秸秆的事儿。”

因为禁止燃烧秸秆的政策,他必须请人将那些秸秆挑到镇里统一回收的地方。人工费又要多两三百元。再加上播种,插秧,收割,一亩地的成本大约为1500元。今年他种的水稻被连绵的大雨淹了,稻穗发黑,只卖了1290元,算下来是亏本的生意。他一共有三亩水稻,他要放弃两亩,只种一亩,够自己吃就行。他说农民的生活总是很艰难,眼下只会更难。

“国家要补钱,但并不会补到我们身上。”他接着说。

为了更好描述他要说的事情,他拿过我的本子和笔,画出了一个方框,象征着一块农田。然后他画了许多垂直的线条。意思是,原本收获水稻后,田地里通常会留下一茬矮矮的秸秆。农民们通常会使用拖拉机将它们压平,需要来回压,至少三次才能平整。最近犁田也要集体操作了。他听说村委会收到犁田的补贴,一亩120元。

他重新在纸张上画了一个方框,然后画出了很多凌乱的点。

“但你看,现在却成了这样。”他说。昨天他在农田旁边看那辆被补贴的拖拉机。那辆拖拉机漏犁了许多地方,这里压一下,那里压一下,中间就不压。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钱直接拨给农民个人呢?国家是拨了钱,却拨不到下面,就好像是有能力却做不好。

只有两项补贴是直接打在了农民的卡上:种子钱,一亩补贴240元;还有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钱,每月220元。

政策很多,总是在变。他说之前收到保护环境的指令后,镇里自行加码,不许村民养鸡养鸭,猪也不能,一旦养殖就要拘留。村民家中的猪栏都会被挖机铲掉。后来政策又变了,鸡鸭鹅和猪又回到了它们的圈里。他们只能随着波浪起伏,适应政策。

最后,我问他知不知道铁塔。

那是什么?他说。

就是为了监控秸秆燃烧的塔。

“有些看到的事该管就管,不该管的不要管。现在好像少管比多管好,少看见比多看见好。还是过生活,实实在在。”他说。他不关心这些,他会配合一切政策,遵守规矩,他不会去犯低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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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昆、王曙光、白勇皆为化名

所有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标题:欢迎来到中国A镇:保持距离,仰望高塔 | 新世界
作者:李颖迪
编辑:谢丁
来源: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发表日期:2022.6.6
主题归类:老大哥馆
CDS收藏:老大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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