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是启风 听风言事 2022-06-07 08:30 发表于北京

按:6月1日,广西桂林全州县的检察院联合有关部门,对县内书店进行了调查,发现部分《新华字典》和儿童读物,存在低俗化内容。检察院要求书店下架问题图书,并进行整改。

事情很快反转,桂林市检察院表示,其下属全州县检察院在上述事件中,存在履职不当行为。之前要求书店整改的全州检察院,自己也迎来了整改。

这个新闻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州县竟然敢说《新华字典》低俗——人人都知道,《新华字典》那是国家正能量的代表。

启风/文

《新华字典》自1953年问世至今,总计出过11个版本,全球发行5.67亿本。

这本字典,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鲁迅“题写书名”

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民国编纂了《新字典》(商务印书馆)、《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校改国音字典》(北洋政府教育部)等。

1949年后,这些字典,在例句和释义上,已无法满足新政权的需要。于是成立了以魏建功为社长的“新华辞书社”,负责编纂《新华字典》。

初版《新华字典》问世于1953年。始由魏建功用隶书题写书名。后来为突出集体,淡化个人,曾改集鲁迅手迹作为书名。周恩来在审查时,否定了这种做法:

“我就不赞成这样的拼凑字作书名,拼字不是艺术。还有人把毛主席的字拼来拼去。主席题字都是完整的构思,不能随意拆开。比如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一艰苦朴素’,都有完整的布局。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鲁迅在世时,还没有简化字,这个‘华’字还不是凑成的吗?这是不尊重鲁迅。将来一考证,说你们尽造假。还是老老实实的好。封面不要用鲁迅的集字,不要弄虚作假。你们这样搞,我就不批准。”(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新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09,第403~404)

1970年的审查

1966年之后,各类字典停止发行,很多学生没有字典可用。1970年5月,陈伯达指示“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

“《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词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很快,“出版口三人小组”审查了被封存的1965年版《新华字典》,并将意见反馈了上来。共审查出大小问题200余处,其中以“毒”字例句为“太阳很毒”,“好”字和“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苏友好”(当时中苏关系早已恶化)等,问题最为严重。

1971版的时代烙印

同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北大中文系、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抽调专人,组成了“《新华字典》修订小组”。于是有了著名的1971年版《新华字典》。

该版字典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在词语的释义上,初版中“社会主义”词条的释义仅41个字,而这一版增至200个字,直接在释义中传达了“最高指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4年重印时,又在“法”字后加入“法家”的义项,释义占了12行(约150字);原“儒家”义项被扩充为“以孔丘、孟轲为头子的当年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儒家反动思想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巩固和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工具。”可谓紧跟当时的“评法批儒”运动。

再如,在例句、例词上,1965 年版的“工”字,收有“工夫”和“功夫”两个词语,释义包括“长期的修养,训练久了的结果”。1971 年版中,释义被改为“努力实践或长期实践的成果”,回避了“修养”一词的使用。

1965年版里对“忠”字的释义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于人民。~于祖国。~言逆耳。”1971年版变为“赤诚无私,诚心尽力。在阶级社会中,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忠于毛主席。~于人民。~于祖国”——“忠于毛主席”这个例词不能将“忠于”省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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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

很多涉及“封、资、修”的词条,也被作了细微改动。如1965年版“拗口令”词条下举例“墙上画三凤,黄凤、红凤、粉红凤”,因“凤”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的产物,1971年版删去。1965年版对“礼拜”的解释是“对神敬礼或祷告”,1971年版改为“宗教迷信者对神敬礼或祷告”。

据“修订小组”1977年1月11日在《北京日报》所刊文章,该版《新华字典》修订初期,还曾将“陛下”、“僧侣”等词删除:

“当时,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我们曾删掉了‘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和字,认为这样才算革命。周总理知道后,要有关领导部门告诉我们,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

1971年6月24日,在接见《新华字典》修订小组成员时,也有人向周恩来请示“编写外语词典要不要收入燕尾服、新婚、蜜月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词汇”,周回答:“你不用怎么行?外国字怎么能取消?像陛下、殿下,怎么能不用?来个国王,你还能不承认陛下?”

征订数高达8482万册

虽然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问题很多、很明显,但仍极受欢迎。

当时,图书出版、销售几乎全部停止,《新华词典》成了很多人唯一能阅读的“弱政治读物”。比如,梁漱溟被抄家时,想留下《辞源》《辞海》两本工具书,但“红卫兵瞪了一眼,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训斥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新华字典》在当时看来仍属于可读之书。

1971年修订版《新华字典》于当年6月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第一次报回的征订数,竟高达8482万册,以至于印刷上根本无法安排,到1971年12月,全国只印制了3453万册,远不足以满足需求,只能待次年再印。

民众对《新华字典》,留下了许多难忘回忆。比如作家王益民说,自己70年代上小学时,“特别羡慕我的语文老师有一本《新华字典》,用牛皮纸包着,从不许我们翻看,似乎那里面藏着无穷的秘密。”

山西的王振颖回忆,1962年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在“没有多少能读到的东西”的时代,“我也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好随时向它求教。它除字词句外,囊括了诸如:天干地支、五千年间的朝代更迭,甚至还有枯燥生僻的化学名称……真可谓是无所不包的知识宝库。”

经济学家魏达志,恢复高考后曾在复旦学历史,也回忆道:“小学毕业以后当知青,工作以后才考的大学,进入大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扫盲,天天带着《新华字典》来对付历史学科那些数不胜数的艰涩字眼。”

钱币专家马传德,在被关押期间,每天要交一份“思想汇报”。他“佯称《毛泽东选集》中有很多字不认识,要求代买一本《新华字典》”,获得同意。获释回家后,父亲曾夸他“语文水平大有提高”。

辞书编辑余云霞曾被下放“干校”,身边只剩下一本“蓝皮书”《新华字典》。余回忆,“《新华字典》成了我的爱物,每天劳动之余,我对它爱不释手……后来,我竟大着胆子利用‘天天读’的时间翻阅这本字典了……借助它,我仿佛涉足知识的课堂,每天都能从中吸收一些新鲜的营养……这本《新华字典》不仅陪伴我度过那灾难深重的岁月,而且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这为她后来编写《汉语的常用字和常用词》等词典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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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州县检查《新华字典》

1976年之后,商务印书馆曾约请一些学者修订《新华字典》,“重点在肃清极‘左’病毒”,“不过受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政治套话”。直到1998年第9版删除大量政治套话,《新华字典》才回归正常。

参考资料

1、刘运峰:《藏书:因鲁迅而展开》,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56—158页,

2、刘庆隆:《<新华字典>出版三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05页。

3、陈原:《<新华字典>五十年——回忆与思考》,《界外人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1—208页。

4、陈原:《大国出小字典 小国出大字典》,《黄昏人语》,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5、方厚枢:《1966—1976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8日。

6、王保贤:《特殊时期的特殊工具书——记“文革”中的两个第四版<新华字典>》,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1日。

7、金欣欣:《关于<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的评价问题》,《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8、汪东林:《梁漱溟“文革”自述》,《桂林文史资料》第23辑,第182页。

9、马传德:《币海拾贝:马传德谈钱币珍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10、余云霞:《我和词典的缘分》,《辞书研究》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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