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祁延婉女士（左）与家人合影，右为丈夫钟启宇。后左起：女儿钟园萍、钟晓萱（图片提供者）、儿子钟国谦。
一
2019年秋的一天，我采访了退休女教师钟晓萱，在她一个朋友刘秀茹大姐的家里。钟晓萱戴了一副近视镜，说话轻声细语，文静而孱弱。联想到她一家人不堪回首的遭遇，这种采访简直就是戕害，或者说，在结痂的伤疤上再戳一刀。令人感动的是，不管怎样，她还是如约而至。下面便是她的叙述——
由于，我的父亲母亲都被打了“右派”，所以，我和弟弟妹妹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街道都是受歧视的。而你的学习成绩“冒尖”了，似乎更成了“妒恨”的理由，给扣你上个“白专”的帽子。1959年，我初中毕业，本想考高中，但被剥夺继续上学的资格了。于是，我便工作了。但是，在柞蚕丝绸研究所化验室当化验员、会计，都被先后拿下，调到丝绸印染厂配料室。虽然，配料的活又脏又累，毒性很大，我也没在乎，对那些有权势的人，我既不去奉承，也不去巴结，老实干活就是了。但是，“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进厂，发现“问题”了：配料是要害工作，怎能让一个“黑五类”子女“混”进来呢，这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啊。如果，钟晓萱哪天配料做了手脚，那么，全厂生产就会遭到破坏。所以，又把我踢出了配料室，当作包袱甩到了厂办学校。
1968年8月，我的父母在同一天都被关进了牛棚，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父亲被关押柞蚕公司，母亲被关押在一中。我和弟弟几次去探望，都被他们撵走，只是要我俩“划清界限”。
二
1968年9月10日，傍晚。
下班的铃声响了，我脱下工作服准备回家，忽听窗外有人喊我：钟晓萱——有人找。传达室师傅这么一喊，我的心忽悠一下子：是不是出事了？在那个年月，我家仿佛在刀尖上，随时都会受到伤害。我慌忙来到厂院，看见弟弟（钟国谦，一中学校学生）站在厂子门口，他望着我走出厂门，在我身边悄声地说，姐姐，包淑青（一中学校共青团书记）老师骑自行车找到咱家，叫马上到学校去一趟，说“军代表”（军宣队人员）有急事。顿时，我的心紧缩起来，担心是母亲出事了。忽然，眼前刮起了一股旋风，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
当时，市里的公交车很少，从八道沟（厂址）到一中，要先坐2路汽车到火车站，然后，再换乘1路才能到一中。我和弟弟挤上汽车，人们似乎都粘贴在一起了。下车后，我俩疾步来到一中，几个学生在比比划划的，有个学生凑到国谦跟前耳语了几句。国谦转过身说，姐呀，同学说，咱妈出事了。
包淑青立在校门口，看来是在等我们。她把我俩领进军代表办公室，一个手里拿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胖子，阴沉着脸，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由于，一天到晚的念唱，至今还记得：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在行动上则是另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读完了，他说，现在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刻，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是要做革命派，还是要做反革命派，反革命分子祁延婉畏罪自杀了……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还在那念念有词，可我的耳朵里仿佛钻进了蚊子，只是嗡嗡的响，弟弟在一旁含着眼泪。这个军人讲了大约有两个钟点，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他起身推开门说，你们跟着去吧。接着，一个身背刺刀步枪的军人带我们走出了昏暗的走廊。
三
天已大黑，操场上一片寂静。我和弟弟穿过操场，来到宿舍楼的一间屋子门前，有一个军人立在那。“哐”的一声，背枪的军人踹开了门，然后，侧身一旁，喊道：进去吧——！
我想，不能让弟弟进去，他还小，别吓着他。我对当兵的说，他太小，在外边吧。我一进屋子，看见母亲挂在墙角的暖气管子上，脚下是一个凳子，一条腿弯曲着，顿时，我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我扶着门框说，请给放下来吧。我想，不该那么老吊着呀，兴许还有救呢。背枪的进来了，接着，呼隆一声，仿佛地震了似的，母亲从高处跌落下来……
我以为当兵的会解下绳索，轻轻放下来，哪知他用刺刀挑断了绳索。人心啊，这么冷酷，难道是石头做的吗？
母亲的身体已经僵硬了，我抱起来失声恸哭起来，弟弟闻声冲进来哭喊着妈妈。那个“胖子”出现了，他说，一个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死了，轻于鸿毛，有什么可哭的，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我想回家一趟，给母亲拿几件干净衣服，还没让我的话说完，当兵的就把我们赶到操场上。“胖子”说，为了避免扩大影响，尸体要马上火化。估计等了一个小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厢跳下两个人，跟当兵的又进了宿舍。一会，他们提着一条被子出来，母亲便裹在那条被子里。我刚要走近，被大声呵斥——不许乱动！只见两人扯起被子一丢，“轰”的一声摔在了车上，我的心一阵的颤抖。
我和弟弟爬上了车厢，守着母亲的遗体，汽车驶向花园沟里的火葬场。
火葬场漆黑一片，鸦雀无声。军人敲响了值班室的门，要求马上开炉火化。回答是，深更半夜，工人都在家睡觉呢，明天早上吧。于是，母亲的遗体便被停放在电炉的墙边，大概排上了明天第一人吧。
这样，汽车要回去了，我和弟弟又爬上了汽车。但是，响起了一声怒吼：反革命家属下车！
于是，我俩下了车。军人说，明天火化尸体，骨灰不留，家属也不许到场。说完，汽车奔驰而去了。
四
北方的秋夜，露重霜浓，寒气袭人。我拉起弟弟的手，他在瑟瑟发抖，我也有一种寒心透骨的感觉。已经深夜了，我俩站在山坡上，望着眼前的一片坟地，“鬼火”若隐若现，远处传来狗吠。这是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火葬场没有建在城里的，大都在城外空旷之地。而且，也没有公交车。所以，我俩只能像游魂一样，行走在黑夜。忽然，我泪如雨下，恸哭起来，弟弟也不禁大放悲声……
秋风瑟瑟，树叶飘零。从花园沟里到八道沟十几里的路，我拉着弟弟的手，感觉他仍在颤抖，夜是这么黑，路是这么远，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悲哀的黑夜。
大杂院里的人都在酣睡中，我俩悄悄地回家了。原本是两间房，五人居住，本已狭窄。但又被人家占去了一半，剩下的一间，又被一个新搭的棚厦把窗户堵死了，一下子变得“暗无天日”了。弟弟上炕躺下了，他闭着眼睛，泪水从眼角淌出来……我想，早已饥肠辘辘了，赶紧弄点吃的吧。我知道家里还有一砸挂面，我拿了出来，顿时，泪水涌出了眼眶，挂面是父亲留给母亲过生日的，说是那天要吃“长寿面”。可是，母亲已经“走”了，父亲还被关在“牛棚”，蒙在鼓里呢。如果一天父亲回家了，问起“你妈呢”，我该怎么说啊……
五
母亲突然的离去，仿佛一把刀子在切割我的心，而且，无时无刻，使我痛不欲生。
母亲为何这样决绝，没有留下只字片言，她受了怎样的虐待呢……白天，我不管走到哪都感觉母亲如影相随。夜里，我希望梦见母亲，也就是“托梦”。可是，没有梦见，我越发的失眠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痛苦的是1957年。 这年，我刚上初中。
忽然一天，老师找我说你爸是“大右派”，名字已经登报了（留法丝绸专家钟启宇）。我也不清楚“右派”是怎么回事，从老师的眼神和语气，我心里非常害怕。于是，我跑到一个僻静地哭了一场，回家也没说，但是，弟弟哭哭啼啼的，因为，老师把红领巾没收了，说爸爸是“右派”。那些日子，父母下班回家很晚，老是开会。父亲可能感觉到了妻子儿女都会跟着受难，为了不连累家庭，向母亲提出了离婚，说只有这样“划清界限”了，才能让家人免受株连之苦。但是，一连几个晚上，都被母亲痛哭拒绝了。
一天晚上，母亲下班回来，进屋后一下子倒在炕上，长叹了一声：这回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也是了。父亲问：你是什么？我也是右派了。说完，母亲放声大哭起来……
图右钟晓萱女士（1943年生于安东）和朋友刘秀茹，作者摄于2019年秋访谈。
六
钟晓萱讲到这，已是心力交瘁。至于那个夜晚，母亲为何迈出这一步，白天在“牛棚”遭受了什么。这，只有去了解和祁老师一起蹲“牛棚”的人。于是，我又采访了宋立栋老师（《同情心的悲剧》）。以下便是他的回忆——
1957年，我考上了一中，教历史的老师祁延婉是我的班主任，她戴副眼镜，轻言慢语，性情温和。她在北师大读的历史，而她本人的历史也有闪光的一页。她考上北师大那年，也就是1935年，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的先生钟启宇也闹过学潮，是在去法国留学前（1925），就读中法大学，和陈毅还是同学，学潮就是陈毅发动的。你看，祁老师和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到了1957年，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了，起先是钟先生，接下来，便是祁老师。因为，她没有和自己的先生“划清界限”。说到这，我想起了一个女士，也在北师大读历史的，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就是后来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当彭帅被打成“反党”之时，上边也要浦安修“划清界限”。于是，曾经发誓相濡以沫的浦安修便向彭德怀提出了“离婚”。而且，彭德怀死前要见她一面，也被拒绝了。是的，人在暴君的压迫下，是会扭曲变形的，何况一个女人呢，所以，莎士比亚发出感叹——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
七
那天下午，一中师生，用时髦的话叫做“革命师生”，在军宣队的组织下集合在礼堂，也是食堂，观看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1966年8月到11月（8月18日——11月26日）毛主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大概有1000多万。其实，早就看过了，又重放这些片子，背景是动员学生下乡，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叫做：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继续。
“革命师生”都看电影去了，只剩下了“牛鬼蛇神”，当时，一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大约有17、8个人，编在一起叫“黑帮”队，由学生看押和管教。但是，重温红司令亲切接见，这是一种政治待遇，谁也不能放弃啊。于是，就把“黑帮”押进了三楼实验室，锁上了门。想的还算周到，墙角放了一个铁桶“放尿”。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所以，要从头播放，一次一次的观看，时间长了，就免不了铁桶不时有“哗哗”之音。忽然，“咚咚咚”，有人在屋里敲门，是祁延婉老师，男教师仿佛忽然苏醒过来——屋子里还有个女人。祁老师有些涨红了脸，不停地敲门，只有空洞洞的走廊发出回音。看来，人都去看电影了。忘了谁说的，祁老师，都到这个地步了，你也别太讲究了，我们都把脸背过去。于是，男士们把脸扭向墙壁。
傍晚，门终于开了，走进一个女生，是“女犯”的管教，她要把祁老师带走。祁老师对她说：你别忘了，你是人，我也是人，不能把人像猪一样圈在一起。你们这样——不把人当人，是不人道的，我抗议！那女生抡起胳膊“啪啪”打了祁老师两记耳光，声色俱厉的：反了你的，你要“翻天”吗？我马上报告军代表开你的批斗会。
次日早上，发现墙上贴出了大标语：右派分子、国民党特务祁延婉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那个晚上，她们对祁延婉都做了什么，不清楚。但是，多年以后，在报告文学《沧桑赤子》（吴文泮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一书里（139页），看到对死后的祁延婉有这样的记述：
“那沾满血污的衣服”
“那满是鞭痕和血迹的衣服”
……
宋立栋先生（1941年生于安东，退休于辽东学院），作者摄于2019年秋。
（议报2022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