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超边际经济学”: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杨小凯著作《发展经济学》封面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关系图(网络)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者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四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一场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

人们都说,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突破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正如他们指出,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的理论的真实背景。

在本世纪初这几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之争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大大开阔全国经济学家的眼界和思路。这个论争可谓具有经典意义。

林毅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从当年一个叛逃过来的台湾军队的连长变成为今天能够影响北京经济政策的智囊人物。这位智囊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摹仿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进一步认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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