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当今，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小凯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採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杨小凯，一个经济学家，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应该说，这是他生命－学术轨迹所注定的，是其应有之义。中国要改革开放，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坏的资本主义，杨小凯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了解非常透切的内行人，自然心急如焚发出警告。而作为一个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生活过并惨遭迫害的过来人，杨小凯更深刻认识到，这个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在一个题为“中国改革面临的焦点问题”的长篇对话中，杨小凯指出：“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是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发出警告：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关于宪政，杨小凯还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共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回顾杨小凯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回顾他当年那么简单地、激进地鼓吹极左思潮、革命手段，而现在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他倡导自由，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倡导宪政，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取消马列主义和什么什么思想作为国教的地位。他对许多复杂的问题给以反复、认真、深刻的思考——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
到了生命最后岁月，杨小凯的宪政理想更已发展成为基督教宪政。在他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的自述中，他回顾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三个阶段的心理历程。首先，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他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然后，他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但尚未能相信永生和神；最后，由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那就是“信”。
杨小凯此时觉得，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以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自述》中，谈及英、美、澳洲、加拿大的制度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支持“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杨小凯指出，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单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能够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并非其最优决策。一九一七年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而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能起关键的作用。
杨小凯最终皈依基督，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在他的《自述》中，杨小凯启发性地自问自答：
”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
检阅世界发展史，宪政最初无疑是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自由立宪政体的生成是否以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作为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肯定众说纷纭。例如，宪政学者刘军宁就明确不持“基督教救国论”。杨小凯去世前两年，即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上海作题为〈资本主义不等于经济成功〉的演讲时，阐述了他“凡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地区莫不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的观点。赞同的人说，这次演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和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相媲美。不过，不论是杨小凯的演讲或是布什的演讲，他们阐述的这个西方思想在汉语文化的神州大地似乎是反应不大，起码眼下的情形是这样，尽管据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有数千万，而且内中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德国之声引述梵蒂冈廣播电台《IDEA》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庞大的七千多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这个数字包括中国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没有在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的成员）。
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为什么尚未成功？答案何在？？？
不管怎样，杨小凯是以他生命的极终体验，得出他这个答案的。
六 逝世突显价值：感悟杨小凯教授的命运和思想
无论从哪种意义来说，杨小凯逝世太早了，太令人惋惜了。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向友人详细描绘他今后的各种雄心勃勃的打算，包括要继续写书，要去世界各地开会，要讲学，要带学生，要将自己的经济学发现向中国向世界广为宣讲……。他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经济学成果的充分信心，使他的友人深深感动。听着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思维活跃、却已患上绝症的人如此滔滔不绝，友人暗暗心酸，只能一再要他量力而行。
真是真是令人无限痛惜和悲怆的英年早逝！杨小凯就这样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去了。
不过，杨小凯天上有灵，一定也感到相当宽慰。
杨小凯谢世的当天，噩耗便马上传到他梦魂萦绕的祖国，而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第一时间举行了悼念活动。“艰辛求索宏图初展曦光何以顿逝？！心系神州壮志未酬鹤驾几时归来？！”——各位教授、学者怀着深深崇敬而又惋惜的心情缅怀了这位传奇人物一生的事迹。
“纪念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杨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悼词这样定位。
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说：“杨小凯……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与楷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悼诗云：“平生风云惜师友，岁月蹉跎志弥坚。魂如有灵励相知，智遗千秋鉴世人。”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这样表达他对杨小凯的悼念之情：“不屈之魂，求索之灵，一代楷模，永存吾心。”
…………
悼念座谈会由杨小凯学术对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主持。林毅夫的悼词说：杨小凯以五十五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他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自己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
林杨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二十年。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学术观点上，特别如前面所述在所谓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问题上，时有冲突。但是，“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毅夫充分认识到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的价值。
杨小凯的价值似乎由于不幸逝世一下子突然呈现在中国大众面前，而尤其显得珍贵。那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重要报刊对杨小凯的去世和生平成就进行了突出的报导。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对他传奇的身世和思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感觉到了：在杨小凯学术成就背后，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和中国大陆某些知名学者形成了强烈对照。
的确，应该让中国大众充分明瞭杨小凯的价值。
应该在中国二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去感悟杨小凯的命运和思想，并从中看到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历程，和一个古老民族精神信仰的命运。
杨小凯九十年代中出版了一本记录他的难友的非同凡响的书，书名叫《牛鬼蛇神录》。书的最后一页回忆他一九七八年四月刑满释放走出牢房的心情。他告诉自己：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二十六年来，杨小凯从中国漂泊到美国，又从美国漂泊到澳大利亚，但他一直心系神州，心系那些被囚禁的精灵。
他仰望星空，不断思索。他以先知般的睿智，始终在探讨他的祖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之林，始终在探讨中华文化再度复兴的可能性。
当年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几十年来，仍一直萦绕於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而“向何处去”的方向，在他的思索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把杨小凯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联想起来，毕竟这三位具指标意义的改革派领袖也在杨小凯的人生道路上（报考研究生、平反冤狱、出国留学）留下印记。也许杨小凯一生追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顽强地萦绕于这三位中共领袖的心头？也许他们都有著类似的执著，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怀？也许杨小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有更持久的历炼，又有其学养优势，因而这“一介平民”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无束缚，更有突破？也许杨小凯与他们在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背景、地位差别太大，彼此并无多少可比性？
中国向何处去？答案自然需要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不懈的探索和亲身的实践。但就杨小凯个人来说，可以预料，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中国赤子，一旦进入历史，便会形成他不朽的圣徒地位；他生前种种，他的苦难，他的追寻，他的成就，将会升华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的实践动力，将会有助于他的祖国健康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热切希望的。
而处于今天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杨小凯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本文写于二零零四年七月杨小凯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曾收入拙著《北望长天》书中。文中有关讨论参考国际经济学界的意见。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稍作修改，并加了一个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