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钝角网 作者:刘瑜 20220616

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在近现代社会,常常是观念的变迁引发制度的变迁——事实上,观念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经济利益的考虑、暴力机器的压制、国际格局的约束,撬动制度的变化。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本文由”钝角网”节选自《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一书,原章节题目《韩国电影中的革命: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韩国转型:观念驱动的变革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部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部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翻译软件”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从学生到全民:观念的扩散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部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的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在《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在《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由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

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起这个细节,我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韩国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观念从何而来?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英格尔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韦尔策尔甚至写过一篇论文,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根据他的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宋律师的回答则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可能有人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

《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作者简介:刘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民主化、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等,讲授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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