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A. Dorn:经济增长意味着政府要削减自身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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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实际GDP的增长越缓慢。

(原文选自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Commentary,原文发表时间是2014年12月15日。作者James A. Dorn是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货币研究副主任)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实际GDP的增长越缓慢。一旦政府总开支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水平(估计为15%到25%之间),额外的支出就会挤出私人生产性投资并使经济发展放慢。一旦政府开始弄巧成拙,经济自由度机会降低,个人逐渐失去交易机会,这意味着个人的选择范围变窄。

在Cato Journal 1998年秋季刊中,有一个关于政府扩张和国家财富关系的开创性的研究,经济学家James Gwartney, Randall Holcombe和Robert Lawson指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每增长10%,实际GDP的增速就减少1%。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5%增长到35%,那么实际GDP的增长将在长期减少1%。他们还发现,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提高10%将使私人投资减少1.6%。

这份研究一个关键发现是,建立一个保护行为人和财产的法律体系,强制执行合同,使用公正的法律条律来限制政府权力等保护财产权的措施,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已故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经济学家Bernhard Heitger,在Cato Journal2004年冬季刊中进一步拓展了私人产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eitger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和最终因素。前者是众所周知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Heitger对什么驱使资本积累和创新这一问题感兴趣。对此他的回答是:产权结构,以及相关的激励措施。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私人产权和激励措施视为给定。Heitger严格地证明了,私人产权和法治是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最终来源。界定清晰的私人产权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人均收入。

“为了爬上自由的阶梯,美国需要改变观念,要认识到私人产权和法制的重要性。”

使用1975年到1995年间国家层级的面板数据,Heitger发现:产权增加1倍会引起人均收入有更大倍数的增长,保护产权安全会显著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Peter Bauer对这个结果不感到惊讶。他批评了“物质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这种简单的想法。早在1957年,在其经典著作《不发达国家经济分析及政策》(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中,Bauer就指出“认为投资是经济发展唯一或者主要的因素,是一种误导”。其他因素和影响,比如机构和政治力量,人口的素质和态度,还有补充性资源的供应,都几乎是一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

在同一本书中,Bauer也预期了新增长理论,指出:“资本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这一观点比资本的功能是促进增长更有意义。”对Bauer和其它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即除非是为了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之外,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个人幸福。

在这个意义上,Bauer认为“主要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标准”是“选择范围的扩大,即人们可以进行有效选择范围的扩大。”私人产权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当政府扩张超出了它的核心功能,它就破坏了财产的地位,削弱了自由的原则,并减少国家财富。

当今,美国政府规模和范围都是美国开国元勋们不能想象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后,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认真且严肃的。在20世纪初,总的政府支出占不到GDP的10%,且支出大多集中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1900年,联邦支出仅占GDP的2.8%,而在2014年却达到了21.1%。同时,国家和地方支出在1900年占GDP的5%,但在2014年就达到11.5%。总的政府支出现在约占GDP的33%。

结构转变很大程度上因为津贴的增长和新的国家法规。近半数的联邦支出投入到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中;巨大的管理成本转移到私人部门;更高的税收转移给政府,从而削弱了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经济激励。

由Fraser Institute,Cato Institute和其它一些全球智库联合出版的年度报告《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Report)中,指出了美国经济自由的缺失。2000年时,基于自1998年的数据,美国经济是世界上第二自由的国家。而现在,基于2012年的数据,美国仅排名12名。

为了爬上自由的阶梯,美国需要改变观念,要认识到私人产权和法治的重要性。一个保护所有人和财产的法律框架,会激励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允许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它意味着要削减政府的规模和管制范围,而不是救助企业。

政府的本质是强制,市场的本质是许可。乔治·华盛顿在他第一次就职演说(1789年4月30日)中引用“伟大的宪章”,意图把国会的权力限制在宪法第1章第8节中的规定。托马斯·杰弗逊在他第一次就职演说中(1801年3月4日)中重申了华盛顿的箴言:“所有好的政府都是明智而节俭的,阻止人们互相伤害,它应该让人们自由地管理自己对事业和进步的追求,它不应该从劳动人民口中夺取他们赚来的面包。”

第114届国会的挑战是回归到“一个明智而节俭的政府”。第一步就是理解扩大政府权力对经济自由,特别是私人产权的不利影响。如果历史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那么我们就要知道,政府的规模和范围对自由和繁荣影响深远。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孙夏萌)

来源:加图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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