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革命，在布达佩斯一座巨大的史达林雕像被推倒。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We’re not walking in the dark. We are the dark.”
几乎所有读过自己监控档案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困惑。监控档案中的人是自己，是自己熟悉的人，其中纪录的行为经常再日常不过，但对于其中的角色、行为与动机，档案却以一种诡异的逻辑进行判读。“大鬍子”家博（J. Bruce Jacobs）被警总认定是林家血案主谋的一个重要佐证是，案发前一年的圣诞节，家博到林义雄家作客，直到11点多，林义雄的妹妹准备离开了，他才跟着离开，并且还送了他一程，一路上的对话都在打探林义雄家中人员的出入状况。警总的头目汪敬煦在回忆录中，根据这个监控纪录，认定“可见家博是这个案子的策划人之一，他可以让刺客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做完”。
对于一般有基本社交知识的人来说，在佳节与自己的好友聚会，在不算太晚的时间离开，顺道送女性友人一程，路上关心友人的官司状况，都是很日常的表现，日常到可能过几天就不太记得路上到底聊了些什么了。再正常不过的社交行为，却是警总认定家博必然涉案的铁证。
“档案之我”与人民的敌人
苏联文化史学者Sheila Fitzpatrick将监控档案中那个连自己都不太熟悉的镜像称之为“档案之我”（file-self），被监控者无法对“档案之我”产生任何自我认同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是由他人所书写的我，而是因为无论情节大小，“档案之我”最终都是需要程度不一“消灭”的敌人，无论对于自己受到监控有多大的意识，难免对于这类敌人指控产生本能的反感与噁心。
出身匈牙利的玛顿（Kati Marton）在铁幕瓦解后，获准翻阅匈共安全部门对其一家的监控档案，彼时她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是少数还能在匈牙利境内活动的“西方”媒体人，这也是他们一家成为重点监控的主因。1955年，玛顿的父亲在凌晨两点被匈牙利秘密警察带走，随后被认定是美国中情局渗透的间谍，以间谍罪起诉。
匈牙利民主化后，老马顿获颁最高文职奖，并将老马顿的监控档案交给他，这是他亲身见证黑暗时代的见证。不过老马顿终生都没打开过档案。
由于安全部门钜细靡遗的监控，玛顿意外地在这些档案中补完了她的父母为了保护子女而刻意隐藏的一面，例如老马顿曾经是反纳粹地下组织成员的往事，还有儿时的涂鸦画作还有照片，玛顿以为这些旧物老早就因为搬家整理丢弃了，其实早就被秘密警察带走，一直收藏在档案堆中。
玛顿注意到秘密警察对他们一家的描述经常以“资产阶级”开头。对于情报量极低的日常生活点滴，就强调这证明了其一家的“资产阶级做派”；老马顿则被认定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特务，所写的报导都是敌视匈牙利的诽谤。“资产阶级”的开头定性了他们一家的身分，不是诸如户籍、出生日期、性别等等现代人口治理的基本素材这类东西，玛顿为以她们一家监控档案为素材所写就的专着所起的名字《人民之敌》（Enemies of the People）：他们一家是资产阶级，所以是潜在的“敌人”，是人民的敌人。
让玛顿困惑的是，秘密警察竟是从这些家居日常的监控纪录中做出“人民之敌”的结论与指控，这对特务来说毫不困难，安全部门工作的基本假设是人们从来都不是表面的那个样子，秘密警察的专业就是找出人们隐藏的“秘密”，秘密不只证成了秘密警察的理由存在，也断定了人的样子，更确切的说，“敌人”的样子。在特务主管批示与行动建议中，她们一家从来都不是活生生的人，“其人性、情感全被洗涤得一乾二净”，都是随时可以驱逐、“清洗”与“处理”的“资产阶级分子”。
为了维持这个资产阶级家庭设定，秘密警察还会帮忙美化他们的亲子时光，例如，档案中纪录了一日午后老马顿带着两个女儿买文具、吃冰淇淋、逛玩具店与吃午餐的监控。
玛顿不得不“感谢”秘密警察的费心，因为她早已忘了那个午后，也忘了她那个不苟言笑、脾气暴躁令姊妹敬畏的父亲，还有着关爱女儿的日常一面。
秘密警察与客观敌人
对极权体制极具洞见的鄂兰反覆强调极权体制与过去那些暴政的根本区别，其中之一就是它对“客观敌人”的界定。暴政之为暴政，自然是因为它不容异议，不容体制的真正“敌人”，这些敌人可能有推翻政府的行动，可能只是有过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暴政总有相对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可疑分子”。然而，极权体制的完成却是始于“完全灭绝真正的敌人，开始追捕客观敌人”之时。
“客观敌人”的存在不需要实际证据，任何人都可能随时变成体制运动路线所界定的客观敌人，之所以是客观，是因为它是由极权体制对形势客观发展的逻辑推论，以及当局对特定政治路线的选择所界定。
老马顿曾在审讯时提到他在战争期间时反纳粹运动经历，旋即被秘密警察喝叱是否因为“左派倾向”才参与运动，老马顿无法理解这个质问，但对特务来说，要先能用一分为二的逻辑将对方定性，界定敌我之后，才能理解应该如何对待对方。这则插曲令人莞尔的是，秘密警察似乎没有发现“左派倾向”的定调将破坏档案中“资产阶级”的人设严谨度，同时也好像忘了他们守护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让“故事”的逻辑一致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审讯记录上显得清楚明白，本来也就是秘密警察的专业之一，秘密警察的职责从来都不是调查可疑的犯行，而是确定可能的罪行。
客观敌人取代真正敌人成为追捕的对象，所对应的是秘密警察或安全部门在体制中地位的转变，从体制中的国中之国，提升到路线的主要执行者。严格来说，在所有曾经与现存的极权、类极权体制中，秘密警察部门都是组织最好、效率最高、办公单位最豪华的部门。严格来说，秘密警察并不是党国一体的必然逻辑延伸，因为正规政府体制中并不存在对付客观敌人的相应部门，秘密警察是极权体制的独到发明，它只服从领袖意志，因为只有领袖才能决定下一个潜在客观敌人是谁。
线民是秘密警察与作为客观敌人的监控对象之间的必要连结，让体制的恐怖得以运作的小齿轮是由秘密警察以及成千上万的线民与告密者共同集结而成。毫不意外也让人意外，玛顿在监控档案发现她们一家的帮佣几乎全是线民，告密网络则包含了大部分的亲友。
伟大的领袖与鬼祟的特务
党国有时候用恐吓的手段强迫线民，玛顿一家有几个帮佣曾经声泪俱下向老马顿坦承受到胁迫，不得不从事告密工作，老马顿夫妇偶尔得帮忙炮制一些无关紧要的资讯，让他们拿回去交差，甚至分饰两角，协助这些受迫的线民撰写对自己的监控报告。不过，老马顿很清楚“一声不响的告密者”才是最可怕的。
玛顿在档案中发现她们姊妹的保母兼法文家教“夫人”正是那个最称职也最勤劳的线民。
对于极权体制最终得靠秘密警察，依赖秘密供养的现象，Elias Canetti认为这是权力逻辑的必然结果，垄断权力的前提是掌握秘密，掌握权力意味着无法看透，“拥有权力的人看透别人，却不让别人看透”，独裁者的力量来自于他对秘密的垄断。
然而，极权体制毕竟不是帝王心术，后者依赖秘密的掌握维持君臣的不对等之势，而极权体制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际上不需要“秘密”，毕竟在一个任何日常行为都可以解读为敌人倾向，解读为对体制怀抱恶意，解读为“可能之罪”的体制中，领袖并不需要像过去的暴君那样掌握秘密维持权力，因为他已经掌握了秘密警察，而炮制的秘密无论如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秘密：那构成一个人最为内在不欲人知的一切。假想的受困与壮胆用的历史正确，都无法为监控报告增添任何秘密的本真，这是后来所有翻阅自己监控报告的人都不免纳闷甚至哭笑不得的原因。
然而，秘密警察的恐怖不在于其虚构秘密的能力，而在于虚构过程中对于人类常识交往世界的瓦解。
秘密警察对于掌握秘密的能力与效率经常被高估，而他们瓦解社会正常交往因而释放的破坏性力量，却经常被远远低估。极权体制的副作用之一显然是让正常的人失去智商，秘密警察首当其冲，可是，它的另一个副作用，也是让正直的人失去良心。
人们从来都不应该怀念过去那些还有伟大领袖与秘密警察的时代，一个依赖特务的鬼祟支撑，破坏人与人之间最单纯信任的体制，没有任何高贵性可言。
（思想坦克202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