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是鲁迅《故事新编》中唯一一篇以戏剧剧本形式书写的小说。与《新编》中其他作品类似，《起死》也是借用了历史人物和相关的价值观念，通过讲述庄子与一位汉子的纠葛及论辩，用以表达对现世世相的批判与讽刺。
庄子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体系简单概括即四个字“相对主义”，所谓“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并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可以由主观控制和决定的。这样的思想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是相悖的、反科学反理性的。此外，庄子和老子等道家学派人物还依此主张清静无为、隐居避世。虽然如果以此来修身养性、实现自我心灵的满足并无不可，但如果以此指导现实生活，尤其是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士用这种思想来看待时事、对待人民，那将是社会的灾殃。
鲁迅作为批判现实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一直反对道家这种虚无、自保的价值观念。而鲁迅生活的年代，人民苦难深重、国家危机四伏。有许多人却信奉道家观念，面对黑暗麻木不仁，得过且过、自我安慰。鲁迅对此非常愤怒，才写下了《起死》来讽刺这类思想及信奉者。
鲁迅的批判逻辑严密、擅长通过反讽方式讥刺，《起死》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这样的风格。文中通过庄子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言行，将“相对主义”者的虚脱离现实性、虚伪性、双重标准展现的淋漓尽致。
庄子在请神仙复活赤条条的汉子之后，汉子向他讨要衣服，庄子是这么说的：
“庄子——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 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 ……”
但是当庄子求助的巡士建议庄子给汉子一件衣服时，庄子却以需要见楚王为由拒绝了：
巡士—— (搔着耳朵背后，)这模样，可真难办……但是，先生……我看起来，(看着庄子，)还是您老富裕一点，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
庄子——那自然可以的，衣服本来并非我有。不过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
屈原有事需要穿衣服，汉子也有事，探亲也需要穿衣服，总不能赤条条去见亲戚吧。但是这时的巡士则“镇压”了汉子，庄子则在一旁听任巡士的“镇压”，还和巡士友好告别：
汉子——我要去探亲……
巡士——胡说!再麻烦，看我带你到局里去! (举起警棍，) 滚开!
(汉子退走，巡士追着，一直到乱蓬里。)
庄子——再见再见。
巡士——再见再见。您老走好哪!
简短的对话将“庄子”的虚伪、其价值观的自相矛盾展现的淋漓尽致。“庄子”并不是或者说不只是庄子，而是喻指从古代到鲁迅生活的民国时期，同样如此虚伪、思想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上流精英和知识分子们。
民国时期，面对破碎的山河和苦难的人民，一方面有大量知识分子心系民族和劳苦大众，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到“救亡启蒙”的行动中；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社会精英自私自利，或者认为现实不可救药、革命越革越坏，因此鼓吹包括道家老庄哲学在内的消极无为、逃避现实的思想，并对那些积极批判和改造社会的仁人志士冷嘲热讽。
不过，和《起死》中的庄子一样，这些主张“无为”、“淡泊”的精英虽然口头上轻视名利、超脱世外，并且规劝人民也放下功名利禄的执念、多追求心灵的宁静以求得幸福，却绝不肯让渡自己的既得利益，仍然靠着祖荫、人脉和剥削工农过着优越的生活。如果有谁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就不会“无为”而是暴跳如雷、利用包括统治机器在内的各种手段来镇压人民了。
民国如此，当代的“新中国”更如此。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社会走向沉沦，知识分子在内的上层精英也分化了。有些人仍然坚持呐喊，有些人彷徨后归顺体制，还有些人，则变成了老庄哲学、儒家自保主义、宗教迷信思想的信徒。这些信徒信奉其中某一思想或者混合信奉，共同点是都反对介入现实、主张清净无为，并拒斥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告别革命”正是典型的口号。他们是这样想和说的，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告别革命”口号的提出者之一李泽厚，倾心于美学研究且颇有成就，陶醉在自己和同好们编织的雅致的空中楼阁中自娱自乐。
而2012年之后，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变得犬儒化，从青年学生到知名学者，从工商精英到体制内有才有闲有钱的既得利益阶层，普遍逃避现实、遁入封闭和自愉的心灵世界中。而他们寻求的安慰心灵、麻醉自己的思想价值，同样无外乎儒释道思想中“无为”、“淡泊”、“难得糊涂”这套自我安慰的把戏。“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多么豁达呵！
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大多数人民则生活在物质贫困、精神无尊严、个人权利时时刻刻被侵犯的处境中。改革开放虽然富了一部分人，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但贫乏和痛苦仍是普遍的，数亿农民工在城市苦苦劳作，却连城市户籍都不能取得，教育无缘医疗昂贵，生活没有保障，子女与父母分离，制造了多少被欺凌和走向犯罪的留守儿童；继续务农的农民则在乡间如千年前的祖辈一样“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还要受到乡村干部恶胜地主的压榨盘剥；以前生活尚可的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大都没有得到补偿和妥善安置，许多曾经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妇女、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应有的特殊权利与便利也得不到有效保障，其中的许多人只能在残酷的丛林社会靠依附强者唾面自干的维持生活，直到死去；残疾人、性少数群体、特殊疾病人群长期处于被政权和主流社会双重歧视、剥削、压迫的处境中，有些人的生活可谓暗无天日。党权迫害、政府恶行和司法黑暗，让本来就受苦受难的人民时常处在“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评”的冤抑绝望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即便到了以上状况有所改善的2020年，中国仍然有四成人口收入不足1200元，政治与公民权更是零，生活贫困、权利丧失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活着”的常态。
面对这些苦难与黑暗，那些信奉老庄哲学、虚无化一切、以相对主义诠释世间万物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是沉默的，而他们信奉的这些学说，正是他们开脱责任、面对强权选择懦弱的借口。他们将一切是非、正邪、苦乐都虚无化，将一切不公不义视作正常，将各种苦难当成人类社会的必然，自然也就没了不满与愤怒，更没了改革和革命的意志和行动。他们已经在这些学说的荼毒下，忘记了作为既得利益者旁观受难人民，本来就是极大的罪过。何况他们这种思想并不止于自娱自乐，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更多人，带动全社会犬儒化。
他们把苦难虚无化，将是非转化、将有无等同，也是对遭受苦难人民的侮辱。那些在工厂流水线因工伤失去手指的工人，难道可以用庄子那套欺骗自己“有手指就是没手指，没手指就是有手指”？被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的孩子，是不是要安慰自己“被打就是打人，我被打等于打了人，我不仅不应该委屈还应该给打我的人道歉”？还有，既然“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那工人还上班干什么？农民也没必要下田了。如果这样，那工农们又吃什么？“吃了等于没吃，没吃等于吃了”吗？至于主观意念对抗残酷现实，老人看病没钱、孩子上学没学费，靠意念能治病上学吗？有些的确可以通过精神力量去支撑，例如许多工厂加班加点，工人每天要强打精神工作12小时以上并连续工作一个月，只能靠意志力撑着。但是那种感觉是享受还是痛苦？是压迫还是从容？
当然，以上的假设只是一种极端的诠释。但虚无化和相对主义会极大淡化苦难、混淆是非，让人们冷漠的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苦难与不公、选择随波逐流和听之任之，却是显而易见的现实。而且，大多数人民尤其底层民众，是没有条件像知识精英那样去避世、理顺心态、恬淡生活的。他们已经被生活的重压压的喘不过气，为生计疲于奔命，还往往遭受来自上层的压迫和同阶层的霸凌滋扰，根本无心无力“清静无为”。
就像“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中所说：
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
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
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
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
血源自火柴盒般的出租屋
这里狭窄，逼仄，终年不见天日
挤压着打工仔打工妹
失足妇女异地丈夫
卖麻辣烫的四川小伙
摆地摊的河南老人
以及白天为生活而奔波
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的我
我向你们谈到这些人，谈到我们
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
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
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
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
一个个爆炸的词汇
在珠三角，在祖国的腹部
被介错刀一样的订单解剖着
我向你们谈到这些
纵然声音喑哑，舌头断裂
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
我谈到血，天空破碎
我谈到血，满嘴鲜红
许立志算是打工者中的异类，他毕竟还是会写诗，甚至还出版了诗集，尚且生活如此逼仄艰难，更何况那些只认一些常用字、对历史和哲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其他工人农民了。而且，许立志最终也自杀了（自杀时年仅24岁），大抵是无法承受残酷的打工生活折磨，也无法从沉痛的思考中自拔，最终身心崩溃，绝望而死。
对弱者、底层，繁重的工作和巨大的生活压力虽然残酷，更令其痛苦的是身心被伤害、尊严遭践踏。像许立志一样的中国工人（一些国企职工除外）被当成类似于奴工使唤。领班一怒，工人战栗，是许多血汗工厂的常态。不仅在工厂，弱势群体、平民大众，总是会遭遇各种侮辱与侵害。而这往往是地位不俗、生活体面的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难以感同身受的。
比鲁迅早一代的俄国作家契诃夫，在他的代表作之一《第六病室》中，对底层的屈辱、上流精英的体面、后者对前者的不理解、知识精英高高在上清谈生命意义之类东西的虚伪幼稚，都有颇为深刻的展示、剖析：
“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契诃夫和鲁迅一样，都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最值得赞誉的，并不是他们发明创造了什么学说、价值观，而是将人间残酷的真相、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不义，以清晰的、深刻的、既直面丑恶又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和态度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并让读者感到深深的震撼和警醒。《第六病室》这段话，猛的拉开了隔在帝俄时代俄罗斯上层精英与平民大众之间的遮羞布，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不止《第六病室》，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如《姚内奇》、《带阁楼的房子》），都在批判上层精英价值观与苦难现实的脱节、对人民切肤之痛的漠不关心或不接地气。而他的更多作品（如《困》、《苦恼》、《万卡》、《农民》、《哀伤》），则将那些令达官显贵不愿提及、绅士淑女不敢正视、弱势底层习以为常的人民的苦难，用血淋淋的方式暴露出来。契诃夫正是通过这种对比，告诉俄国和世界，不要空谈形而上的这些哲学文学历史学东西了，保姆也要睡眠，赶车老人的孩子也是生命，农民的孩子也要关爱和教育，残疾人要照看。人民暂时顾不上高大上的心灵升华，只要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难有所助，或者起码能在工作之余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就是幸福。这不止是19世纪末俄国人的诉求，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不分肤色不分信仰的人类共同的希冀。
可惜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即便生产力和科技高速发展，这些诉求在中国仍然没有广泛实现，或者比较含蓄的说是“不充分、不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鼓吹“方生方死”、“物我两忘”，沉浸在“美啊美啊”这类不能“经世致用”的学说中遁世自愉，是对人民的残忍。
其实，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信奉老庄哲学“无为”、相对主义的，并不真的无欲无求。和当年俄国上流社会一样，那些可以将一切虚无化、对社会变迁安之若素的中国社会精英，往往都有着优越的地位、殷实的家底、广泛的人脉，工作生活在安稳平静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虽然大都不太富裕，但衣食无忧还是能轻易实现的，也往往有大量的闲暇时间通过读书等各种方式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温饱、安定、有起码尊严等作为人类享有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有些人还有更大的欲望、更高的志向，而还有一些人已经可以真正“躺平”选择轻松生活了。这时候这些人能“无为”，恰恰是前面已经“有为”而不需要再“为”；这些人宣扬“无欲”，反而是因为已经满足了基础的、往往已超出常人的“欲”，并且有条件继续满足自己这些欲望。或者说，他们的某些欲望的满足已经“常态化”，就像吃饭喝水睡觉般自然常规，常规的他们自己和其他许多人都不再觉得这些他们理所应当拥有、想要唾手可得的需求算是欲望。
就像历史上的庄子及许多知名的老庄哲学信奉者，哪个不是衣食无忧呢？甚至很多都颇有身份地位，不用耕田不用洗衣不用徒步远行（即便简朴的老子还有牛可以骑），有奴仆打理一切杂物。他们对丰衣足食已经习以为常，好像清心寡欲，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已经满足基础欲望的前提下生活。
即便他们放弃一些已得到的欲望，那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满足了欲望并且还能继续容易的得到，所以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了。这就像一个人经常忍饥挨饿，那时时刻刻都有强烈欲望吃饱饭吃好饭，有碗饭在那就会吃个精光，甚至还想吃更多，看起来食欲非常旺盛；另一个人天天都能饱餐，反而经常不吃饭少吃饭，看起来没什么食欲。这并不是前者贪得无厌，仅仅是前者想满足基本需求而常常不得，没有饱腹感和安全感；后者也不是多么能节欲，只是欲望早被满足且随时都可以满足，满足感和安全感让食欲不再那么强。后者一点也不比前者高尚，更没有道理指责前者沉溺于食欲，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真的能够多么节欲。
还有两点更为讽刺的。第一，他们能够“清静无为”，正是建立在他们看不起的“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的“俗人”为他们付出的基础上的。没有“养蚕人”忍受猛于虎的苛政辛苦劳作，历朝历代的“庄子”们也就没有拜见王公贵族的“罗绮”可穿了，甚至离开劳动人民后，粗布衣服都没有的穿、饭也没得吃，只能像《起死》中赤裸的汉子那样试图做自杀这种“弱者的行为”了。
第二，这些知识精英看似不求取富贵、看淡了生死，但一旦触及他们或者他们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除了少数真的无所谓之外，大多数都会暴跳如雷的反对、手脚并用的回击。就像中国的许多自由派人士，在劳工、女权、文教、地域等问题上都持非常反动保守的立场。这从他们一边倒支持美国的特朗普及共和党右翼至极右翼势力，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出。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接受统治集团的压迫，却又不愿意失去相对于普通民众的特权和优越地位。有些人顾影自怜于贵族家庭的没落（虽然无可厚非，但非无可非议），却无视平民的苦难，甚至将主要是受害者的人民说成主要是加害者；有些利用北京籍的地域出身占尽特权便宜、以作为满清遗族为荣，却对指责其特权和历史责任者恶毒咒骂；有些研究劳工和底层问题却态度极右仇恨左翼，还迷信反劳工反女权的宗教极端派别；有些男性甚至部分上层女性对metoo运动颇有微词甚至大肆诋毁；有些在自己支持包装的“明星作家”作假被戳穿后集体回护……
在关于“告别革命”的相关讨论中，这些保守派知识分子更是直言，相对于尚有理性和秩序的专制统治者，他们更恐惧自下而上缺乏理智与节制的革命与各种人民运动，担心自己和政权一倒被疯狂的革命洪流淹没。当激进的左翼的大众与右翼专制政权对立且必须二选一时，他们宁可支持后者也不让前者胜利。这些年中国自由派贬低法国大革命、吹捧“不流血”的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立国史（虽然英美民主自由化过程中流的血一点不比法国大革命少），贬低伏尔泰卢梭及启蒙运动、抬高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及英美保守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这些保守主义者与信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人高度重合，即便并不同时有这两类信仰，这两派人也相对更亲近（和与进步主义激进主义者的关系相比）。这些人不仅不肯脱下自己的“袍子”和“小衫”，还不允许“无套裤汉”们也西装革履、进出枫丹白露之类故国之宫，以免让自己不再相对尊贵，并且乐于让“巡士”弹压“暴民”，比《起死》里的庄子更加无耻。
在从古到今这种充满剥削与压迫、人民生计艰难的现实下，鼓吹“清净无为”、相对主义、“告别革命”，从道义到道理上都是完全的错误。一切人与一切人都存在契约关系，不同的人之间契约的具体内容、契约强弱与优先性有别（例如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优先性高于陌生人），但没有人应该抛弃社会责任、公民义务。何况在当今中国这种高度不平等、社会阶层极为分化的情况下，作为“上位者”的既得利益者对“下位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有巨大的亏欠，有强烈的义务去成为像“十二月党人”那样的人以救赎己罪和自我实现。
当然，在不公不义的社会中生活，尤其面对专制强权和黑恶势力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和能力去履行责任、实现正义。例如我个人就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坚持所有理想（例如我显然不适应于政治斗争，乃至知识分子间冲突都让我不得不放弃一些阵地），也没有完整的履行对家人和同胞的社会契约，经常逃避现实。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面临利维坦的威压，各种利益集团也都不好得罪，即便“名人”“大家”也各自有难言之隐，所以选择沉默和旁观也不应苛责。但起码，知识分子不应该大肆鼓吹虚无和相对主义，更不应该为一己之私或团体利益，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缺乏正义与平等内涵的意识形态，来混淆是非、粉饰罪恶、淡化苦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庄子的其他各种立场观点，老庄哲学及儒释道及其他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中的类似理念，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自有其哲学、文学、史学价值。但对这些学说和价值观，应该有一种全面系统的认识，并且以人权与理性为标尺进行评判，而不应该被不加批判与深入思考的使用，不应该成为类似于宗教“精神鸦片”式的惑世愚民的工具。
《起死》是虚幻小说，也是人类现实。人死不能复生，“起死”是虚幻，庄子的相对主义本质上也是虚幻；庄子、汉子、巡士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喻示的现实，却在中国和世界一直存在发生。面对“苦难生灵的叹息”，我们不应该用“虚幻的幸福”麻醉自己和大众，而要“纯洁勇猛向上”，除去“虚伪的脸谱”和一切“昏迷与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2022年7月2日
共和历230年获月薰衣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