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坏地瓜

李旭光和曹刚回到公安局,孙伟和郑洁茹正在会议室等着他俩。公安局又收到了一份举报材料,是由县革委会转过来的。革委会主任王大斌要求重视这个举报。而且举报人亲自来了,被安排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孙伟和郑洁茹已经到招待所见过了他。此人正是在沙梁批斗大会上站出来揭发李德乾等人的那个外号叫坏地瓜的群众。

李旭光的笔记本记载:

1102案件的检举人坏地瓜,本名叫綦家声。出身中农。解放前有三十亩地,有车马,还开着油坊和一间杂货铺,如果在别的村,够定富农。沙梁村有钱、有地的人太多,他也就沾了光,成分降了一级,变成中农。坏地瓜也不能算是革命群众,他的堂哥是个有血债的惯匪,解放后虽然没有被枪毙,但也戴帽管制。

坏地瓜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蹿下跳,伪装积极,投机钻营,但每一次都惨遭失败。坏地瓜的“坏”是一种病态的,没有动机,也没有理由,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坏”一把,专案组在沙梁村走访群众的时候听说过许多他干过的“奇葩坏事”。

这一带的百姓有个习惯,夏收之后会把麦秸垛堆放在各自的地头上,到了冬天才会拉回家当燃料做饭,没有人会打这些麦秸垛的主意。解放那一年,沙梁的麦秸垛却连连失火,好几家的草垛都在夜里被人放了火。开始大家以为是意外失火,或者是孩子们干的,但麦垛烧了好几夜了,“联办”的民兵觉得不对劲儿,加强了巡逻,在一个后半夜发现坏地瓜鬼鬼祟祟出了村,民兵一路跟随,见他一直溜到沙梁村跟洪兰村交界的地面上,躲进最大的一堆麦秸垛,民兵一拥而上将其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一只煤油瓶,一只火镰。民兵押着坏地瓜回村,村长独眼狼把坏地瓜吊在“联办”的房粱上,用腊杆抽他的屁股和双腿,坏地瓜被打得鬼哭狼嚎,不得不承认所有的麦垛都是他放火烧的。

奇葩的是,这些被放火烧了麦垛的人家跟坏地瓜并没有过节,有的甚至还是他的本家,坏地瓜为何要烧这些人的麦垛?坏地瓜供认他放火烧麦垛是随机的,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动机。这就让沙梁人非常疑惑,大家都对他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放火烧麦垛算不了什么大罪,村长只狠狠罚了他一笔钱,给被他祸害的人做了赔偿了事。

独眼狼还将其绑在文昌阁东侧一棵曲叶柳树上,从不知道谁家的地窖里找来两只烂得发黑发臭的坏地瓜挂在他的脖颈上。第二天正逢沙梁大集,四乡八庄来赶集的人都围着看。一时间,坏地瓜的名声传遍平度东南乡,他的三个女儿到了出嫁年龄却嫁不出去。即便是说不上媳妇的光棍儿,一听说是坏地瓜家的女儿,倒贴嫁妆有不敢娶。

另一件事更奇葩,发生在文革前夕,那时“麻子冬”还是民兵连长。坏地瓜伪装积极,对“麻子冬”百般巴结。“麻子冬”就让他进了民兵连。一个大晌午,“麻子冬”的小女儿在庙湾岸边的一棵柳树下玩耍,坏地瓜路过,见四下无人,一时丧心病狂,将这个三岁的女孩一脚踢下湾里去,这一幕恰巧被刚从庙湾对面供销社出来的“麻子冬”亲眼看到,“麻子冬”大叫一声,跳下水救回自己的孩子,坏地瓜早逃得无影无踪。

“麻子冬”纠集民兵四处抓捕坏地瓜,坏地瓜藏在自家地窖里,让他老婆放风说自己去了东北。“麻子冬”根本不信,安排亲信“石猴子”、“土打基”等日夜监视,终于在他老婆晚上送饭的时候沖进去抓个正着,一条麻绳绑了,吊在联办屋樑上打了三天三夜。坏地瓜被打得七荤八素,屁滚尿流,浑身上下乌黑乌黑,没有一寸好肌肤。好在他家底殷实,卖了几件祖传的明清花瓶,赔了“麻子冬”三百块钱损失费才算了事。

坏地瓜在家里炕上躺了半年,能拄着拐走出家门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坏地瓜做坏事是出于一种本性的恶,一种可怕的病态。他自己承认,见不得任何人好。只要让他一个人独处,他就按捺不住做坏事的冲动。他老婆常年给他洗脚,他会毫无来由地端起洗脚水泼他老婆一身。八十岁的老娘脸上经常鼻青眼肿,那都是他的杰作。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从小都是他殴打取乐的玩偶。坏地瓜这种极品坏人,到了文革,自然有了用武之地,就要大显身手了。

“麻子冬”当了沙梁一大队革委会主任,坏地瓜被招进“文攻武卫棒子队”,专门负责监视、看管“四类分子”,可以合法的作恶、施暴。坏地瓜对付监管对象的损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原来的联办主任、走资派张文英脖颈上挂的黑牌子,他专门刨开一座荒坟,用朽坏的棺材板做成的,挂牌子的绳子也换成了细细的铁丝。张文英挂着这块三十多斤的牌子、戴着高帽被批斗、游街示众,铁丝都勒进了脖颈,鲜血直流。连最铁石心肠的“麻子冬”都骂坏地瓜太阴损,简直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

坏地瓜值班看守四类分子,越是天下雨,他越是把监管对象都从黑屋里赶出来,让他们跪在泥水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语录。

坏地瓜美其名曰“让阶级敌人在风雨中反省罪行”。

被坏地瓜关押过的李德乾说,有一个深秋之夜,秋雨连绵,冷彻骨髓,小学校的“牛棚”里集中了二十多个“牛鬼蛇神”,预备第二天公社主持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坏地瓜把李德乾、孙大牙、邵瘸子、独眼狼、留福、桂满堂等老弱病残统统赶到院子里冒雨朗读毛主席语录,反省自己的罪行。李德乾的老寒腿就是那时候在雨水里浸泡造成的。

地主桂满堂对调查人员说,我们的膝下都铺着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雨水下个不停,天空还一个接一个响着闷雷,雨水浇在身上,开始还能感到冷,后来就麻木了。我们都跪在雨水里,一天一夜不准起身,坏地瓜他们捏着大棒子在屋簷下盯着,谁敢动一动膝盖,就会遭到劈头盖脸一顿棒子打。

第二天开批斗会的时候,有一半人晕倒在台上,不醒人事,差点闹出人命。公社革委会的人搞清楚了真相,命令“麻子冬”整顿队伍,之后,“麻子冬”不敢再让坏地瓜看押四类分子,只让他盯梢、监视、跑腿。

很多被关押对象后来也跟工作组揭发,被关押过的四类分子大都有老寒腿,都是坏地瓜给整的。

46 过节

李德乾因为病情严重,不再适合关押审查,被安置在医院里。李旭光和留华尧到医院调查,李德乾说:坏地瓜多少年来一直污蔑我杀害八路伤兵,有人说他向八路举报我是心向革命,那他给马上的土匪当眼线,绑了地主桂满堂的独生儿子,勒索大洋三千,也是心向革命?

李德乾提起了坏地瓜干的另一件坏事:勾结土匪绑票。

桂满堂的儿子桂一毛被绑票是李铁诚亲眼目睹的。李铁诚对李旭光说:鬼子投降那年,我和桂满堂的儿子桂一毛放学回家,在文昌阁西侧遇到两个骑自行车的黑衣人,两人声称是即墨城里来的,桂满堂在即墨城谈一笔大生意,让他们来接儿子。桂一毛傻不拉几跟着上了自行车,还丢下一句话给我:回家告诉俺娘,俺去玩几天就回来。

我跑回桂家,见到了桂满堂,把一毛被人骗走去了即墨的事说了一遍,桂满堂吓得脸都黄了:坏了醋了,怕是被马山的土匪绑了票!

桂满堂猜对了,到了晚上,一个外号叫“土打基”(这傢伙穷得盖房子没用一块砖,沙梁人称“土打基”)的就带着马山土匪的条子来找桂家了,条子上只有八个字:大洋三千,马山赎人。桂家知道“土打基”是土匪的眼线,就央求他宽限几天,家里委实拿不出那么多大洋,“土打基”道:大当家的说了,只给三天,三天后不见大洋就撕票。

匪的威胁比皇帝的圣旨还要来得可怕。毕竟就这一根独苗,桂满堂没法子,只好忍痛去找天火烧,天火烧早就看好的百亩好地低价卖给他,换成银子赎回儿子。

桂满堂不久就知道,绑架自己儿子勒索赎金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坏地瓜参与谋划的,他还得了土匪的500大洋,“土打基”只是个小喽啰。

几十年后我从加拿大回大陆,为此事采访桂一毛在土匪窝里的传奇经历,桂一毛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了,但依旧健谈,对多半个世纪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他说:土匪把我带到一个野庙里,眼睛和耳朵都封了白蜡。然后又转悠了半夜,才上了马山。马山的土匪住在一个洞里,匪首叫马三,是即墨人,穿着大褂,看上去清清瘦瘦,很像个教书先生。我就很失望。他们给我吃山猫肉,喝即墨老酒,第二天还带我到山上去打猎。马山是一座不到500米高的小山,山上除了鸟和老鼠,什么野物都没有。马三就打老鼠。马三的枪法非常准,他的枪是从青岛买的德国造20响大镜面(驳壳枪),瞄子(准星)锉掉了。马三打枪从来不瞄准,他可以从任何角度出枪,弹无虚发。我亲眼看到他一个时辰能打死几十只老鼠,都是一枪毙命,有一只大山鼠从洞里一露出两只黑眼睛,就被打死。头上的飞鸟掠过,他一举枪鸟就扑啦扑啦掉下来了。因此,山上的土匪都怕他,尊他为老大。马三没事的时候还打香头,还把山梨放到土匪头上打,以此锻炼土匪的胆量。

到了第三天,我爹把大洋送上马山的时候,我都不想下山了,一心想跟马三当土匪,学打枪。马三说,少爷,你是好人家的孩子,不能吃这碗饭,我们这些人早晚像这些老鼠一样死在枪下。你回吧。就叫人把我送下了山。

后来我又偷偷去找过他们几次,因为不认识路,没有找到。

李旭光的日记中提到了桂满堂跟天火烧的恩仇,无意中透露了坏地瓜锲而不舍举报李德乾的隐秘内情,这是后话。

47 逮捕坏地瓜

坏地瓜这种没有阶级动机、不图回报、以祸害他人为乐的黑暗人格,让李旭光不能理解,甚至不太相信。她牢记领袖毛泽东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类社会的一切爱憎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后来在美国学习西方哲学,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黑格尔说的,毛泽东只是引用。黑格尔后面还有话:自然界也是如此,人的审美取向多半来自大自然的精密安排。

其实,黑格尔也好,毛泽东也罢,他们的结论都下得太绝对了。比如坏地瓜对他人的这种邪恶和仇恨,就跟阶级身份无关。他的仇恨,是针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源自他灵魂深处的那种人性黑暗。中国这种体制,文革这种社会失序的极端时期,特别容易触发这种黑暗。就像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它是本来就存在于社会肌理的,一旦合适的土壤和条件出现,就会蔓延开来,给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伤害。

李旭光决定找坏地瓜谈谈。她和曹刚驱车去了招待所,没想到他已经回了沙梁。只好驱车再去沙梁,让联办主任张文英安排民兵把坏地瓜找来。

坏地瓜大概有五十多岁的样子,身材矮小,乾瘦,其貌不扬,只有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又黑又亮,精光闪烁,让人想起舞台上的娄阿鼠。

坏地瓜随身带着一个蓝底红花铺盖卷,一个旧的陶瓷茶缸,茶缸上印着五角星和“淮海战役支前纪念”八个红色大字,到了“联办”蹲在门口。

联办主任张文英很奇怪地看着坏地瓜带着这些东西,问:你咋回事?打算住下了?

坏地瓜抬头道:六四年我被你弄进去,没带铺盖卷儿,在公社挨了一夜冻,这次我乾脆带齐了。

谁说要抓你了?公安同志找你了解情况,你闹啥么蛾子?

张文英踢了他一脚,揪着衣领把他拖进办公室,坏地瓜依旧蹲着,微微仰头看着在办公桌两边坐着的一男一女两个公安人员。

李旭光让民兵拿来一长条凳让坏地瓜坐下,坏地瓜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蹲着就行。

我们只是找你了解情况,又不是审你,你心虚什么?

曹刚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命令:坐到条凳上!

坏地瓜乖乖坐到条凳上,把那只搪瓷茶缸抱在怀里,茶缸上的红五星和字很醒目地对着两个公安人员。

李旭光不动声色把搪瓷茶缸从他手里拿过来,放在桌子上,又拿来暖水瓶,给他倒了一缸开水。

李旭光边倒水边说:天气凉了,喝点开水暖和一下。

坏地瓜堆起一脸谄笑:感谢政府。

李旭光故意不去注意那个搪瓷茶缸,她早看透了坏地瓜的心思,向政府暗示他支过前,是革命的有功之臣。其实淮海战役的时候,山东解放区几乎人人都推着小推车去“支前”,只有坏地瓜这样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把一个支前纪念品保留至今且作为道具使用。

李旭光突然问起另一件陈年旧事:六四年那一次,你是为什么事进去的?

坏地瓜一愣,偷偷看了一眼埋头记录的曹刚和不动声色的李旭光,只能如实回答:捡了九甲村的一头驴子。

李旭光脸色一沉:捡?偷的吧?关了几年?

坏地瓜回答:本来是捡的,后来人家来找,我瞎说没看见。就这样被判一年半。

李旭光再问:回来后没有戴帽管制?

坏地瓜露出少许得意的神色:管制到文革爆发,帽子摘了。

李旭光很惊讶:摘了?为什么?

坏地瓜眨巴着眼睛道:革委会綦主任认为应该保护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给我摘了帽子,让我参加运动。

坏地瓜说的綦主任就是“麻子冬”,官名綦冬文。

这件事有些蹊跷,偷一头驴子判一年半,太轻了些。而且按照当时的政策,这种刑满释放犯出狱之后,是要长期戴帽管制的。李旭光问张文英:张主任,你知道情况吗?

张文英摇头:这事恐怕得问问一大队的麻子冬了,这是他们革委会弄的,我们联办只管监管四类分子。

李旭光点头,张文英立刻派人去找“麻子冬”。

坏地瓜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本想玩个小花招儿,结果自己挖坑跳了进去。

民兵去找人的这段时间,李旭光跟坏地瓜东拉西扯,她已经不打算客场作战,在沙梁询问李德乾的案件了,而是要制造条件,将坏地瓜以漏罪嫌疑带回县里,再寻找机会攻关突破。

等到“麻子冬”来到联办的时候,李旭光已经落实了坏地瓜的好几桩罪行,包括把“麻子冬”的女儿踢到庙湾的杀人未遂案件。

文革期间,军管会领导下的地方公安机关权力极大,抓人也不需要什么手续,李旭光给县里打电话报备一下,就给坏地瓜戴上了手铐,押上了吉普车。

“麻子冬”急赤白脸,反复说情,脸上的麻子都一粒粒涨得通红,李旭光就是不松口,不但不松口,还给“麻子冬”扔下一句话:

像坏地瓜这样的人,能祸害别人就能祸害你!上一次踹了你女儿,下一次就轮到你了!

48 伤兵事件

李旭光从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最能骗人的、最不容易识破的是掺杂了许多真话的谎言。高明的撒谎者总是使用许多真实的细节,构造一个看似真实的故事,诱导你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小说是虚构的,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部小说虚假,而某部小说却真实呢?所谓真实的小说,无非是它描写的细节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生活真实。

坏地瓜虽然不会写小说,也不懂高深的文学理论,但他却无师自通,用许多生动的细节构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几乎成功骗过女公安李旭光。

在公安局预审室,坏地瓜说:李光乾杀了那个八路伤兵,他拿了八路的枪,用席筒卷了扛回家,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李光乾说他把枪交给了八路部队,这话也可能是真的,他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都当八路嘛。送给他外甥女婿也符合他的心意。

在李旭光询问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坏地瓜斩钉截铁地证实自己是亲眼所见的证人。

李光乾杀了八路,夺了枪,又把枪送给八路,他为什么这么干?他疯了吗?

李旭光仍然不敢置信,她用逻辑来质疑举报人。

坏地瓜言之凿凿地说:李光乾杀了那个八路伤兵,这是事实。否则那个伤兵哪里去了?没有归队,也没有被炮楼上的鬼子抓住。他跑回家了吗?当了逃兵?他家在哪里?谁能证明?

李旭光仍然不肯相信:那也不能说李光乾把人杀了呀。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为了枪?为了枪的话为何又把枪送给八路?

坏地瓜突然狞笑起来,他瞇着一双狡诈的眼睛,就像看到猎物掉进自己挖好的陷阱一般得意:

嘿嘿。你问到点子上了。你应该去问问李光乾,他四哥是谁?李德元!国民党十八支队少将旅长,平度县长,现在还在台湾呢。至于把枪送给八路,实际上是送给王天华,达到什么目的?掩盖罪行嘛。实际上他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他都被平南锄奸团抓了,还能活到现在,不是王天华包庇能有这等好事?还有,王天华是什么出身?王天华原来的名字叫谭冠三,他爹是即西第一大财主,有个外号叫谭半城,即墨城半座城都是他们家的。谭冠三在青岛大学读书的时候加入过三青团,至今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坏地瓜突然扔过一大堆“料”来,炸得李旭光晕头转向。

李旭光和曹刚都懵了,李旭光还没反应过来,曹刚跟着问:

你怀疑王天华包庇李德乾?你甚至怀疑王天华的身份?王天华是中共平度县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他不是中共党员?

坏地瓜得意地狂笑道:不是我怀疑,中共中央也在怀疑,毛主席也怀疑。不然就不会搞文化大革命,不会搞清理阶级队伍了嘛。革命战争年代情况复杂,革命队伍中混进了很多坏人,刘少奇、贺龙,不是都被揭露出历史上叛变革命当了叛徒?甚至根本就是内奸?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个像娄阿鼠一样的傢伙,用他的谎言和那个时代盛行的革命逻辑实现了角色转换。他很清楚,文革中提出这类爆炸性的料来,任何一个来调查的机构都不敢擅自做主,只能交给上级处理。

49 争执

李旭光只是一个县级公安机关的普通干部,不是造反派,按规定是没有权力调查青岛的一个十三级高干的。她把坏地瓜反映的关于王天华的情况向专案组做了彙报,组长孙伟和顾问郑洁茹也犯了难,他俩只是昌潍地区行署公安处的中级干部,昌潍地区行署是山东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行政级别比青岛市还低,青岛市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案子他们管不着,也不敢管。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又怕承担政治责任,于是孙伟也只好向省革委会和地区军管会彙报,由上级定夺。

上级的批复迟迟没有下来,案子又不能拖,在专案会议上孙伟要求先查坏地瓜反映的其他人的情况,涉及到王天华的问题暂时冻结,等待上级指示。

这一天的专案碰头会所有成员都参加了,大家议论纷纷。文革期间的公安机关旧的规矩砸烂了,新的规矩还没有立起来。尤其是老局长被隔离审查了,县革委会副主任滕保国临时主持公安局的工作,但他还有武装部那一摊子,很少顾得上公安局,孙伟郑洁茹来了平度,实际上成了代表地区主持工作的局级领导,虽然没有名分,但大家都习惯了文革期间的这种特殊情况。

政保科长刘华尧首先提出,李德乾的问题跟王天华密切相关,既然王天华先冻结,李德乾身体又不好,不如先放回去,不然死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坏,更不利于查清问题。

对于刘华尧的建议,刑侦科长李旭光没有反对,她还在斟酌。政保科副科长曹刚却提出反对意见:李德乾不能放,他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历史上杀人,现实中密谋反攻倒算,他都是核心人物。把他放了,这个案子不就黄了吗?调查孙大牙、邵瘸子、留福那几只死狗,还有多大价值?

曹刚是刘华尧的副手,父母是卖豆腐的小业主,曹刚六十年代初毕业于省公安学校,分配到平度公安局当普通民警,因为家庭出身不过硬,曹刚工作非常积极,思想要求进步,很快入了党,文革开始前当了政保科的副科长。他对科长刘华尧这个战队英雄尊重有加,但文革开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今天的会议上,当着地区公安处来的领导,曹刚直言不讳提出了质疑。

刘华尧对他的这个副手的反对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说:曹刚同志,李德乾只是身体不好,暂时放回家养病,又不是不查了,你着哪门子急嘛。

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曹刚毫不相让:为了群众举报李德乾,地区派孙处长、郑处长下来具体领导,我们还能老牛拉破车,不紧不慢,四平八稳搞专案?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很多新生事物,我们公安机关也应该抛弃过去那种神秘主义的办案思路,打破条条框框,广泛发动群众,搞搞外调嘛。

曹刚唱起最时髦的高调,谁都没办法反驳。孙伟心里摇头表面上却和稀泥:曹刚同志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应该适用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改造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思路,曹刚同志,你有什么具体建议,谈谈?

曹刚见孙伟支持自己,心里很得意,不由眉飞色舞,谈起他的思路来:

孙组长,郑顾问,根据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咱们暂时不能对王天华立案调查,但我们可以找他做一些外调,让他说清楚当年李德乾送枪给他的过程和他保护李德乾过关的情况。

还没等刘华尧开口,李旭光首先质疑:如果王天华在我们辖区,不涉及兄弟地市,还可以操作,最多是让共同的上级部门打个招呼协调一下。现在我们把请示报告刚刚送到省里,又自作主张,另搞一套,省革委会怎么想?

李旭光的思路很缜密,考虑问题也很周全,孙伟、郑洁茹包括刘华尧都不由对她暗暗赞许,谁知道曹刚又提出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就算我们不方便自己出面,也可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嘛。中央不是也提倡群众专政吗?

刘华尧不由打了一个寒颤,这个曹刚,莫非也要搞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那一套?

曹刚方案一提出来,会议顿时沉默下来,文革砸烂了共产党多年来建立起来的章程,许多野心家不方便自己干的事,就挑唆或者乾脆安排群众组织、红卫兵小将去干,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这样被打倒的,开国元帅彭德怀也是这样被揪回北京关押的。对于这种现象,官僚体系里的当权者们口头上不敢反对,心里头还是有想法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连曹刚这样的小人物也学会了这一套!不能不令人头疼。

曹刚的理由太过冠冕堂皇了,没有人能够直接反驳,专案会议出现了冷场。

郑洁茹见大家都不作声,她作为上级派了的协助组长工作的顾问不能不有所表示,她说:对于工作,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我和孙组长虽然是上级派来的,但在革命队伍中也是普通一兵,我们也没有权力压制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对于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大家都可以用不断提高的革命觉悟去理解和执行,我们也不能泼冷水。

郑洁茹毕竟是老革命,老公安,老奸巨猾的地工人员。她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孙伟正好借坡下驴,宣布:我看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刘华尧不由暗自讚歎,人家毕竟是上面派来的领导,就是有水准。

李旭光另有一番心情,她需要把这位老大姐的话认真琢磨,好好消化一番。

曹刚很高兴,他认为上级领导实际上给他投了赞成票,只不过碍于刘华尧这个专案组副组长的面子,不方便直接表示而已。他暗下决心,要大干一番了。

50 搭讪

平度公安局位于红旗路东段,紧挨着现河大桥。分西院和东院两个院子。西院是办公区,有四排平房和一处高墙围起的内院。局机关包括政保科法制科局长办公室都在第一排,治安科、刑侦科等业务科室在第二排。第三排是政治处、宣传科和会议室。内院是看守所。

东院是公安局家属区和干警宿舍。水房、伙房和餐厅也在这个院子。

两个院子都向红旗路开着大门,但里面也开有两个月亮门相通。

这是一处典型的机关大院,两个院子各有一条甬道,东院甬道种着两排银杏树,西院则是挺拔威风的青杨树。门外则是两株悬铃木。枝叶茂密,已经开始挂上了小球。

周日的上午,政保科女干警周红正在宿舍区的水房里洗衣服。见曹刚一脸得意地溜进来,半开玩笑地调侃他:曹科长,大礼拜天的不休息,忙着进步呢?

周红是那种典型的青岛姑娘,长腿高个,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性格泼辣,再加上她出身干部家庭,带有一种天然的清爽气质。

曹刚平头浓眉,体格健壮,虽然说不上相貌英俊,但在本地干部中也算中等人材,很惹姑娘们眼热。曹刚对本地姑娘一个也看不上,他对周红颇有些想法,只是他一米七〇的个子,跟周红站在一起,看上去还矮一些,虽然周红也是一米七〇。

周红却不甘心待在平度这个小县城蹉跎一生,还想着调回青岛,对曹刚的小心思装着不明白,这层窗户纸就一直没有捅破。

周红的父亲周振汉是北海舰队的副政委,五五年授衔的少将。文革开始之后靠边站了,不然周红根本用不着下乡。周红下了乡没过两年,周振汉在平度的部下武装部长滕保国就通过招干将她安排进公安局,当上了公安民警。周红知道,只要父亲的问题一解决,她调回青岛就是一句话的事。

曹刚也知道周红的心思,他更知道如果自己只是一个小警察,周红都不会看自己一眼,所以才会在政治上拼命追求进步,争取早日当上科长。姑娘心海底针,但权力和地位是块磁铁,只要吸力足够大,他怎么就不能成为周家的乘龙快婿?

小周,你有多久没回青岛了?

曹刚靠着一棵大杨树看周红洗衣服,一边搭讪。

怎么了?曹科长打算批我几天假?

穿着大红毛衣的周红,因为洗了一个上午的衣服,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越发显得青春勃发,明媚动人。

曹刚伸出橄榄枝:批你假我没这个权力,但有个到青岛出差的机会,想不想去?曹刚伸出橄榄枝。

周红眼睛一亮:真的?去几天?

曹刚笑着道:或许三五天,或许一个周,看你的心情喽。

吹牛!

周红站起身来,把衣服拧乾了,搭在院子里两棵白杨树之间的一条绳索上晾晒。

那个骗你?

曹刚过来帮忙,两个人把大铁盆里衣服一一晒开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透过金黄的银杏叶子,洒下斑斑驳驳的暗影。

周红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鄙夷地笑道:你现在还没当科长呢。况且,现在专案组是地区来的孙处长当家,你就是当了科长,也是一个大头兵,跟本姑娘一样。

曹刚见周红瞧不起自己,心里一急,把实话撂了底,掏出介绍信来,说: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外调的建议专案组已经批准了,周一就去青岛找王天华。孙组长还让我物色一个搭档,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嘛。就想到了你,我已经从财务那里支取了一个周的出差费。介绍信也开出来了。

周红甩乾了手上的水珠,接过曹刚手里的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上面确实写着她和曹刚的名字。她很激动,心里动了一丝念头,眼前这个男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除了土气一点儿,功利一点儿,对自己还是比较贴心的嘛。对曹刚的印象也好多了。这么想着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柔情。

曹刚看在眼里,心里的得意比当上科长还多一点。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22-06-26~07-0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