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持之以恒
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一项艰巨宏伟的“工程”，盖因中国的历史悠远恒古，中国的传统冥顽难改，中国的文化内倾收敛，中国的人口硕大无比，中国的社会超稳定性，中国的习俗积淀深重，中国的政治错综复杂。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谈，泰西之人对远东早有“凝固的历史”的说法，这些都是说明中国社会历史的惰性巨大，船大掉头难。因此，“历史终结论”在现时代看来，显然是过分乐观了。意识形态的较量远未结束，而这又与文明的较量重叠交叉，融为一体，更使中国问题呈现复杂性。将意识形态与文明的冲突简单地二分法，予以分门别类，“文明冲突论”这种理论显得单薄无能了。
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21世纪，这是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是处在意识形态和种族文明进行全面较量的时代，是求变图存的时期。因而，作为“善”的形态张扬，“恶”的形态的遏制，这样的历史潮流是完全可以期盼的。作为终局，自由民主必将在中国开花结果，只是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具体的展开是以“时间vs.空间”为象征的斗争形式。我们多的是“时间”，而中共在眼下多的是“空间”。
社会的进步如同生命的进化，是渐进的漫长的历程，需要无数代际的传递交接。胡适先生早就说过，社会进步是靠点滴积累而成的，而不是靠一夜间的暴力革命来实现的。为此，我们奋斗在民主事业阵地的斗士们要有耐心、意志和毅力，更需要有崇高的献身精神。坚信：生命必然进化，历史总得前进，就会产生信念，必然跨越西西弗斯式宿命。
为此，同仁志士们需要戒骄戒燥，改变“毕其功于一役”的妄想，催醒“立竿见影”的梦游，转变 “一步登天”的虚构，摒弃“改朝换代”的独断。鼓吹“革命”，叫嚷“暴动”，喧嚣“大变局”，吹嘘“大转型”，等等之类的实属好高骛远。三年前，一些民运人士见之北非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来临，心花便怒放，沉溺于幻想，想当然地以为“茉莉花”不久即将锭放在中国，于是大肆炒作“茉莉花”题材，结果上演了一场场“狼来了”的空炮闹剧，导致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算了吧！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可救药。
2）和平理性
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主轴线之所以是如此，乃是“革命”的前辈们为我们后人得出来的无数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就为我们从事民主事业的人士定制了总体战略方针框架，正如上篇说的，既然民主政治并非一蹴而就的，是个漫长的渐进历程，那么，种种草率冒进的设想都是不可取的，作为从事民主事业主导者的民运人士，理应深明大义：渐进就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作为生命体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只会渐变，乃是出于整个生命结构的转变的困境。作为生命最高级形式的人类结构之中牵涉的元素甚多甚多，而元素之间互相牵制和掣肘，互为缠绕，不可能有单一的元素作为先行的“突击部队”，如：政治制度，这一元来单独担任“突击”的重任，使之完成整个社会的大转型。譬如，法国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俄国革命、1949年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革命、古巴的革命、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94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推翻共产党统治等改朝换代都未给人们带来期望的效应，即现代宪政民主制度随之诞生。
虚幻空想加急躁冒进，带来了显见后果，就是必然性失败之后的极度失望，从而灰心丧志于民主事业，就如“狼来了”的话语到了现今大幅贬值那样。可谓之：盼之越高，跌之越惨，近期大肆炒作的香港“雨伞革命”即为显例。
新的世纪尚不算长，但世人确实见证了不少为了“民主”这块响亮的招牌而招摇撞骗，再加上反专制独裁而发动起来的战争。实在遗憾得很，作为结局，世人至今尚无法见闻到有这样一个成功实例，为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通过战争而得以实现。譬如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在阿富汗，在东乌克兰等等。美国的政客和政治学者们悲哀地认识到，在上述地区是根本无法通过强制性的武力来建立起自由民主国家的目的。所以美国现在决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付出了许多献血代价之后，派驻的军队不得不撤退回国，免得惹上“西方殖民主义”麻烦，在上述地区西方的价值观是大不受欢迎的——这就是文明冲突的实质。
和平理性非暴力，在这个时代具有特重的分量，另一原因是全球化的格局。发展经济无疑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关注点，在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国际分工合作整合成一块，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经济创造性的原动力、经济合作权重系数（股份）较多的西方国家当然不希望在经济紧密合作的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暴力或武装冲突的场面，主张暴力革命意味着失去自由世界的支持。
3）变化气质
中国古代儒家特别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提出了一系列的修身养心之道，譬如：“化性起伪”、“变化气质”、“知礼成性”等等。用现代的普世性眼光来看待，由于缺乏彼岸的神明力量的牵引，待培养的价值终端目标（圣人）是颇成问题的，所以理想的“纯儒”鲜有成功之例，但至少在道德的低级层面的日常伦理培养上，还是有养育之功的，因此，儒家的德性教化方法放在现代社会还是可作参考的。在古代封建王朝，起码在士大夫们匡扶王政上，在乡土中国的士绅治理上，多见有儒家的道义论和德性养育的功效。
惜乎，德性的养育并未为海外从事民主事业的人士所熟知、所期盼、所向往，导致民运从业者在具体的操作上多的是帝王霸道，鲜廉寡耻，粗鲁蛮横，暴虐良知。
暴力革命在西方世界之所以不受欢迎，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主张激进革命的人士骨子里几乎都是因循守旧，遗传基因上无不刻录着老式的东方传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普遍背离了普世价值的方向，与现代性是格格不入的，却是成为其人谋事成事的思维定势，成为其行为路径依赖性的发源地。似乎民主建设就是恒等于革命，换言之，所谓“革命”无非就是换汤不换药的那套农民起义模式。就是因为东方人的思想浅薄，思维浮躁，看问题简单化，莫能去思考社会进步需要得到实质治理的足够支撑，而这样的支撑还得摸透人性幽暗面的深谷，为此，又需要有勇气去直面惨淡的人生，去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太有难度了！源于此故，有不少的民主之士终于成全为愤青之族。所以，其人尽管处身西方自由世界，鹦鹉学舌地“适应环境”，表面功夫做得棒极，口号喊得震天响，标语展示满天飞，拉大旗作虎皮，复又拉虎皮作大旗，如此循环不已，内心深处则念念不忘于“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杀去北京，夺了鸟位！”其机理如同大批成年的中国人来到西方英语社会，并在那里已经生存了许久年月，于是夸耀起自己的假洋鬼子生涯中染上了洋气好生了得，却终究难以用起码的英语来表达，乃一样的道理。究其本质，其人其“气质”乃是尚未完成了“变化”的“老土”，权充为民运界的一位愤青角色而已。如此之徒也许可以蒙蔽住更多的中国的愤青大军，激起愤青的连锁反应，却难以为西方的知识界人士所讨好，因为西方人对于人心之恶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
民主之事业，既然需要深明大义，就必须懂得建立民主政治的充分必要基础条件为：启蒙了的个人让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确立起来，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处于萌芽的民主政治体系）之中互相缠绕的关系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后成全为具备了一定基础知识的民主意识的人士。在现代性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术语境中，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大写的，是首要的关注点，是一切行为的出发地。“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基督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如斯说，思想的闪电激起了德国知识界的阵阵涟漪，“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哲人马克思盛赞道；可是在如今的海外中国民运圈子里，思想之物弃之如敝屣，食之味同嚼蜡——这可成为了问题的死结、或曰自我锁闭环、社会学上的怪圈、耗散结构中的封闭系统。
民主政治是交互主体性之间的竞争和协调，从业者自身必然要处在对抗性的各种关系网之中。因此，从事民主政治者，自身首先、并且也是首要的、该让自己“民主”起来，然后方可推进社会大群体的民主建设。对抗性的关系犹如军事上的打仗，打仗须讲究兵法，《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中可见，“知己”放在首要位置上，而后才是“知彼”。又正如从事各种竞赛、比赛的职业运动员们，平时该做的大量功课就是自身的训练。实在遗憾的是，在海外的民运圈子里，没有人会对“知己”感兴趣的，更无人愿意做自身的“民主”的训练和实习课程，而民运界普遍热衷于喧闹的事情，只是打倒对手中共而已，自以为，只要做到这点，便是想当然地、自然而然地确立起“宪政民主政体”来！
作为实证，据我的大量观察，海外的中国民运界里的从业者，既无理论、又无实践，只需夸夸其谈就行啦！大言不惭便算作是“做事”啦！何须遑论书生气十足的事情？
4）手段为上
手段与目的这对辩证范畴是伦理学中的重点课题。
人的主体性活动，一切有意识的行为所展开着的，都有着持续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链。人的行为是由一系列的“手段与目的”关系链来达成的，是复杂的多层次递加体系。人的行为从最原初的手段出发，在通往终极目的的路途上，现行到达一个作为手段的目的地，这个第一阶段的目的又转换成了第二阶段的手段，以此类推而演化开来，形成“手段-目的”的发展链条，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构成发展体系相类似。
人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是紧密关涉到伦理道德性质的，因为活动的全过程都牵涉进人际关系的利益内容，因此，人们的从政行为中无不显露出其道德品行，道德的评介可以从其人其事“手段与目的”的辨证关系上作出判断。而道德评介是行为的道德约束的必要环节，是有必要去做的事情。
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在“手段与目的”上几乎是倾向于“目的论”的，这是与中国人的群体主义本位立场相吻合，而与西方现代性的个人主义格格不入。现代的伦理学普遍以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在 “手段—目的”关系链上，手段占有主要的意义和重要性，而目的则是次要的从属的，这与现代性哲学的宏大叙事的脱魅、神圣大序的降价、本质主义的解构有关。
如今的海外民运人士，几乎无人有兴趣去阅读现代西方的人文类著作，于是乎，挺自然地，有许许多多的语言和行为都带有浓厚的“目的论”导向，即以为，只需行为的最终目的足够高尚，就不必讲究手段的使用是否合理恰当，甚至尽可不择手段。譬如为了推翻中共统治这个“高尚”的理由，大力鼓吹暴力革命；吹捧杨佳为“英雄”；盛赞新疆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暴恐活动；有的煽动香港示威者“占中”永不撤退；有点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拍谁”的架势来，有点大肆骂娘，有点干脆大动拳脚，据我所听闻到是不少民运大佬称：这些都可以算作是“搞民运”！最为普遍的做法是，欺骗美国移民局以攒取移民的钱财——理由就在于打出的是“搞民运”旗号！
亚里士多德云：好的行为自身就是目的。行为要以人格来担当，以实现行为自身的意义。
注重于手段的意义，以人格担当来问责自身，则务须特别要关注个人（自己与他人）的尊严和权益，而绝对不能以名义“搞民主事业”（目的）来摧残个人的利益（手段）。
人的感性生命的情欲是目的性行为的真正原初策动力。注重手段就是对于事物变化的过程，或程序的重视，就是还原在个人的感性生命上的重视。反之，主张“目的”至上者往往不择手段，往往崇拜“态度至上”，于是转化成“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主张，咬定要搞“大团结”、“大联合”，步调一致，高度统一，张狂者还主张“听话和训政”、一元化领导，这样就在操作上形成专制的实质。究其实质，是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活生生地剥夺了一个个主体性的个人的权利。其实质也就是丧失了民主的理念和操作规则。作为民主理念的践行来说，恰是缺失了权力来自于选民这个首要原则。从而出现了“抗着红旗反红旗”的奇特现象。于是乎“圈子”似乎是冥界，在此，城府功夫习得至深，厚黑之术修炼有道。以虚对虚，以鬼伴鬼，以黑拼黑，以毒抗毒。
上述讲了不少关于建设民主政治应该尽量避免暴力革命，其原因还在于，暴力的最高形式是战争，其运作必然要采取集权的手段性过程，因为战士在战场上搏斗有其特殊性：一切行动听指挥。过程作为手段的运用，若是日长天久，其心理习得积淀渐渐孵化成了至高目的——专制。
2015年1月4日，写于 美国 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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