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妈去世一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她天天出现在我眼前，可是，我一直没有写出纪念她的文字。不仅没有写，而且，她一出现，我便强迫自己“扭过头，不看她”。
4月14日，是妈妈的“头七”。“头七”据说是亡灵回归故里的日子。重庆朋友发来信息，说那天重庆有雨。我于是赶紧拿起笔，想在“头七”前写下纪念她的文字。不料，没写几行，强忍的悲情又排山倒海，压抑的泪水又滚滚而出，写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品尝了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那种抑郁，可怕的抑郁。我用了全部身心力量同它抗争，形销骨立，累累伤痕，不敢再去想妈妈。
“头七”时我没写下去，“母亲节”时写不下去。可明天，5月30日，是妈妈的生日了。想到再也无法为她过生，悲风又起……
必须一吐心中淤积了。
二
我同妈妈分别在深秋一个有雨的日子，2017年11月20日。这时，离我登机已不到20个小时。
我临行前才告诉她这个重大决定，主要是怕她难过，我不敢面对她痛苦的眼神。那几年，姐姐弟弟在外地，主要是我照看她。每个周末，我从学校归来，便是她兴奋快乐的时刻；每次分别，她都依依不舍，久久望着我离去的背影，又企盼下一个周末。我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现在，我突然远走他乡，归期难测，她怎么承受！
可是，妈妈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反应。她沉默片刻，喃喃地说：“走了好，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妈妈说。
妈妈一生，历经艰辛，练就了她的沉稳和坚强。
三
妈妈在很年轻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这同父亲一样），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的地下组织。她对我说：“那时，国民党没有呼喊民主自由，只有共产党天天在呼喊，呼喊得声声入耳、声声入心。我以为中国只有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所以就跟共产党走了。”
那是1946年，妈妈18岁。
同父亲一样，她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
“新中国”到来后，妈妈担任了重庆市南岸区团区委少先部部长，不久，她同担任团区委书记的父亲结了婚。
燃烧的革命激情，甜美的青春情爱……
然而，1957年，一场来自北京的六月寒雪、一封发自南岸区委的告密信件，点金为土，终结了虚幻的明朗天空和真实的青年梦想。
1996年母亲节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她们，便没有世界》。我写道：母亲已经老了，眼角的皱纹，头上的白发。 从尘封的影集里，发现母亲曾经那样年轻、那样秀美。可惜，当她非常年轻非常秀美时，那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就把同样年轻的父亲送去了一个偏荒的地方。
不知母亲是怎样挺过那场突来的灾变。一夜间，丈夫兼革命战友成了“阶级敌人”，这个“界线”如何划清？还有，独自拖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如何面对每日的油盐柴米？很多家庭因此而玉殒香消，但是，妈妈宁愿被贬谪坚决不离婚。
只是，听说她抱着刚出世的弟弟，喂给他的奶汁中有点点泪水。
在三年大饥荒最困难的日子里，母亲的小女夭折了，紧接着外婆也衰弱到了尽头。“我，我想吃一片扣肉”，外婆吃力地说，母亲发疯般地奔出门去，四处觅求。但是，外婆未能吃到肉便悄然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我写下了《1962，我的外婆》一文纪念她）。
没有人安慰她一声“化悲痛为力量”，母亲只有独自用瘦弱的肩膀，拼命支撑起破碎的家。差一点，已全身水肿的母亲，就步了外婆的后尘。
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
记得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来到她单位（南岸区区工会）吃早饭，劈面一张大字报： “专看裴秀娟的立场！”母亲一下子怔住了，一动不动。我们三姊妹也一动不动，同母亲像受审一样一起盯着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
上面的字有些我不认得，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裴秀娟坚持同老虎（指我父亲）睡在一起！事实证明，不是共产党的裴秀娟去改造反党分子的谭显殷，而是反党分子的谭显殷改造了身为共产党的裴秀娟！”
这是母亲单位第一张大字报，它点燃了区工会的文革烈火。
大字报前，人来人往，那目光咬得人恨无地洞可钻。我不敢看妈妈，她一定非常难堪，仿佛在饱受了党红色教育的儿女面前被人脱光了抽打。
很快，刚回城几年的父亲又被押去了那个“惩罚其肉体以拯救其灵魂”的地方。住家的四壁上，浓黑的墨汁写满了“打倒”。那天半夜，一群天兵天将破门而入，吼叫声惊天动地……
第二天早上，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灼目的阳光照耀着墙上的黑墨。母亲坐在窗前，呆若木鸡。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心中骤然一紧，从此难忘什么叫绝望的苍白、苍白的绝望！
但她坚定地站起来，平静地对我们说：“到学校去，不要担心家里。”
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文章《1967年，我，和奶奶》，其中我写道：
几个月后的一天半夜，一个男人幽灵般溜进家门。我从睡梦中惊醒，定睛一看，哇，是他，父亲！
父亲满脸疲惫，一身肮脏。
父亲和母亲压着嗓子窃窃私语，连电灯都不开，一付“解放前”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单线联系的模样。
喜剧的是：他俩真是“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
父母那一夜谈了什么？我不知道，知道的是，第二天醒来发现父亲又幽灵般地消失了。多年后我才得知，他在一个半夜里从那个劳改农场逃跑了。他运用他当年在重庆地下斗争时练就的大智大勇，躲开看守，翻山越岭，曲线逃亡，辗转几个县逃回了重庆。（后来我把他这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记录在《长寿湖》一书中）。
又只有妈妈庇护我们了。可是，我很快发现妈妈越来越紧张，一声门响，她便浑身一震。
她没有对我们说她惊恐的原因。我们几姊妹都还小，想必无法理解和分担。
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她也要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要我们听奶奶的话。
我顿时有些失魂落魄。
后来我想，一个母亲丢下几个年幼的子女离家出走，一定是到了不得已的地步。
奶奶要我送妈妈到江边，嘱咐我看着她登上渡江的船后才回来。
那时重庆已经非常混乱。势不两立的两派（“8.15”派和“反到底”派）正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他的革命路线——而打得死去活来。
龙门皓的渡船已经停开了——因为处在黄山“反到底”的大炮火力内。海棠溪的渡船时开时停。我陪妈妈赶到时，天哪，码头上人山人海！江面上不时有炮弹落水时溅起的水柱。多年后，当我接触到抗战时的难民潮和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时，脑海中竟浮现出1967年的那一幕。
山城的六月烈日高照，吆喝，尖叫，哭喊……
我没有看到妈妈登船便回家了，因为妈妈看我又热又渴又饿。
当天晚上，妈妈没回来，想必她最终渡江而去。
……
我18岁时下乡落户，离家的前一夜，妈妈在灯下久久守候，朦胧泪光中依稀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千古诗情。
“你出身不好，今后恐怕很艰难，一切靠你自己努力奋斗了。”妈妈忧伤地说。
四
多年后我重返故乡时母亲已离休，父亲也已回到“党的怀抱”。从18岁投身那个党，到后来“新中国”坎坷岁月，母亲一路走得提心吊胆。庆幸的是，她终于在晚年迎来了平安日子。
可惜，没多久，“平安”又被我搅乱，是我，让她又天天提心吊胆！
记得2002年底那个寒冷的日子，她把“取保候审”的我叫回家，满面忧愁地说：“这些日子我内心很矛盾，想阻止你又说不出口，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正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这样，多么担心……”
我没有顾及母亲的心，仅仅两个半月之后，我就开始了那后来导致我跌落讲台，被迫流亡的土改调查……
2017年11月22日，我在《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中写道：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的、一万的、两万的。“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近90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深秋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同母亲的最后一面。
五
在我流亡他乡的这几年里，每当有人去看她，尤其是我的朋友，她一定会谈起我，同时，她也一再向他们问起我的情况。“他那些年做的事好多我都不知道，他是怕我担心，一直不告诉我。”她去世前一个月，同为右二代的徐姐和蜀玲姐去看她，事后徐姐对我说，“你妈妈问到你的情况时，那双眼睛眼巴巴地直望着我。你妈妈的那种心情呐——”
可是，妈妈一听说我想回去就紧张万分！
是什么，让一个日夜思念儿子的母亲坚决阻止儿子归来？！
姐姐说：“现在有个说法：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家中没有病人，牢中没有亲人’。”
“儿子，我们可能见不到了，不过，只要你平安就好。” 妈妈多次在视频中对我说。
三年前，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先生被拒回国为父奔丧，我向他表示问候时他说：“这是我们这种流亡者必须付出的代价。”
可是，我一直认为我不会付出这种代价，我同妈妈只是暂时分别，因为我一定要回去，而妈妈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好，尤其是她清晰的思绪和流畅的语言让人很惊叹。去世那天（4月7号）上午，南岸区老干局的领导去看她，她还接待了客人。他们说：“裴老，你百岁时，我们给你一个大红包。”
六
妈妈去世前几天，卷缩在床上，喃喃读数，从一到一百，又从一百到一。姐姐说，她双眼紧闭，读得非常清晰和准确，一点不错乱。只是，不知她为什么要这什么做。
我看到姐姐发来的妈妈读数的视频，泪水陡然夺眶而出，我仿佛从她喃喃读数里，读到了她啼血而又绝望的期盼！
父亲去世前一周，在病床上问我：“网上有什么信息？”我知道他的期盼。他曾对我说，他一辈子渴盼中国走上民主自由宪政之路。但是他也说，他可能看不到了。
妈妈最后的日子，在期盼什么呢？ 是不是她也知道，她盼不到了。
“头七”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我想，妈妈魂归故乡，目光会飞越万里，寻找她不能归家的爱子吗？
4月7号晚上六点，姐姐叫她吃饭，她起床后说：“我还想睡一会。”
她又躺下了。
十多分钟后，姐姐走进屋，发现她已经永远睡去。
多年前我曾在课堂上讲丁尼生的《渡过沙洲》和史蒂纹森的《安魂曲》，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吟唱。
史蒂纹森说：“（死亡）好像海洋的水手上了岸边，好像山间的猎人回到了家。” 丁尼生说：“该没有诀别的哀痛悲伤吧，当我登船远航。跨越时空的疆界，潮水载我驶向远方，但愿能面晤我的舵手（上帝），当我渡过沙洲向海洋。”
此时，能用这些诗句来获得宽慰吗？还有，有人说，不用悲伤，这是“喜丧”——高寿，又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妈妈，还是我？
七
天宇浩淼，夜风冷寂。
我在距长江万里之遥的内华达旷野遥望夜空。
生前不能相聚，离世不能送行，“代价”，像夜黑，压碎重负的心。
妈妈的魂灵飘向了哪儿？
在4月14日夜祷时，我泪流满面：“主啊，她是去了您那儿吗？恳请您接纳她，因为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明天，是你的生日了，妈妈，先你而去的爸爸会在另一个世界迎候你吧？
他会在低回的圣歌里，为与他风雨同舟的发妻点燃烛光!
而我，也将前来，在我所采写的那许多冤魂们在天之灵的夜歌里，抹去你脸上思念的泪珠……
2022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