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我们去法国旅游时拜访了万润南先生。这位当年鼎鼎大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北京四通公司总裁,已流亡三十余年,如今在巴黎郊区莳花弄草,晚年只问花间闲事,林中栗子蘑菇成熟时。

老万送了他的一本著作《商海云帆——四通故事》给我。同为天涯流亡人,我记得老万曾有诗云:“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凡是拒绝回红朝分一杯羹的政治放逐者,能够奉献给历史和社会的,只有自己的回忆、记录与写作。

我正准备读这本《四通故事》,北京突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四通桥抗议事件。10月13日,在万马齐喑的中国,一位名叫彭立发的勇士走上高高的四通桥,展示白底红字的巨大横幅,声言反对习近平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那座勇士站立高呼的立交桥,正好是四通老总万润南当年与海淀区负责人共同规划、并承诺捐助的项目。此桥在老万离国几年后才建成。

彭载舟在北京举布条抗议的四通桥,是当年四通老总万润南与海淀区负责人共同规划、并承诺捐助的专案。(图片取自推特)

历史就在这里衔接起来了。1984年万润南创办四通公司,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初始,民间企业小荷才露尖角。四通公司被美国媒体称为“邓小平和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最杰出的成果”。而如今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已有与八十年代改革家完全不同的愿景,他不在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更愿意模仿一代独裁者毛泽东。

三十年过去,时代反转。中国改革已死,民企风雨飘摇。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只听到四通桥上勇士在凄厉地呼喊:“不要文革要改革!”

@ 赵紫阳支持的民企与世界接轨

这本《四通故事》被视为一部微型的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史。作者擅长讲故事,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串出了一部比较完整的企业成长史。此时,习近平正在为中国改革的棺材钉上最后的钉子。我因此有兴趣了解:当年的中共领袖,有哪些人曾在经济改革中,支持过四通这类先冒出土的民企?

尽管四通被美国杂志称为邓小平和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成果,但在通读此书过程中,我没发现邓小平曾对万润南的四通有过什么具体帮助。当时,邓小平一心想要扶持的是中信公司,据说,邓曾经三顾茅庐,请荣毅仁出山,希望把中信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荣毅仁拿了共产党的巨款,办起了”中信”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他把该财团交班给了王震的儿子王军,自己戴上王震摘下来的“共和国副主席”乌纱帽。

虽然万润南当时也被视为“红色资本家”,但他的四通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没拿国家一分钱。尽管如此,邓小平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政策,还是给四通的生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

在八十年代明确支持办民企的中共领导人,主要有赵紫阳、万里、宋健。其他温家宝、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人,也曾对万润南和四通表示过不同程度的支持与鼓励。即使后来习近平班子里的干将,如李克强、王岐山、王沪宁等,当时也参加过四通组织的京丰宾馆会议,观察经济改革的进程。

赵紫阳当年是主张先经改,后政改的。在经济改革方面,赵紫阳努力为民企创造在同等机会和同等条件下竞争的环境。他曾多次公开肯定和赞扬四通,说像四通这样的民办科技企业,是以“两不”――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作为基本特征而建立和发展的。

令我吃惊的是,赵紫阳除了给民企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鼓励万润南这类科技人员成为企业家,还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建议把民企资本家万润南列为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对象。这在以铲除资本制度为宗旨的共产党国家,确实是不同一般的大胆。比较今天中共二十大产生的由低能党棍组成“习家班”,万润南至少懂科技、经济和企业管理。与任人唯亲的习近平相比,赵紫阳显然是很重视人才的。

遗憾的是,这次让万润南混进党代会的大好机会,被奉命考察他的老同志无情地摧毁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段君毅,是被万润南称为“恐龙企业”(国营大企业)的教父,他视民企为庶出的野狐禅、 旁门左道,绝不容许万润南成为党代表。他甚至当面用威胁的口吻说:“国家要摁死你们,不就像摁死一个蚂蚁一样!”

当时,无数像四通一样的民企蚂蚁,不顾死活地在党国公有制巨石下顽强地钻出来。万润南的四通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公司是由一群优秀科技人才组成的,万润南本人就曾获科学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奖。四通受到国外新技术浪潮的影响,最先通过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华人与世界接轨,成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先锋和旗帜。

今天习近平狂妄吹嘘“东升西降”,骄横地以为中国已到可以藐视西方的程度了。细读万润南这本回忆录,我们看到,正由于中国民企家从八十年代起就向洋看世界,虚心学习西方的新技术,也学习西方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才有中国后来的经济繁荣。当时万润南曾宣称:“四通要成为中国IBM。”(IBM是美国的一家跨国科技公司)

@ 四通后三十年,民企和中共恩怨交织

虽然万润南经营四通只有五年,但四通公司从借款两万元起家,一度创造了辉煌。1988年,四通集团的总收入达10.2亿元,纳税和创汇都很可观。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期间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打击与摧残。

其时中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三十余年,很多人脑袋里充满阶级斗争这根弦,看私有制企业不顺眼,四通因此遭到很多流言蜚语和明枪暗箭。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用红头文件转发了一封告状信,告状人称四通为“纯属倒卖、投机而牟取暴利不法组织”。之后调查组进驻四通,严苛“清理整顿”了七个月,没有查到问题,只是瞎折腾了一番。

最初令四通创办人头疼的,一是民营企业的性质问题,当时私营经济尚无合法身份,四通只能挂靠到四季春乡,定性为“乡镇企业”。二是传统的集体所有制已不适应四通的财产关系。1988年底,他们确立了股份制。这就开风气之先,冲破了公有制的束缚,实行了私有股份制。

四通姓“资”,照这样下去,总裁老万应该很快就成为资本家富豪。然而,万润南后来被迫逃出中国,一度在美国开出租车谋生。关于万润南“毁家纾难”的故事不是此文主题,我们等待他下一部有关流亡生涯的叙述。众所周知的是,在八九期间万润南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试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他因此成为“六四黑手”被党国通缉。

读《四通故事》令我回顾三十年中国的巨大变迁,思考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与被原教旨共产党视为仇敌的私人企业家,有着怎样的恩怨交织、复杂难解的关系。

虽然四通公司因卷入“六四”被整肃,没能再恢复元气,但到了1990年代,中国股份制改造大潮兴起,股份制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不少后来著名的私营企业家,都说他们曾受到万润南办四通的影响与鼓舞。对于中国民企事业,老万确实是拓荒型的先行者。到2003年前后,中国的财产所有权的变更基本完成。

在血腥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仍然继续其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没有宪政民主的经济改革,就成了权贵资本垄断、官商勾结攫取人民财产的过程。这个畸形的经济改革,其中的肮脏和腐朽,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这里毋庸赘述。

@ 今日民企惊弓之鸟,计划经济万劫不复

在巴黎郊外的树林里和老万一起采栗子,我们看到这位当年创办民企的先行者,似乎并不为失去自己的企业财产而懊恼、也不在乎没赶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成为巨富。三十年,千帆过尽水悠悠。人在海外观察国内,他对时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都已反认他乡为故乡,万润南从美国回到法国养老,落叶归根享受人生的安宁。

那么,国内那些曾以万润南和四通为榜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他们今日的情况如何?一言以蔽之:惊弓之鸟。

在《四通故事》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我简单勾勒一下八九后民企家在中国的遭遇。三十多年来,民营企业家一度被中共团结利用。因中共需要民企的绩效促进经济繁荣,让民企贡献税收,帮助社会就业以巩固其政权,所以,中共曾一度放手让民企发展。但由于拒绝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导致改革者和其事业得不到法治保障,无法形成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习近平执政后的十年里,团结利用政策不再,相反,毛泽东时代对私企的戒备、限制乃至整治这一套,正在卷土重来。近年来党国对私企进行更严格的管理,更严厉地打击民营企业。目前,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发展的供销社、公共食堂、居委会管制的“完整社区建设”,无一不是以官办垄断的公有制经济驱逐民间私营经济。这就导致一些成功的民企家和个体商人为了免祸,纷纷走上润去异乡一途。

对于中共政策的大步倒退、毛式旧制度的复辟,当今中国民企家绝不是无辜的。在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万润南一类被流亡之后,后来的民企家和中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交易:放弃争取人权和民主,臣服于一党专制,以换取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但是,一个国家不能保障基本人权,即使富人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中国正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我们和老万却在巴黎树林里做白日梦,梦想自己能回国为父母扫墓。我们都是说梦的痴人吗?不一定。当年德国《明镜》周刊曾有一个调查,问:在柏林墙倒塌前,你认为在你的一生中能看到柏林墙倒塌吗?结果是 95%的德国人说,当时自己认为一辈子也看不到两德统一。只有5%的德国人相信自己可看到强大的东德政府垮台。而我们和老万,也许就是那5%。

原载:台湾《上报》2022年11月12日

By editor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