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夜至今,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活动为主焦点,南京、武汉、成都、北京、广州等诸多城市均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包括南京传媒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至少数十所高校也发生了集体抗争。这些游行和抗争的口号,既有反对“动态清零”原则下高强度封城隔离政策的内容,更有呼唤中国民主、追求社会自由、伸张公民权利的声音。迄今,全国大多数城市和高校皆发生了集体性权利运动,至少数百万人参与,且已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这次中国全国范围权利运动的发生,既颇令人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说是意外,是因为中国有着刚性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还有着严密的社会控制能力,政治反对力量和公民社会几乎不存在,按说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反政策反体制的运动。

但如果看到最近几年中国的状况,就明白如此的抗争其实是迟早会发生的必然结果。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中国在全国各地推行了各种极端化的防疫政策,包括高强度封城与隔离,乃至将人们锁在家中,经济和生活基本停滞,包括民生的基础内容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也无法正常运转。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民不仅丧失自由与权利,一部分人连收入都失去、生计无法维持。这些措施和影响,还极大的伤害了中国国民的精神领域,造成了普遍和严重的心理创伤。

而更深层的问题上,最近数年的中国,社会环境日益严酷,政治上的非民主倾向越发明显,权力高度集中,法治在形式上愈发完善同时内质却趋向腐烂;经济上改革停滞,市场活力下降,国民实际收入降低,阶层固化已难以撼动,分配不公程度更是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据“基尼系数”等数据和信息);舆论方面一方面控制严密、禁忌众多,主流媒体噤若寒蝉、自媒体纷纷的禁言封号,另一方面却放任对同阶层及更弱势者的歧视乃至贬损与仇恨言论,对各种谣言与阴谋论也不予打击,舆论环境极度恶化;在对外方面有重新闭关自守之势,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明确表达拒斥之态,对外关系经常前倨后恭、先硬后软,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局势下,尤其国民连基本生计都难以维持,人民自然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即便高压控制再严密强横,人民也不再畏惧。相反,由于此前的高压和过分的侵犯,人民的反弹更为剧烈和无所顾忌。正是对这种高压的“反弹”,让善于忍耐的中国人民,在最近两天爆发出令中国官方、全世界,乃至其自身都无法想象的勇气,并在几乎毫无全局组织力量情况下自发的形成联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抗“清零”政策、呼唤自由民主的权利运动。

这两日中国的权利运动,起码到如今,当然是值得同情、理解、赞誉的,因为它是人民在权利自由受损、生计艰难、社会不公下的呐喊与反抗,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奋起,代表着普罗大众的呼声。他们的诉求也是正当的、必要的,应该得到实现的。而运动的性质,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是明显的爱国民主运动,不应被泼污与责难。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运动的激进化暴力化倾向,以及走向歧途的可能。本次运动迄今整体是和平的,即便有暴力,也是暴力机构的压迫和首先暴力引起的反弹。但如今再进一步,就可能发生相对缺乏必要性和正向价值的暴力。

2019-2020年发生在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即是前车之鉴。本来,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以及对香港地区权利自由收紧趋势表达不满,是合理正当的。但是随着抗议中少数暴力分子破坏公私财务、殴打他人的行为愈演愈烈,以及警察执法中的过度暴力,让整个运动都暴力化,且导致对立双方阵营大量未参与暴力者及第三方无辜者受害。

而运动的诉求从反修例、“五大诉求”,也逐渐变成扬举香港本土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仇视全体(或大部分)大陆人、鼓吹“香港独立”、赞扬殖民主义等的立场和诉求。这导致了暴力的恶性循环、大陆与香港人整体的对立、香港人内部的撕裂,让运动的光环蒙尘乃至变得丑陋。

最终,在多种原因影响下,反修例运动结束,而以上这些极端和走入歧途的言行,显然是失败的一个重大而关键的原因。最终,其各种诉求不仅未能实现,香港的各种自由及公民权利也更不容乐观。

这样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本次中国大陆的抗议运动的“后事之师”。高压下的激烈反弹情有可原,精致利己和麻木的人民也需要激进的活力,昏沉的社会更需要进步运动的冲击。但“过犹不及”,如果集体和个人在冲突中失控,就很容易超出必要的界限,在程度上极端,在方向上走上歧路。这也会让官方更有理由和手段制压运动,最终让运动以失败收场。且若论暴力和险恶,那官方的暴力能力和滋扰破坏技巧都远在民众之上。

因此,理性、有节、据理力争,既有激情又能冷静,才能最大限度争取权利自由。中国人民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坚韧而务实的品质、深谙“中庸之道”的运用,应不负期望。

但根本上,平息动荡、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苛求人民的克制,而是要官方的改变。“动态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对经济民生、自由人权的损害,已远超防疫的价值,早已应停止。中国应改用类似于日韩台新等地的政策,适当约束国民不进行不必要聚集,但日常工作生活皆不受影响,教育医疗更要如常。

而更根本的,中国应该重新的、实际的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去。在经济上,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尊重合法所得,保持经济活力。而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更要极度重视和做出重大改变,缩小贫富差距,以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国民平等,并逐步实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的普惠化和均等化。

而政治改革也需重启。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公民教育的推行、公民自组织的发育,都不能再处于“冻结”状态,反而要重启和加快进行,弥补历史欠账,强化民权约束公权,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基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舆论方面,所做的应与现在恰恰相反。一方面,应广开言路,尤其促进主流媒体的批判性报道、保障专业人士的自主客观评析,并在艺术和学术上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对于各种对弱势群体的贬斥乃至仇恨(但不包括对压迫者的愤怒)、加剧社会不必要撕裂的言论(但不包括对事实的陈述),以及各种谣言、诽谤、假新闻,侵害民众权利和隐私的行径,应坚决打击,包括判处相关人士实刑等方式震慑犯罪。

而在对外方面,应破除一切不必要的壁垒,继续拥抱世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让中国因世界而繁荣,世界也因中国而受益。无论经贸、技术、思想文化、传媒的交流,还是人际往来,中国官方都应积极促成而非阻碍。

而对外关系上,则应以理行事,遵守国际法和各宪章与公约,并将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相结合。对涉外纠纷及国际争端的对待,应兼顾是非、道义、实力,而非助长孤立化和丛林化的逆流,也不应捡起已被以前的“列强”所抛弃的陈规旧物,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在国际上的理直气壮,也可理顺本国事务的是非曲直,实现内政与外务的和谐一致。

当然,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既得利益者和持顽固价值观者更不愿意如此行事。但从理性上,这样做对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各方,都是最好选择。如各方皆坚持己见,尤其拥有权力的一方拒绝妥协,那只会制造更多的动荡与冲突,为未来更大的祸乱埋下祸根。而那些“始作俑者”,也不可能江山永固,自身惶恐不安,身后和亲族也难安宁。而中国国家和全体人民,都将继续在历史的恶性循环中痛苦挣扎。

因此,各方需拿出勇气、敢于牺牲、运用智慧、善于沟通、愿做妥协、持久坚定,从速结束短期的疫情防控灾难的同时,对更深层次的改变则既持之以恒、又从长计议,兼顾各方,让中国得以从痛苦和困境中重生,实现基于人道、民主、理性、包容的民族复兴。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