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中期，中国文联大楼，还在北京城内王府大街（楼落成于一九五六年，到了“文革”时期，整个文联被冲击、解体，此楼即为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所占领至今﹔现今的文联大楼在朝阳门外为八○年代中期以后所建。当时北京城的改造尚未大规模动工，这幢六层高的新楼房，在繁华的王府井一带算是高层建筑了。文联所属各协会除作家协会相对独立并另立门户外，其他如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协会（包括各协会刊物的各编辑部）都集中在此楼办公。文联的家属宿舍则在朝阳门外神路街芳草地，那时已算是“东郊”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夕，我尚是福建师大艺术系的学生，暑假期间赴京看望陈朗先生，他当时即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内的戏剧家协会（占领整个三楼）所属的《戏剧报》任编辑，我有时到他办公室，文联在楼下临街一排平房设有食堂，我也有时在那边便饭，但陈先生嫌我饭量大、不雅观，就不让我再在食堂进餐，也因此，我得以遍尝王府井与东单一带大小饭馆各式滋味。其中以设在西观音寺胡同内的家庭式益康川菜馆和开在东安市场内的峨嵋川菜馆为味道最好。夏天暑热，川菜辣味又令人焦燥，某晚我竟把那只让我掌握时间的陈先生手表脱落在峨嵋菜馆了，那时我却不知道惋惜……。
北京的反右派斗争自比各地开展得早些，学校还处于暑假期间，而文联各协会正集中批斗吴祖光、艾青等人，尚未更大涉及陈朗、肖里等一干年轻人（虽已遭大字报点名批判），陈朗还任大会记录，他无暇陪我游玩北京名胜，倒是他的老同学陈乐成、老同事夏禹卿陪过我多次。
一天，陈朗从办公处回芳草地时对我说，戏剧出版社的胡忌先生要请我吃饭，他在文联大楼走廊里看见过我，对我印象极好，故有此举。陈朗介绍胡忌其人：宁波奉化人，赵景深先生高弟，大才子，当时仅廿多岁，即将要出版其具相当权威的三十万言的《宋金杂剧考》，学问渊博云云。说过之后，迟迟未见胡忌践约，在十多天内，反复传来胡忌先生要请我吃饭的佳讯，我笑请陈先生转达胡忌，我要改“胡忌”两字为“无期”了。胡忌听陈朗转述后开怀大笑，于是那日当晚就在北京华侨饭店我见到了胡忌。菜肴佳美，我不理睬陈先生让我节制饮食的暗示，实实在在的吃了许许多多。胡忌先生赞美道：“素子不扭妮作态，本色就是好！”于是后来胡忌先生凡游乐、宴会都邀我与共。他那时与陈朗的交游圈子，以北京昆曲社同人为主，北京曲社是全国民间曲社成立最早者，当时的曲社社长为学者俞平伯先生，社员中有许多名门闺秀、昆曲世家，如袁敏宣袁二姐，住北池子，她的父亲为前清的名进士，光绪帝的老师袁励准，传说凡珠宝商售货，送她家任选后才再送入宫内。然陈朗说，她父专收藏古墨，为国中收藏古墨最富者。她丈夫姓胡，即使到了一九六○年全国饥荒（“大跃进”结果）之时，二姐为胡母庆八十五寿还在院子里搭台演戏抛馒头，我还恭逢其盛哩！袁二姐除擅书画（得溥儒传授）外，为昆曲大家、名票，在曲社内唱小生一角，擅演《牡丹亭》中柳梦梅、《金雀记》中潘岳。她的家庭彻底败落于“文革”，几经抄家，丈夫原为石油部高级工程师，不堪折磨而致自杀，她自身亦因被辱扫街，家庭变故太大而抑郁身亡，那是后话。曲社中的张允和张二姐，出身苏州名门，她们四个姐妹，四连襟均卓有成就：大姐张元和夫婿为昆曲名家顾传玠，二人早年移居美国﹔二姐的夫婿周有光为著名学者，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三个顾问之一，于文字学方面著作富赡﹔三姐张兆和夫婿是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四姐张充和，夫婿为美国人汉斯，现为美国耶鲁大学亚语系教授。张二姐本人能诗善文，名列近年修辑的《历代才女录》，擅演崑丑，于今八十九岁的高龄，还自编家庭杂志《水》，被国内各大报刊争向报导。在五○年代间，曲社同人都年富力强，活动也很频繁，曲社还多次在文联大楼的文联小剧场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哩！胡忌、陈朗都是曲社同人，胡忌还登台跑龙套。
那年暑间，胡忌宴请俞平伯伉俪及曲社同人，先一日约我与陈朗同到位于南河沿的全国政协餐厅品尝、订菜﹔在那一次，他邂逅了女侍者李翠屏成为知己佳话，那是后话。第二天俞平伯携夫人许宝驯来赴宴。俞先生儒雅倜傥，然身材矮短，与夫人的姣好形成鲜明对比。席间菜肴多，俞先生挟菜都得起立伸臂举箸，无拘无束。两年多前，俞先生遭到有毛润之撑腰的“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对先生《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观点”批判，在全国报刊展开大批判，并对其作人身攻击，当时他心情落寞，隐居韬晦，而曲社同人应是他的知己朋友。曲社演出时，他则常担任场面打鼓板（指挥），有时还粉墨登场，任丑角（饰《金雀记.乔醋》中书童彩鹊）哩！
胡忌凡游乐、观剧，有时也经常带他爱弟胡敌相共，我因得以与胡敌熟悉。胡敌当时在冶金部冶金出版社任多国文字编辑，该出版社设在灯市大街西口，靠近王府井大街，所以相见甚便。
胡敌其时青年有为，风华正茂。他有异乎常人的智力，在中小学时接连跳班，于一九五二年十八岁时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精通英语、俄语、德语。一九五七年夏，即在我们一起会面遨游之前，他响应党的号召，在其单位带头示范贴争鸣大字报，而在该年冬季被划为右派。于是命运就在我们这些人中起了极大的变化。第二年一九五八年，胡敌即开始下乡劳动，先是到湖北省麻城县，至一九六一年被再度遣放到古代发配囚犯的瘴厉之地云南，并到东川、会泽矿山，当强劳力的矿工。一九七○年前后又调到云南玉溪专区的有色金属矿服役。此时他兄长胡忌已与黄绮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文》编辑部工作）结婚，而且早于一九六三年夫妻双双调离京城，发配东北辽宁。一九七一年胡忌夫妇从东北横穿整个中国到云南探弟。此行，引来一场“兄弟互通声气”的“反革命案件”，由于胡忌乃是内定的“现行反革命”。胡氏兄弟，从其学术成就政治遭际，都可与北宋苏轼、苏辙相比仿，苏氏兄弟，他们是政治知己，学问密友，一生互相慰藉、支持。如果说苏氏兄弟的家学是因为有父亲苏洵苏老泉的渊源，那么胡氏兄弟也有其父胡行之先生的一脉相承。胡行之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筹建故乡奉化中学，创办《新奉化》杂志（此刊后为王任叔巴人接办），并从事日文翻译，后任浙江图书馆文史部主任，五○年代共党执政后，历经维艰，然性情豁达，幸得终天年。著有《宜庐诗稿》、《波痕》、《中国文学史概论》等，并自订年谱，惜稿件在文革抄家中，散佚殆尽！
胡敌待罪云南，光阴荏苒，到了一九七三年，四十岁时，才与一个少数民族妇女，名为和氏璧者结婚，有些像苏武在边塞牧羊娶胡女为妻的故事。所不同者，和氏璧出身非凡，她的父亲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于一九四九年抛别妻女，只身随国军撤退到缅泰附近的金三角去了，在云南留下了全家妻儿老少，从此生活陷入困境。和氏璧是长女，母亲又多病，从少年时期开始即日夜劳作，在生活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勉力挣扎。和氏璧曾经结婚，与前夫育有二女，与胡敌结婚又育有一子，名叫胡祖强。胡敌对和氏璧带来的二个女儿，亲爱无间，视同己出。人们都说，胡敌的一生幸运都是和氏璧给他带来的，她真是一块璞玉，无价之宝！在和氏璧的努力下，胡敌得以在一九七八年从玉溪调往昆明，得以全家团聚，共同生活，并在一九八○年落实政策后，在昆明科学技术情报站任高级编审，家庭生活开始安定，舒适。胡敌在一九九四年退休，随后荣任云南省“政协”委员，儿子祖强也入了大学。
一九九四年春，我为编纂《全国风景名胜丛书》落实稿件，有西双版纳之行，得以再见廿多年阕违、九死一生的故友胡敌，并见到他的妻子和氏璧及其全家。从昆明往西双版纳，因为适逢泼水节，来回的机票、车票均需等待，因而在胡敌家盘桓了多日。青年胡敌，挺拔清秀，双目炯炯，尽管我在事先对他的形象作了最坏的设想，但他的变化还是令我惊讶：他病弱瘦削，拱肩驼背，齿牙豁落，若是路遇，肯定无从相认！少年乐事，与远戊边地，仅免一死的水深火热，何等悬殊！与胡敌相比，和氏璧显得年轻、壮实。她当时在昆明一家长途汽车站任售票员，我赴西双版纳的车票即是她为我操办的。她沉默寡言，但热诚敦厚，在百忙之中她陪我游览了昆明天然石林。她谈到青少年时期的艰辛、家庭的变故，并感慨地说起，人们建议她与金三角方面联系，打听父亲的下落及彼方的家庭。她说，熬过了那么多苦难，再没有必要牵动另一个家庭了。她珍惜她现有的家庭，对胡敌照料、爱惜、支持备至，因为她的劝勉、操持，她的家庭井井有条、平静和谐。
一九九七年八月底，胡忌（仲平）偕绮静从大陆前来新西兰探望我俩，适逢佳节，共度中秋，大家均属劫后余生，更觉老友情浓。我填［定风波］词以记述之：
明月能分正值秋。今宵似亦在扬州。
漫道伊人曾隔水。何地。岂教南北限同舟。
青女素娥俱耐冷。谁醒。东坡眠处任优游。
举酒相邀来与共。吾仲。海天云影映高楼。
胡忌将此词及仑城地图，寄给了云南胡敌夫妇，让他们也共享我们相聚的欢乐！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