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运动，在“鸣放”阶段，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本着由衷的、天真的出于爱戴向党提出我见，以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马首是瞻，各省市学生无意间互相影响，像钱江的潮水，后浪推前浪，蔚为壮观，其程度可与后来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请愿的波澜相比拟，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然而，无论朝野皆浑然对“阳谋”玄机其时皆无法体会。
等到反右运动步步深入，殃及年轻学子，北京各大专院校就首当其冲，其中以北京大学谭天荣、人民大学林希翎为批判重点，全国报刊，一时撰文对其批倒、批臭，长篇累牍，历久不衰，其触目惊心的程度，不下于批判大右派储安平、章伯钧、葛佩琦等。为配合报刊批斗，还有电影《反右派斗争》宣扬教育广大人民，让人民进一步唾弃右派份子。
我当时是福建师大艺术系学生，我班按比例，要“揪出”两个右派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叶焜。学生右派年轻阅历浅，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遭遇中一般都沦落在低层，是右派这一族群中最为惨淡者。当时《反右派斗争》宣传影片在福州公映时，身为右派，我没有胆量去看，可是叶焜看后，回来悄悄的、激动的对我说，他在电影里看到学生右派中的大右派林希翎了，他非常敬佩她在斗争场面上，面对着千夫所指（应该是万夫），从容自若，面无惧色，并说她面目清丽，穿一袭旧军装，两袖卷在肘弯处，一副英姿勃发的样子。叶焜赞叹说，做右派就应该像她这样，“臭”得壮烈，像我们这样窝窝囊囊被人揪斗一场，算什么？叶焜还说，他要设法到南洋经营橡胶园的姑妈那里去，他要混出一个百万富翁来，他要挣钱给林希翎用。我以后就一直后悔，没有看到穿旧军装，面目清丽，临危不惧的林希翎形象！
意想不到的是，度过了艰难困顿的二十多年后，我和林希翎都生存下来，我们不但相遇，而且相交。那是在八○年代初，全国右派大都已“落实政策”，安置就绪，而林希翎则属于少数几个典型右派，不予“改正”，留作“活教材”者，以示党的政策路线一贯光荣、正确，反右只是“扩大化”而已，右派以百万计，除章伯钧、林希翎等数十人外，其他均为“扩大化”。林希翎从她待罪的浙江省武义县前往北京，奔走于各有关部门，要求彻底平反。此时她认识了从大西北返回原单位的右派乡亲陈朗，于是在京活动期间，就曾一度寄宿在和平里陈朗和女儿的住处。其时我在杭州工作，二幼等自京来信时时提及林希翎种种，说她是一个热情、活跃、不拘小节的人。她虽然往返北京多次，但都与我到北京的时间相左，一直无缘识面。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父亲早在四○年代去了香港，她随母在浙江，成年后就读于北京人民大学法律系。人们说她因为钦佩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二位敢于批判大学者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因为是小人物批判大人物，几经受挫，毛泽东给他俩撑过腰，而成为全国明星，程海果推祟这种精神，在他们大名“李希凡”、“蓝翎”中各取一字，因母亲姓林，故名“林希翎”。陈朗曾问过她是否如此，她说这是巧合，非事实。
一九八二年夏，我在杭州为暑期《大学语文》教材集体备课，回家上楼，见东窗下，一位体态丰盈的中年女子，大大冽冽的半躺在藤椅上，微笑着并不起身，陈朗坐在她左侧，他让我猜猜这是谁？我不待思索冲口而出：“林希翎！”她并不接话，也不起身，却以脚用力顿地板，大声赞叹，说她料不到陈朗有这么一位有风度的夫人，说陈朗好福气。这一次她在我杭州的家中，住了三个晚上。此时她的工作已初步落实在金华市文联。她又忙碌起来，大多受人之托，到杭州时，她即带来一本《曹天风诗集》稿。曹天风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旧体诗家，老右派，程海果与他并未谋面，即为之奔走谋求出版。又因她在人民大学是学法律的，所以亦有多人托她担任辩护律师，在中国这块权大于法的国家里，她觉得十分无奈。一日深夜，我们总算有机会谈心，她说到她的婚姻。说反右斗争后，她曾一度留在人民大学干些杂活，起“惩恶示众”的“活教材”作用，后来被辗转送往监狱和劳改农场（剧协老右派戴再民曾在一个拘留场所与林希翎有过短暂的共同待罪遭遇，老戴说林希翎每日写日记，锻炼身体，还拉二胡自娱，没有丝毫自暴自弃情绪，甚佩服她）。她说到她在监狱时，由于死不认罪，时与监狱干部发生冲突，干部骂她，说像她这样的认罪态度将会老死监狱而断子绝孙。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于日理万机中忽然向左右问了一句：“林希翎现在干什么？”于是立即被关注，立即鸡犬升天，立即从劳改革开放农场被安置到浙江省武义县一个农机厂当工人。她的师傅是一位从浙江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年轻的师傅与徒弟在朝夕相处中，被她的性格魅力所吸引，由欣赏、爱慕而求婚。林希翎自我解嘲说，在囹圄中与社会相隔若干年，一旦重回，就像出土文物，仍然保持着“入土”前的学生风范，仍然单纯。林希翎不得不向年轻师傅暴露真实身份与不相符的年龄差距。师傅认为既然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关心她，夫复何疑？至于年龄大小，他也不在乎。林希翎想到了监狱干部咒她断子绝孙的话，何况小伙子不在乎年龄差距和她的政治身份，遂与之结婚了。婚后他们有了两个男孩，都是由孩子外婆带大的。至于他俩的夫妻感情，并不很谐调。她感叹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她不应该结婚，她没有资格为人妻子，为人母亲云云。
在这一次武林夜话后，我再得到她的消息都在报章上，先是有消息报导林希翎到香港并到台湾探父，在台湾，她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表态对国共两党均不感兴趣，她来台湾仅是探视父亲云云。
到了八○年代中期，报章又载林希翎一家四口赴法旅居，她被聘为法国某科学院院士。
我和林希翎之间，从无鱼雁往返，我们之间非老友，非深交，只是有共同的命运，今后若有机会重逢，我相信我们仍然会彼此沟通的。
一九五七年“鸣放”运动以前，身为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林希翎即已头角渐露。曾受聘为《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到各地采访，并多次担任陪审员，参与政法方面的社会活动。在这期间，她得识了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且与胡的一位青年秘书某多有接触。鸣放运动开始后，与某的接触尤多，从大鸣大放的交流发展成为恋爱关系，且发展得很快，待林人大毕业就将举行婚礼。谁料风云突变，一场反右的大风暴将这对情人分隔开了。某也被打成右派，且被开除出中央所在单位，流放到外省。等到他们的重逢，已是二十多年之后的八○年代初，林为落实政策到京上访时，二人都经过沉沦且各自都已结婚并有子女了。他俩在北京曾抱头痛哭……
八○年代初林在北京为其平反事奔走，曾与胡耀邦有过多次电话交谈。也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交涉多回，最后只允许发给她一张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证书，连“改正”也得不着。当年人大给右派定性时，革命前辈、老校长吴玉章出于爱护之心，要保她而没有保住，结果她被定为“极右”学生而重判十五年徒刑。后来虽因毛泽东一句话“从宽”给分配到武义农机厂当工人，实则刑期也差不多已经满了（只差几个月）。人民大学之所以不给以“改正”，显然是出于最高决策者的旨意，即要在全国保留若干个右派作为“活”的“标本”，用以说明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没有错（只是“扩大化”而已）。当林希翎拿到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证书，准备“打道回府”回浙江时，曾向胡耀邦电话告别。行前，得到胡命秘书转致她的八字赠言：“只要我在，后会有期。”可惜的是不久林希翎即离开了大陆，“我”后来竟“不在”， “后会”自然是无望的了。
也是八○年代初，林希翎即将离开大陆赴海外探亲之际，她草了一篇数万言的《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信的开头称谓为“邓伯伯”。信发出了，据说邓接读此信后，曾“大发雷霆”。看来邓的气度不及胡耀邦的大。此信的副本，在林离开大陆前先曾请一位知友赴香港时带出，嘱托在未得到她同意前不能公布。等到林抵香港后不久，此信终于在《广角镜》上连续两期全文发表了。文的内容大致分两个部分：前部分阐述当年自己的右派言论，无论政见，与对社会制度、经济等观点，同邓复出后所实施的各项改革，都很相似。她说她不改初衷，十分愿意做右派，无须为她平反或“改正”，说她右派当定了。于是她强烈地提出要求给她一个人民代表的席位，让她参加人大会议，充分抒发她的右派论点。后部分请求因她牵连而被打成右派或受其他不公正待遇的近百人，给予他们平反，因为在鸣放中，许多青年曾响应她的论点，在反右当中，有些同情过她的人，均受到各种迫害。文中还举了一些事例，其中一例是她被打成右派之初遭到拘捕，关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监狱，因病住在公安设的医院治疗时，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考虑到毛或收不到信，想到鸣放阶段曾经得到郭沫若对她的当面赞赏，也许郭能帮她将信转去。因在住院当中一位护士对她表过同情，她即委托这位护士将信寄给郭再由其转递。护士毅然担负了此一委托。不想郭某竟直接将信交付给了市公安局。这位护士于是遭了殃，被开除并被打为右派。林希翎文中对郭沫若有一评语，谓“有才无德”。
当林希翎八○年代初在京活动平反之事时，与文艺界人士多有接触，中央电视台新闻摄制组对她的活动有作录摄之举。他们竟未忘怀她当年叱咤风云的日子，可见她的“知名度”。当时录摄安排的诸场景有：她与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的，与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与陈朗好友陆阳春的，等等。无非都是与右派们在一起。右派确是“香”了一阵。已经摄录了一部分，且作过试映，但未完成，停止了，故未得到正式放映。不管如何，八○年代初大陆的文化艺术界确曾透露出一丝曙光来，以后的岁月则是随着右派白桦的电影作品《苦恋》的挨批，与清除“精神污染”新运动，复归于黯然了。至于林希翎，在大陆就少有人再提起她来，谁还能记起鸣放时她的那段“苦恋”呢！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