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阳春是著名的舞台美术设计家。他与陈朗既为乡谊，又为知心好友，他们从四○年代初期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相识，到以后在上海、在北京许多时间均在一处，交谊前后有五十年之久，中间各人被打成右派虽相别近二十年，但仍声息相闻，休戚相关。他比陈朗大十五岁，属老大哥，由是也为我的老大哥。
陆大哥出身于东海之滨温岭的一个“渔盐”贫苦家庭，幼年读过一年半的私塾，不能再读，就跟着父亲到廿多里以外的海涂贩鱼、挑“咸货”到城里卖。父亲挑百几十斤，他挑五、六十斤。曾一度送他做小道士，学做法事，吹弹拉唱。后来又从学徒开始，从事油漆、泥塑，入了手艺“匠人”一门，开始了他的作为民间艺人的生涯。旧时家乡的油漆匠，主要为嫁妆上漆，在箱、柜等木器上描龙画凤，绘制花草虫鱼和戏曲故事人物﹔而塑匠，主要是给“老爷”（乡间对寺庙中菩萨的通称）塑像和“开光”（给菩萨加彩），同时也给佛事做“水陆”画。这些都是他在造型艺术上打的基础。十八岁那年，才跟着他的师兄（师父之子）郑修奇到上海谋生，从此开始他的“布景”生涯。上海是京剧南北诸名伶荟萃之所，同时是海派京剧艺术的开创地，二、三○年代盛行连台本戏，讲究“机关布景”，布景在设计和绘制上斗奇争艳，以大舞台、天蟾舞台、大世界的黄金戏院为代表。当时大世界有先辈画家如张聿光的参与，他既具传统国画的修养，又有西画的基础，陆阳春乃悉心揣摩，不断学习他们诸长，在绘景上且有所创新。数年后，使得一位家乡人在沪上布景界早已享盛名的老画师陈学芳，都对陆阳春刮目相看了。以后陆在沪上京剧舞台艺术界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后起之秀。“八一三”事变中，他以强烈的民族观念和爱国心，自发自资编印宣传品、画刊（自作漫画）向市民散发，宣传抗日。上海沦陷，他不甘心在敌人统治下讨生活，遂到了香港，在港仍从事布景工作，并开设广告社，曾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为其设计演出剧目。梅兰芳博士莅港演出，与之合作，为设计《洛神》一剧布景。太平洋战事起，日寇占领香港，他觉得在铁蹄之下干布景也无趣，心灰意懒，于是通过封锁线，到惠州做小生意，每日挑着担子卖鱼生粥，雇客喊他为“上海佬”。这时候他与话剧界知名人士金山有了联系，于是与钱海南（一个舞台木工技师）一起，通过一段步行的艰阻历程，从九龙辗转到了大后方重庆。
到重庆后，他即参加了当时由夏衍、金山、宋之的等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从此在新文艺团体中从事话剧的舞台美术设计。那是一九四二年。陈朗则比他迟一年从浙江步行历时五阅月抵重庆（为投考国立艺专），他们相逢于嘉陵江之北的江北县，他乡遇同乡，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五十年的友谊。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随中艺剧社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一九四九年后，北京成立了国家级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廖承志为院长，副院长为吴雪和金山，吴受金之推荐特到上海的亭子间，邀请陆阳春到京。陆则征邀了他的“班底”——舞美中的木工、道具，灯光诸技师如钱海南等一起参与了青艺剧院。其中还有三年前与之结婚的、原在中艺剧社担任服装管理的周小瑞。后来他俩有了孙女后，我们跟著称她为奶奶或陆奶奶。
一九五三年青艺给老陆定的是文艺五级，相当于行政司局级。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说：“陆阳春是土生土长的，是我们自己的专家。”于是给他提为文艺三级，相当于副部级。老陆除开本剧院的设计工作外，其他话剧、歌剧尤其戏曲剧团，凡有出国任务的剧目，或平时重要剧目包括应景戏（如由吴祖光新编、新凤霞主演的七夕戏《牛郎织女》），都请他帮忙，或设计，或绘景，他无不出手相助。由于工作成绩卓著，一九五六年他被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想不到的是第二年，“鸣放”开始，他认为党所号召，自己是党员，应该“带头”，于是热情奔放地向党积极提意见，一转眼间，意见变为“恶攻”、“反党”，于是荣登为党内“右派”金榜，降级降薪，并被开除出党。一个土生土长的“自己的专家”，就此“冬眠”了二十几个春秋。妻子周小瑞，为剧院辛辛苦苦管理服装的“奶奶”，次年即被院方以精简机构之名“劝退”，劝其“自动”提出退休也。共产党“有情”起来可以封给什么“劳模”、“先进工作者”，无情起来则连职工、干部的生存条件也不顾了。她即随老陆当“二等公民”，共度过了受歧视、屈辱的二十余年的艰辛岁月。
我与陆大哥初识面正在一九五七年“鸣放”阶段，我自福州到京看望陈朗时，也在此时见到奶奶。在我过完暑假回到福建师院，即被打成了学生右派。次年，作为留用受监督打杂的右派老陆， 随青艺剧院演出队到福建“前线”劳军，他特地请了假，到仓前山师院来看我，还给我买了衬衫和毛巾。当时我被处分为留校“劳动察看”。他老人家对我前些时给他写的一些信，在信中曾发的牢骚和“反动言论”，大加批评，且严正地提出：如果不改正观点，再写这类信，他将会将信件转给我们学院党委会云云。他当时所说的并非恫吓，完全是心里话。当时我真担心会把信转去。后来得知，他确实给我校党委写过一封信，汇报我们的通讯情况，和我的错误观点。这是一位多么天真又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哥啊！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即右派，其中有部分近乎“愚忠”者。尤其在五○年代时。他们最初虽对“鸣放”一夕转为“反右”而大惑不解、惊怵，然等到“尘埃落定”，“痛定思痛”，特别在连篇累牍的报纸高文危言耸听之下，觉得自己真的有罪。这种“错”观，近年读过刘宾雁在国外写的文字，文中透露他也曾有过。据陆奶奶后来与我谈起，老陆在最初的日子里，在读《人民日报》社论等时，曾痛哭失声过。陆大哥在福州，正是带着他自己老右派的“戴罪”心理而教导我这个小右派的。在当日，像肖里的岳父大人对女婿所说 “二十年后右派的帽子怕要抢着戴”，则算是空谷之音了！
然而随着“大跃进”以后的诸场运动而进入“文革”，众人才完全清醒过来。陆的“摘帽”算是文艺界中最早的，但“摘帽右派”也罢，后来的“改正右派”也罢，仍然为“右派”。诚然，右派中“改正”后，以左的面目出现的也大有人在，就“文艺队伍”言，大者如丁玲，小者如不久前作古的刘绍棠即是。或则可以说，他们本来都是左的，被打为右派，正是大大的“冤枉”。
当陆大哥“一切明白”过来之后，已经是六十、七十和望八的高龄了，但他仍保持着他的赤子之心。“六四风波”时，他几乎每天都拄着手杖到天安门广场看望静坐的 学生，对于“兵临城下”，他预感情势将对学生不利，他忧虑学生们要吃亏。他悄悄地劝告外地来的学生们：事情差不多了，赶紧离开此地回家吧！每次陆奶奶都很不放心他去，让儿子晓春或孙女韵韵跟着，搀他。等到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他哭了。这回哭却并非对着《人民日报》！
关于陆大哥与陆奶奶的婚事，须略作补叙。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中艺剧社时，老陆时年已近四十犹未婚，在剧社演员们游说、撮合下，与同社周小瑞结婚。此时小瑞年亦三十出头。说客们的主要理由为二人都是出身贫寒之家且从小受过苦。小瑞出生于北平，自幼就养于周姓名门官宦之家，复随往福建，后来身虽居上海，但仍操一口京腔。中艺剧社的负责人于玲原为周家之婿，故小瑞得入剧社工作。剧社为非官方组织，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处“内战”期间，尤其在上海，物质生活至于艰难，演员和职工靠演出收入，演出无常期，薪水无保障。而小瑞恰在成都路桂馨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亭子间，这比起当时从大后方回至上海住宿无着落，晚上在舞台上打地铺睡者（像老陆）优胜多多。老陆同意此椿婚事的主要出发点则是由于对方的苦出身﹔或者说，双方都考虑到彼此“地位相当”。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柴米”开始，与后来成为右派二十多年患难相始终。但无庸讳言，他们之间缺少的是“恋爱基础”。
老陆之迟婚，当是由于少年时期在乡间一段纯真的爱情遭破灭所加于他的创伤，久久而不能忘情之故。这也促使他对于艺术忘我追求，于是形成一种顽强的性格。老陆和小瑞彼此脾性和兴趣、追求并不甚合。虽则相处日久，彼此的共同遭遇，以相互谅解作抵销，但当性格偏强的老陆时有近“大男子”的表现，陈朗和我大多为“奶奶”说话，尤其陈朗同他们两者相处时间较多（早在上海时陈即一起住他们的亭子间），虽为小老弟，老陆将他作“畏友”看，比较能听得进对他的批评。奶奶善良温顺，她的含辛茹苦，操劳家务，教儿子挈孙女，侍候老陆，尤其承受社会上的歧视，其负荷之重甚或超过了老陆。一般说来，老陆平日对她还是很关切和加护 的。特别到了晚岁，这对翁、媪，一个捏著藤杖，一个提着竹篮，常出入于鼓楼大街近处的菜场，或地摊所在，以及小吃店，傍晚时什刹海畔也时见他们双影。谁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呢！
一个从学徒到专家，从洋场、香港到抗日的陪都，到充满“肃杀”的北京，一度被看作工人阶级队伍的先进，“土”的“红专”者，实际上与其他忧国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受是相仿佛的，其“敢言”的鲜明度也未有稍逊。
老陆的赤诚之心可谓至老不衰，无论对事对人以至对物，以爱为怀，以助人为乐。“改正”以后的十多年间仍做了许多本职的和非本职的善事，除开给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授课、提携后进外，还多次指导和帮助戏曲出国演出剧目的舞台装置，以垂老之年登站高凳，手执缚有排笔的长棒，向铺地的大布上“绘景”，向青年舞美设计工作者示范，因为从学院出来的新设计者们，往往缺乏或轻视在“实景”上的表现能力。他将这把有柄的排笔常自嘲为“扫帚”，是自己壮年在上海即籍此成名也靠此吃饭的“家生”。他有强烈的求知欲，有学到老的精神。晚年致力于国画创作（中年时即有过国画训练，善画虎），长于写松、梅、紫藤。青年画家何建国在失业和极不称意时得到陆的赏识和推崇，并向其求教。何后成为国际上享有名气的画家。何受到陆对民间青花瓷的喜爱影响，对明清青花瓷深入钻求，使何在学术上深有所得，成为行家，而其搜藏明清民窑青花瓷器，于国内可算得上一家。由于陆的关系，我们同何建国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女儿们也都喜欢老陆，陆则常到我们老二就读的中央美院看望她，连女儿的同学们都成了他的“小友”，大家都喜爱老陆的天真烂漫和他对艺术上的妙语。老陆既关切她们的学业，也帮助她们毕业后谋工作，曾为二幼同学霍静波奔走，推荐她到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作理论教师。他的生活和艺术情趣，越到晚年越趋向于返朴归真。家乡观念也很重。几次返里门，曾登上故乡的名胜“石夫人”高峰，并曾在家乡古刹流庆寺寄住经月。平时尤爱古建和旧民居，还收藏民间竹器筐、箩等工艺品日用品，自署住室为“筐庐”，自号“筐翁”。他喜欢古老剧种并爱听苏州评弹。我们曾邀他到杭州阁楼小住，白天共游九溪十八涧，在烟霞洞品茶，晚上则到书场听评弹。
老陆既慕名山和寺庙清修生活，同时又是个闲不得的人。一九八五年我曾将他推荐给我的友人、武夷山风景管理处负责人张木良，邀请陆赴山为服务人员设计服装。张为其安排于幔亭山房不久前赵紫阳曾住过的房间歇宿。他住了数天感到不习惯，要求改换与职工相等的房子住。他设计认真，像平时对待剧目的角色服装设计那样，既画效果图，又绘制作图。为追求民族形式，需用一种土布，派人到南平、福州购买不到，他通过家乡的弟弟在浙江台州购买托运来。在武夷他住了两月余。次年我到过武夷山，张木良特命男女服务员穿上陆所设计的服装给我观赏。据说凡贵宾至，领导也总让穿陆所设计的服装展示。
一九八六年我又推荐老陆到浙东雁荡山灵峰白云庵。为遂其清修愿望与重温乡梦（地近故乡温岭）。从冬住到夏，他很愉快地与老幼尼姑一起茹素。然仍“不甘寂寞”，寻找事情。曾给山门书写“南无阿弥陀佛”大字暨门联等。农历除夕，动员众尼缝纫其新设计的观音殿中帐幔和飘带，为了“白莲花”，还与一个带发寄居的老女反目，由于此女认为白色在过年当中不吉利云云。若干年后，我到雁荡碰见白云庵住持金菊师，她笑着对我说：“你那位陆先生真有趣，也认真，爱管闲事，还与人吵架!”
这位“爱管闲事”、纯真的长者，轶事甚多，难以备述。
陆阳春于一九九一年、辛未年寒食日与世长辞，其时陈朗正在京。病逝之日，陈在首都医院病床前为他送终。两日前他在家里脑疾猝发，“筐庐”内画桌上正铺一张将完成的画稿，那是应家乡名刹双门洞寺院之求，准备刊刻于崖壁上的济公白描像。陈朗在所填的[金缕曲]挽章中，借《世说》中曹子建“世目为绣虎”之言，称陆老为“民间绣虎”。
附:金缕曲
挽陆阳春 陈朗 一九九一年
寒食东风路。柳初条、烟轻日淡，送君归去。一片依依终难写，痛失民间绣虎。遗迹在，岂堪重睹。但有伊蒲心香绕，伴氤氲、老茧丝还吐。操大帚，更谁舞。
洋场禁得少年苦。尽销磨、软红十丈，屋檐低处。（兼指曾为话剧《上海屋檐下》作舞台美术设计。）洛浦神仙凌波袜，可与梅华同谱。（四○年代初在港为梅兰芳演出《洛神》作布景设计。）曾几共，嘉陵晨渡。五十年间清风节，最难忘、玉粒充筐筥。（君爱竹器，自号“筐翁”。苏轼<东坡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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