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说起呢？这个问题，我对着白纸已问了自己几十遍。仿佛我必须找到那句话，唯一让我进入写书而立刻消除所有疑惑的句子，一种钥匙。今天，面对这种情形，已过了此事的惊异一一 “这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吗？”一一我的想象使我越来越怯，同样的必要性压倒了我。今晚在你们邀请我来到的此处，找到能让我自由而坚定地说话而不颤抖的句子。
这句话，不必我远寻。她出现了，以所有其尖锐，其激烈，其优雅，其无可辩驳。六十年前就写在我日记里：“我将写作为我族人复仇”（j’é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此句呼应了兰波的呐喊：“我永远属于劣等人”。我那时二十二岁，是外省学院的文学系学生，处在当地许多中产家庭子女之中。我曾骄傲而天真地以为，在失地农民、工人和小贩等因举止、口音和没文化而遭鄙视者的一条线末端，写书，成为作家，会足以弥补出生时的社会不公。个人胜利消除了几个世纪的主流和贫困，这是学校已在我的学业成功中培养的幻觉。我的个人成就如何能弥补我曾遭受的屈辱和冒犯呢？我不曾自问过这个问题，有过几个借口。
自从我能看书以来，书就是我的伙伴，阅读曾是我在校外的自然消遣。这种品味由一位母亲所培育，她本人就曾在其店里顾客间阅读了大量小说，她更喜欢我阅读而非缝纫和编织。书籍的高成本，以及它们在我的宗教学校中遭疑，使它们对我而言更令人向往。《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简爱》、《格林和安徒生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后来的《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异乡人》。正是机遇，而非学校处方，决定了我的阅读。
选择研究文学，使我留在文学中，成为高于一切其他的至上价值，一种使我将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并真正生存于此的生活方式，一块使我不自觉地反对自身社会背景的大陆。我只把写作想象为转变现实的可能性。
降低我愿望和自豪感的，并非两三个出版商拒绝了第一部小说——一部唯一优点是寻找新形式的小说。在那生活状况下，在一个性别角色被规定、避孕被禁止和堕胎为犯罪的社会中，作为女人与作为男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两个孩子关系、教师职业以及持家重负中，我每天都离写作越来越远，离为族人复仇的诺言越来越远。我读不了卡夫卡《审判》中的喻言《法的门前》，如果没看到我命运的模样：到死也还没穿过那扇为我量身定做之门一一只有我能写的书。
但这并没有考虑个人的历史机遇。一位父亲在我度假回家三天后去世，一份工作所任教的班级学生来自与我相似的大众背景，全球抗议运动：如此多的因素使我回归，通过对我出身的世界以及对我“族人”敏感的途径，使我渴望写一个秘密而绝对紧迫的角色。这一次，不是沉迷于我二十多岁的那种虚幻的“无中生有”，而是投入无从言喻的压抑记忆中，揭示我族人的生存方式。写作是为了理解使我远离自己出身的内在和外在原因。
写作选择并非不言自明。但是，那些不再使用其父母语言的移民，那些不再使用同一语言而用其他语言思考和表达自己的阶级背叛者，都面临额外的障碍，进退两难。他们的确感到难以甚至不可能使用他们已经掌握并欣赏其文学作品的后学主流语言，以书写与他们出身世界相关的一切，描述日常生活、工作及其社会位置的感觉和词句所构成的那个初始世界。
一方面，他们学会命名事物的语言，具有其残忍和沉默。例如，阿尔贝·加缪那非常优美的文字《在是与否之间》中，一位母亲和一个儿子间的当面交流。另一方面是那些令人钦佩的内化作品的模式，使那初始世界敞开的模式，他们对自己提升感到受惠的模式，他们甚至经常认为是自己真正家园的模式。我的模式曾包括福楼拜、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当我回归写作时，他们对我毫无帮助。我不得不放弃“写得好”和那些美句一一正是我教学生写作的那类，以根除、展示和理解那穿透我的撕裂。那自发地来到我这里的，是一种语言的喧嚣，带有愤怒和嘲笑，甚至粗俗：一种过分的叛逆语言，常由被羞辱和被冒犯者所用，作为唯一方式来回应他人蔑视的记忆，耻辱的记忆，以及感觉耻辱的耻辱。
很快对我似乎显而易见一一无法想象任何其他起点，将撕裂我的社会存在的故事锁定在我学生时代的状况，法国政府仍在谴责女性的一种反叛状况，需要找到在街巷打胎者手中的秘密堕胎。而我想描述作为女孩的身体所发生的一切：发现快感，经期。因此，在 1974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它规划了我将定位自己写作的领域，一个既有社会性又是女权主义的领域。从此以后，为我族人复仇和为我性别复仇合二而一。
如果不反映写作，一个人如何能够反映生活呢？如果不疑惑是否写作，又如何强化或扰乱对存在和事物的已认可的内化表述呢？反叛的写作，以其激烈和嘲笑，难道不是反映了一种被支配者的态度吗？当读者是文化特权者时，他对书中人物的态度与现实生活中一样，都是强势而居高临下的。因此，最初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投向我父亲的逼视，因我想讲述他的生平，而这种逼视将是无可忍受的，并且我觉得是一种背叛。我从第四本书起采用了一种中立、客观的写作风格， “平铺直叙”，意思是既不包含隐喻也不包含情感迹象。不再显示激烈，它来自事实本身，而非来自文字。无论主题如何，寻找既包含现实本身又包含现实所提供的感觉的词句，成为直到今天我写作的持续关注所在。
对我而言，继续说“我”是必要的。第一人称——在大多数语言中，我们以此而存在，从我们会说话那刻起，直到死亡——在其文学用法中，当它代表作者而非虚构的“我”时，通常被认为是自恋的。值得记住的是，“我”迄今为止是权贵们在回忆录中讲述其壮举的特权，而在法国曾是十八世纪的民主战利品，是肯定个人平等和成为其自身故事对象的权利，正如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第一个序言中所称：“但愿无人反对：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们注意的事要说。⋯⋯我一生无论多么默默无闻，但如果我比国王们想得更多更好，那么我的灵魂故事就比他的的故事更有趣。”
推动我的并非这种平民自豪感（尽管已说了……），而是想要使用“我”——男性和女性两者同一的形式，作为一种探索工具来捕捉感觉，那些被记忆掩埋的感觉，那些围绕我们的世界不断给予的感觉，时时处处都在。对我而言，感觉的先决条件成为我研究真实性的指南和保障。
但是为什么目的呢？不是讲述我生活的故事，也不是使我自己摆脱其隐秘，而是破译生活过的某状况、某事件、某浪漫关系，从而揭示只有写作才能带入存在的事物，并且或许传递到他人的意识和记忆。谁能说喜爱、痛苦和哀思、羞耻，就不是普世的呢？维克多·雨果写道：“我们没人有幸拥有仅属自己的一生”。然而，由于所有经历过的事物都以一种个体的方式无情地存在——“它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字只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如果书中的“我”在某种意义上变得透明，而让读者的“我”来占领它。简而言之，如果这个“我”是泛个人的，那么单一特殊性就达到了普遍性。
这就是我如何构想我对写作的承诺，不在于构成“为了”某类读者写作，而在于写作“来自”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内地移民的经历：来自我生活岁月越来越久的记忆，以及来自现在，一个他人图像和词句的无止境提供者。这种通过我以写作自我担保的承诺，由信念所支持，已经成为一种确定性，打破所忍受和压抑的孤独感，并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自己。当无可言说之事曝光时，就是政治性的了。
今天，我们看到女性的反抗，她们找到了颠覆男权的词句，并且站起来，如在伊朗，反对其最暴烈最古老的形式。然而，我在一个民主国家写作，仍想知道女性所占据的位置，包括在文学领域。她们尚未获得作为所写作品的出版人的合法性。在法国及世界各地，有些男性知识界认为女性写的书籍根本不存在，从不引用它们。瑞典文学院对我作品的认可，既是正义的标志，也是所有女作家的希望。
在爆光社会不可言说之事时，那些内化的权力关系，联系到阶级或种族，以及性别，只有那些作为其影响的对象才能感受到，既可能实现个人解放，也可能实现集体解放。通过剥离语言，任何语言所承载的那些愿景和价值观，来破译现实世界，就是要扰乱其既定秩序，颠覆其等级制度。
但是，我不会将文学作品受读者接受性影响的政治作用，混淆于我对某些事件、冲突和思想不得不采取的立场。我是跟随第二次世界大战长大的战后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定位于关联法国政治并卷入社会斗争。今天，不可能说如果没有他们畅所欲言和承诺献身，事情是否会有所不同。在当今世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图像闪现而过的速度，使人习惯于一种冷漠的形式，专注于自己的艺术是一种诱惑。但是，与此同时，在欧洲——仍被俄罗斯首脑独裁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暴力所掩盖——一种撤退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并且在迄今为止的民主国家中不断得以蔓延。这种意识形态基于排斥外国人和移民、抛弃经济弱者、监视女性身体，对于我和那些认为人的价值无论何时何地都相同者，要求具有极为警觉的责任。
通过授予我最高的文学荣誉，犹如一盏明灯照在孤独和怀疑中进行写作和个人研究的工作上，并没有使我眼花缭乱。我不认为授予我诺贝尔奖是个人胜利。我在某种意义上将其视为一种集体胜利，既非自豪也非谦虚。我分享其自豪于那些人，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希望所有人都有更多自由、平等和尊严，无论其性别、肤色和文化；也分享于那些人，他们想到子孙后代，想到保护因少数人逐利而使所有人口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地球。
如果我回顾 20 岁时许下为我族人复仇的诺言，我无法说是否已经兑现。正是从这一诺言，从我的祖先们，那些背负重任而导致早逝的劳苦男女，我获得到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从而具有在文学中给他们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这组多重声音，从很早起，就伴随着我进入其他世界和其他存在方式，包括反抗和想要改变的方式，为了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社会反叛者铭记我的声音，仍然呈现为解放之处一一文学。
2022年12月10日
译自诺贝尔奖官网，© LA FONDATION NOBEL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