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坛格律诗的领域里，荒芜因其《纸壁斋诗集》的行世，已是“天下无人不识君”，属于名家了。我们结识荒芜是通过陈朗在中国剧协的同事司空谷的介绍。
司空谷与荒芜都是安徽人，且早在四○年代即是好友。司空谷从事文化艺术工作较早，他在中国剧协成立阶段即参与刊物的创办，是《戏剧报》的“元老”之一，陈朗的到《戏剧报》算是“后进”了。陈朗在未进《戏剧报》之前（一九五三年），即因一篇有关《西厢记》的学术论文受司空谷所激赏，原来此文为与当时的戏剧界名家宋之的（时任职解放军总政治部）观点商榷而寄往《戏剧报》的，此文遭到宋之的的干预，但为司空谷极力支持而在《剧本》月刊上发表。此一事件后来在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争论阶段在《人民日报》的“内参”上有所反映（作为压制“小人物”的事例），毛泽东看到“内参”上此条后，曾经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查问宋之的此一行为。据说宋之的当时吓得冷汗直流。但接着“审干”和“镇反”运动开始，宋之的则对司空谷进行报复，借所谓他的“历史问题”加以陷害，司空谷由此而在“政治”上摔了一小跤。这些事均是在一九五六年陈朗到《戏剧报》编辑部与司空谷成为同事后，由司空谷亲口告知陈朗的。二人的交谊即由此而起。即使陈朗遭贬彼此二十年的阔别，二人重逢，再为同事，友情一直未变。司空谷后期主要任戏剧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一职。直至退休。
司空谷由于从事文艺工作较早，与文艺界人士接触广泛，我在《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为了约稿，他就曾经为我介绍过许多作家，如美学家王朝闻。当时王朝闻住在东四七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与剧协（在东四八条）比邻，司空谷就亲自陪我走访王朝闻。王朝闻四川人，个子矮小，秃顶，方音浓重，非常健谈。当他得知我来自杭州，又是从事风景名胜事业的，很高兴，他说自己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专，对西湖感情很深，骑自行车过白堤锦带桥，断桥时，从拱桥翻越有腾空之感，说时闭上眼睛，一副老天真相。那次访问，我写了《王朝闻访问记》发表在《风景名胜》上，并与王朝闻通了多封信，他要求自己校对原稿，相当认真。司空谷又为我介绍了姚雪垠、杨朔等作家与老一辈如曹禺、凤子等名家。杨朔远在边疆，他为我寄来两篇描述风景的大稿，使杂志生色不少。司空谷介绍荒芜给我们，不为约稿，是出于友谊，但我们与荒芜居处彼此相隔甚远，十多年来只见了有数的几次面，没有特殊的事，也很少打电话，但是交情却不薄。当时我们住东三环外团结湖文联宿舍，荒芜则住天坛东里。团结湖是北京六、七○年代新开发的住宅楼群区，原先这里只有一个小公园，一个小小的人工湖称为团结湖，现已发展为新楼林立、车马辐辏的繁华之所，团结湖附近金台路还与古代文明搭界哩！这里是战国时期燕都蓟城所在，为了使燕强盛、励精图治，燕昭王修筑黄金台，招贤纳士。金台路原为燕京八景之一“金台夕照”的黄金台原址所在，渺远的黄金台，剑气箫声，都在团结湖附近（历史上真正的黄金台应在易县，此处的当属于怀念性质）。荒芜所居天坛东里，在天坛东门外靠南一带，居处以繁华的大都市衡量，相当清静，我们全家约在一九八七年之前到天坛东里看过他俩老，还在附近一家古董店里购回一对粉彩莲花瓶哩！荒芜中等个子，脸色微黄，态度谦和，很亲切，他家住六层楼的第一层，三居室套房，因是北京的冬天，门窗紧闭，入室之后但觉空气混浊，气味异常，室内光线阴暗，家俱简陋，相当杂乱。夫人身体很差，和我们喋喋的说些下放干校劳动琐事，她如今还要每日接送小孙女上学，不胜劳累云云。夫人似有宿疾，脸色苍白，显得乏力，人物与环境给人的印象是窒息、灰色的。他俩极少出门，更休提拜会友朋了。有一次他曾到团结湖看望我们，得知俄文翻译家、老前辈蔡时济与我们是紧邻，他即去拜访了蔡先生。蔡时济当时已八十多岁，对现状经常牢骚满腹，一副愤世疾俗的模样，与上了年纪炉火纯青境界毫不相干。
荒芜原为翻译家，主要翻译西方文艺中的戏剧与诗，以翻译奥尼尔戏剧理论与惠特曼诗著称。他具体的工作单位是在中国社科院文学院。但从七○年代起，荒芜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转移到旧体诗的创作上。他的诗大都注重格律对仗，且喜用典故，但创作内容都富现实意义，多指责时政，为极左路线下受难的人们作不平之鸣，这些诗作在稍开禁锢的八○年代中期亦能时见于报章杂志，但也由此而大大得罪了、刺痛了当权派和那些极左人士。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内部不公开刊物，称为《未名草》的，就有一篇化名文章，乔装嘴脸，杀气腾腾的专门批判荒芜旧体诗，据说这篇文章是“左王”胡乔木亲自披挂、直接操觚的。荒芜对于这篇文字既嗤之以鼻，不买其账，且在后来也写了反驳文章，收在与他的《纸壁斋诗续集》同时出版的文论集子里。他并没有惮于过去的右派苦难经历而缄口不言，表现了大义凛然、无畏的诗人气质。
《纸壁斋诗集》初集出版于一九八五年之前，过了数年又出了续集。所谓“纸壁斋”者，是指建国门内中央社科院所属的一所破楼顶楼某室。在荒芜打成右派后，夫妻双双发配河南咸宁干校劳动，后期归来，有较长一段岁月居住此处。这个居处是以报纸糊于空书架以作“墙壁”，这一命名，乃纪实也。他从翻译西方文化转移、热中到旧体诗的创作，大约即始于在河南下放劳动期间，旧体诗中的许多佳篇都完成于“文革”后期所居“纸壁斋”时。
与荒芜一起在河南干校劳动的，有大批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诸如俞平伯许宝驯夫妇﹔钱锺书杨绛夫妇﹔沈从文张兆和夫妇等，后来他们都成了荒芜家的朋友，可能他们在干校时即有旧体诗唱酬吧！一九八七年我们到天坛东里荒芜家那一次，就见到他家壁上挂有俞平伯赠他的词幅，内容即是吟咏干校劳动时作为“灌园公”的生活写照，有些像陶渊明的田园诗，极为冲淡平和，与荒芜的辛辣讽喻诗风相比，风格判然各别！沈从文的命运在中共建国后，不像俞平伯他们曾经被抬举过，他的命运一开始即处于低谷，受到排斥，即收拾起写小说、散文的笔，韬晦于陋巷，充当故宫博物院为游人解说文物的讲解员。至于他个人在故宫浩瀚的史料中，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后来出版了极有价值的煌煌大著，那又当别论！沈从文在干校前后也吟了不少古体诗，常以“怀古”、“感事”为题。好像古体诗是专为失去工作，失去书斋的文人所专门具有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案头工作，无书可读，但是修养在，头脑在，用简捷、押韵的格律诗来表达思绪，是很自然的事，只是为了瞒过周围的“老左”耳目而已。沈从文书法极佳，尤善章草，荒芜的书箧中即有不少沈从文送他的字幅，所写内容大多为自作诗，荒芜曾随手检赠给我们一个长条幅，我们很珍惜。荒芜也有以沈从文诗幅转赠给司空谷的，司空谷常张挂于壁。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我们好友忘年交文字学家周有光夫人张允和的三妹，允和二姐也曾有沈从文诗幅赠予陈朗的。
当代由文学评论，包括翻译西方文艺作品并从事写作者，后期转移热中于旧体写作并卓有成就，成为一代名家者，有两位，一位是聂绀弩，一位即是荒芜，他们俩位的写作风格都严守诗词格律，不像现在有些初涉猎者，没有读过几首古人旧体诗，就奢言要打破格律了。他俩者的写诗风格迥异。聂绀弩以大量现代名词入诗，诗题多作“赠人”，或写他自己曾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时的生活、思想，如劳改服役时的挑粪、搓绳，直截了当，明白如话。荒芜则属于典雅型的，而且不避用典，然不饾饤，有时也直取口语，内容大多为剌时讽世。可见真正能写旧体诗者，是可以现代情感咏吟现代生活，仍然可以运行自如的，格律对之亦并无束缚。聂绀弩的诗集名为《散宣生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前面多出了一篇序言，作者竟是胡乔木，这篇序言未征得诗集作者聂绀弩的同意，完全是胡乔木自作多情，“迎”上去，讨好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是陈朗的戏剧同行，诒和夫马克郁也是同行、共事，有一次我们在她家作客，章伯钧夫人说起，聂绀弩曾指著这本刚刚出版的《散宜生诗集》对她说：“这本集子，别的都好，就是这篇序言不好！”
经荒芜介绍、推荐我们的诗作，我们得以结识广州《当代诗词》主编李汝伦，从此，我和李汝伦建立了通讯关系，虽然一直未谋面，但时时鱼雁往返，讯息不断，后来我曾协助过他的《当代诗词》发行工作。李汝伦谦虚礼士，文字活泼、生动。
约在一九八七年后，荒芜一家即自天坛东里徙迁至西郊中关村。北京西郊开发于明代，为皇家园林所在地，现多遗址，所居者多为艺术界、学术界人士，文化空气蕴藉。漫画家丁聪，即寓居此处。荒芜的中关村居所，陈朗曾到过两次，约在一九八八年间，后一次是与司空谷同往的，陈朗说那天诗人吕剑亦在座，他是荒芜的近邻，与陈朗虽未谋面但彼此都听说过，吕剑也是从新诗转向旧体诗的一员。
荒芜于八○年代后期始，即很少写作了，意志显得消沉，身体健康状况很差，夫人身体更加孱弱，有闭门谢客，颐养天年之况，即使有两部电话（公家又为他安装了一部），与朋友的联络也不很多。他说，他不想看书了，连报纸也懒得看了。他之所以不再写诗，是觉得自己的诗作对“医世”无益，写它作甚？但现实是如此肮脏、残酷，道德是如此沦丧、变质，能不让一个真正的、敏感的诗人产生失望情绪，感到无可挽救而消沉吗？
但在陈朗卧病团结湖时，他曾偕木刻家、诗人曾景初来看望过他，于友情仍是敦厚矢忠的。在荒芜还勤于写作的那几年里，常常有信给我们，有时还亲自抄寄我们的诗作给刊物杂志。他的来信多用毛笔，但横书，字体很工整，一笔不苟，我们将他的来信多封，都珍藏着。
一九九七年九、十月间好友胡忌、黄绮静自大陆来纽时，说起了荒芜，大概在一九九六年下半年他们曾见报章刊登荒芜作古的消息，闻之不胜人琴之感！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