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初,兰州市中山路街道办事处组织改造右派的学习班,共五名右派参加,我和袁炜即在其中。每星期五召集大家一起学习党的文件、政策。讨论时,别人都不大说话,发言也诚惶诚恐,但袁炜声音宏亮,语言极富逻辑性。我们都很叹服他的口才。他当时才五十来岁,反右斗争前,是《甘肃日报》主编。他的被划为右派,是自告奋勇“自愿”要来的。一九五七年《甘肃日报》与全国一盘棋,也正轰轰烈烈展开反右斗争。袁炜认为共产党既然主动提出整风,要求全国人民放下包袱,多提意见,且表示过决不秋后算账,可是又出尔反尔,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说成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服。在一次会上说:“如果提些意见就是右派,我同意这些观点,我也是右派。”袁炜说了这些话后,开会的群众立刻将矛头指向了他,要他站起来,不让再坐着,袁炜仍然坐着,说:“你们爱站就站!”结果是一群人围着他,要他交待“目的”、“企图”。袁炜就这样成了右派。谁料得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扣竟达二十多年!

在处理右派的政策条文中,其中一条名为“自谋生路”。袁炜“自绝于人民”,竟脱离组织,走上单干的生活道路。他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家庭着想。他不愿被押送外地,远离兰州。因为他有一个不聪明的妻子和一个痴呆儿子必须由他照顾。

袁炜的住所与我同在中山路,隔路遥遥相望!我见他在门口路边摆过修理茶壶、破脸盆等的营生,也制作过雪花膏在门口零卖。他干得最长的是挑着货郎担串街走巷收购旧衣破鞋,然后分类再卖出,以此维持生计。他嗓音宏亮,吆喝地道。他身材矮小,终年一袭蓝布大挂,很脏。他患过胃病,开过刀,因无钱输血,以致营养不良,脸色青绿。

文化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朗是自北京下放的右派,自然首当其冲,最先被关入“牛棚”,备受精神折磨及皮肉之苦。接着扣发他的工资,家庭成员只能享有每人每月九元生活费。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因而想到了“自谋生路”的袁炜,找他商量。他为我们母女作了周密的安排,我们一起收破烂,他争取多收些、走远些,我则将塑料、纸张、旧书、破衣等分类,好一些的衣服缝补后可穿也可卖,破布则打成褙子送往鞋厂。为节省开支,两家一起合伙做饭,由孟夫人掌勺。袁炜还谨慎的将我们合作维生此一情况向街道办事处汇报立案,方可保无事!

每日晚饭以后,大人们在灯下拆破衣旧裳,孩子们则于破烂之中搜寻他们的“宝贝”,尘土飞扬,更显得灯光昏暗了。但这时是我们一天之中最愉快的时候,双手不停的干活,口中则叙述家常,早先读过的世界名著等,也重新再说一遍,互相提示遗漏的情节。在收来的旧书中,我得到《本草纲目》,与一批版本极好的针炙书籍。

袁先生是内蒙托克托人,兄弟二人,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德国,俱是当地青年的楷模。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先生愤而从日本回国,且直抵延安,以示抗日决心。不幸的是,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他被视为法西斯特务,莫须有的罪名,把他 关入黑暗的窑洞,要他作无休无止的交代。初进窑洞时,另有一个难友,他俩相约,谁能活着出去,谁就向对方家庭通讯,设法营救。约半年时间后,难友得先出“狱”,通知了因避寇在武汉的袁炜的舅舅,当时是《申报》主编。他舅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袁炜的爱国行动,谴责关押迫害的不合理性。毛泽东有亲笔回信,袁炜因得出狱。从窑洞释放出的袁炜能在延安街上自由活动,等待安置。但有人告诉他,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别的革命干部都穿灰色服装,他穿的是黑色的,以示区别。袁炜觉得不寒而栗!再加上在延安已经历过了整人的残酷,所以在让他决定去留问题时,他坚决要求离开延安,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直抵南京政府任事。几年后又弃政从商,到过缅甸。抗战胜利后,他整装回国,途径兰州,经友人推荐,当了《甘肃日报》主编。这时的袁炜已经三十多岁,漂泊半生,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浪,经人介绍孟二小姐,作安家之计。

孟小姐是山东邹县人,孟子后代,祖上因山东战乱迁居甘肃,经商致富。到孟小姐的父亲一代已经俨然大家,在兰州中山路置有深宅大院。孟小姐姐妹二人,父亲视同掌珠,择婿极苛,大小姐的婚事就被耽误了,及至选好婆家,她已病入膏肓,不能行婚礼了,临终之时,她要求看一眼丈夫,结果允许她隔窗一窥,就此仙逝!孟家鉴于长女的伤春而死,所以对袁炜这个其貌不扬的才子,别无挑剔。婚礼很隆重,将中山路这个前后有三个院子的大房作为陪嫁。这时的二小姐已经三十岁左右了。孟小姐皮肤白嫩,时人给她一个雅号,称“腊美人”,能做一手美食,只是智力不如其姐。袁炜常说,别人说她智力低,我想不到竟低到这种程度!本来嘛,反右运动后,袁炜想跟她离婚,免得她跟自己受罪,当时许多右派都有这样的做法,但他顾虑到这么个低能母亲,又带着患羊癫疯的儿子,岂不更受人歧视?我见到孟夫人时,她已年过半百,仍依稀可辨“腊美人”风貌。她的前半生,生活优裕,嫁袁炜后,还雇有白俄保姆,没有苦过,但苦在共产党手里。中山路大宅已被充公瓜分,她们只住西厢房一间。袁炜收入不足以糊口,一家四口嗷嗷待哺。孟夫人曾以其能做美食,为别人当过佣人。但孟夫人很快乐,从不忧愁。当我们谈到右派有赶出城市的可能性时,她插嘴说,若到乡间,她一定种很多韭菜,还要买一条骆驼来骑骑,她说不欢喜马,欢喜骆驼。在寒冬,我们收购不到太多的破烂,我曾跟孟夫人一起,到一个露天工场做手套,零下十几度,双手麻木,两脚冻僵。但孟夫人很高兴,来去途中逢人便相告她在“上班”。

“文革”深入,我辗转从关中富平回到杭州郊区。一日,袁炜只身远道而来见访,原来兰州斗争激烈,他怕吃眼前亏,携妻带子跑到西安,他的弟弟袁烙是《陕西日报》主编,共产党的红人,老延安出身!他在西安只住了三天,觉得其弟有大义灭亲的可能,他不想被押送回兰州吃眼前亏,因而毅然只身外逃。至于妻儿,他想,他弟弟家能不照顾吗?他管不了那么多了。袁炜深谙共产党虎头蛇尾的作风,任何运动只要避去锋芒就可能不吃苦,这是哲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袁炜不信任袁烙是有理由的。袁炜的弟弟袁烙,与袁炜先后抵达延安,参加抗日战争,袁烙一直任要职。袁炜在南京政府任职时,袁烙为采购重要器材,以商人身份曾到南京,并探望兄长。袁炜在咖啡室与他见面。袁炜问弟弟道,你来找我,我以礼相待,请你吃饭,喝咖啡,假如我去找你,你能这样待我吗?袁烙说,我一定检举揭发你。袁炜叹息说,这就是共产党人。

袁炜在杭州住了一周,我陪他浏览了杭州名胜,他觉得应该继续他往。临别之时,无以为赠,我脱下身上唯一可以御寒的一件毛衣,算是给他在寒冷的旅途上增添一丝暖意!那是六○年代末的事。现在推算袁炜先生年龄应该近九十岁了,真正是“生死两不知”啊!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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