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应在“专家院”及中国政坛有一席之地：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渡和民主中国建设的“定海神针”：必要性（不得已性）、重要性（独特价值）；古今中外军事力量强弱及安内攘外的成败得失、前车之鉴
以上关于“专家院”的设计，赋予了其颇为巨大的权力，尤其是在与其他权力机构冲突时，“专家院”拥有最终决定权。这样的权力显然不是靠“专家院”掌握真理就可以令各方听从的。“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备之”，即便是科学合理、符合法律和程序的决策，想要各方尤其利益攸关方听从，也必须有强大的暴力机器为后盾。
因此，我设计中的“专家院”特意包括军方人员。在“专家院”的400人中，应有50人来自军方。这些军人在“专家院”，当然并不只是为了处理与军事领域有关的专业问题，更是为了让看起来文弱的“专家院”变得真正强大和具权威。
民主中国当然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中立化”，让中国军队（名称由“解放军”改为“国防军”）摆脱现在“党指挥枪”及对领袖和军方强人个人忠诚的状态。但是即便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军队也不可能完全超脱现实，它必然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无论是总统、议会、大法官这“三权”，还是各地域、民族、宗教等势力，乃至军方内部的强人，都会试图影响、操纵、控制军队。而人数超过百万的中国军队/军人集团（以及人数更多的退役军人和军人家属），其自身也不会甘于对政治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想有所作为和得到各种利益，拥有更多作为军人的尊严与价值。没有了“党指挥枪”的中共对军队的严密控制，又未能建立和完善新的制衡安抚军方的体制机制，军人很难自觉抑制干政乃至政变当权的冲动。这在民主中国刚刚建立、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时更是容易发生。
如果某些势力成功渗透和影响了军方，乃至对军队有了绝对控制力，那中国的民主将大打折扣甚至有名无实。或者，军方依靠枪杆子压制了文官集团，军人直接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会出现类似于1960-1980年代的韩国和拉美、现在的缅甸那样的军政府统治中国，或者像巴基斯坦那样政权长期被军人集团深度介入把持，对中国同样是巨大灾难。如果不是一股势力垄断军权，而是多种势力均有渗透，那样也并不是相互制衡而是导致军队山头林立、各自代表一方，政治冲突就可能暴力化，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内战。满清灭亡、民国肇始的政治过渡期，中国的军阀趁机割据、相互混战，就是明确的前车之鉴。而1917年后的俄国，沙皇退位、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后，发生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惨烈内战，以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用武力解散民选的“立宪会议”、建立一党专政，导致俄国背离和平走向战争、失去民主转为专制的历史前例，也是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需要避免的。追求自由民主，不等于放任国人为所欲为，相反恰恰需要民主派掌握暴力以维护秩序和树立权威，否则恶人和野心家就会趁虚而入。
还有，在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军方的态度对于中国是否能走向民主化、是否能和平过渡，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不能许诺军方在民主化后拥有崇高地位和话语权，那军方会更倾向于站在中共一边阻止民主化。相反，如果将道德正义感召和现实利益引导相结合，成功拉拢军方站在民主和人民一边，就会加速民主的来临，并让中国民主化的过渡期相对安定和平。
而实现民主化之后，民主中国也需要军人的存在和作为，军人既要对外保卫主权和国家利益，也要对内捍卫民主体制不被颠覆和维护社会安定、保障文人政府和议会正常运行和施政。如果没有强大和忠诚勇敢的军队对内对外捍卫民主和人权，民主中国就会像历史上文治灿烂但武力孱弱（甚至特意“崇文抑武”）的宋王朝、光明进步但内外交困的民国那样，被残暴的外敌和棘手的内患合力摧毁，让中国陷入黑暗。民主萌芽的古希腊雅典城邦被野蛮尚武的斯巴达城邦征服、兴盛一时的古罗马亡于诸“蛮族”之手、曾经包容开放进取的伊斯兰文明在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人夹击下走向沉沦封闭，都反映了没有足够武力保障的文明的脆弱与悲剧。
因为武力弱小文明被毁的例子很多，而另一面，军人作为改革进取“定海神针”的成功例子同样不乏前例。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对外击败英国和希腊的入侵、保卫了土耳其主体领土的存在，对内推翻了腐朽的奥斯曼苏丹王权教权统治，压制宗教保守势力，大力推动世俗科教和发展现代工业，将落后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改造为现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国（相反，同时期同样试图实现现代化世俗化的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汗的改革，就是因为缺乏军队支持，结果其被宗教保守势力推翻，本人流亡海外，改革也告夭折，阿富汗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塔利班崛起和得势的远因）；如二战后的日本，在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领导的驻日美军管制、监督、保护下，由野蛮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形态，转变为民主自由的新日本，经济也得以高速发展，民权保障和民生幸福程度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艳羡（相反，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美军撤出、脱离美国管辖、拥有了独立自主后，却变成强人割据、暴力频繁、经济萎靡、腐败横行的落后国家）。而且，土耳其和日本的改革、转型、发展中，都没有发生大规模致人死亡的暴力冲突，更没有内战，即便转型剧烈也保持高度和平、社会秩序井然，这当然和军队力量为转型与改革做后盾密不可分。
西方各民主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其“文治”也都是在“武功”的护卫和拓展下实现的。“毕相拿翁尽野蛮”，英法德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也都建立在政权存在乃至扩张的基础上的。假如英法军力不敌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美国工商业主导的北方在军事上完全败给南方奴隶主阶层，那欧美的民主、法治、思想解放、科技进步，也都会随风飘逝或起码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英法击败德意日，根本上仍然是国力尤其军力的胜利，而非凭借民主自由就可战胜暴政。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即便如今不再像百年前那样充满战争与杀戮，也时刻要警惕割除敌人的暗箭明枪。何况当今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幕布下，充满着利益冲突和各色仇怨，民族民粹、宗教保守势力在各处复兴，中小规模的战争也从未在世界完全停息。只要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以及各种现实“文明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冲突就不会止息，大规模战争的阴云也难以散去。
没有文明只有暴力，是邪恶和具危害性的；只有文明而武力不足，则是脆弱易毁的。文武兼备的国家和民族才能生存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面对这些前车之鉴和历史经验，民主中国显然应在发展巩固武力，保障政权和国家民族的生存前提下，才谈得上民主法治和经济繁荣；只有军人支持和保卫民主和进步，各种转型和改革措施才能得以推行，国家和民族才能涅槃重生。民主中国当然不要侵略扩张，但起码应该能够自保生存。
当然，内政外交最好都要以理服人，但在现实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冲突剧烈，骄横不法的权贵精英、精于算计的中间阶级、野蛮无赖的愚民暴民，都不是只用是非道理就可以说服的，推动触及各方利益的改革更会引发抵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外敌更难用法律和道德约束。何况，经历专制暴政荼毒后的中国人，无论仍具优越感骄横心和试图死守既得利益的旧权贵精英，还是复仇和补偿前失心态强烈的平民大众，普遍心理扭曲乃至变态、畏威不怀德、既麻木又暴戾，必然会为私利和个人恩怨破坏民主进程和国家大局。
而且，在中共愚民教育的驯化下，国人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对权利和群己权界问题认知错乱，往往只要权利不愿意承担义务，强烈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不在乎他人和公共利益，甚至习惯于损人利己。例如中国各地经常发生反对建设通信基站、垃圾场、临终关怀中心的“邻避”行为（甚至移民到国外还保持这一习惯，加拿大和澳洲的邻避性质的抗议、杯葛行为，皆是华人尤其华人新移民主导）。而男性反对女权、京沪居民反对外来者享有同等权利、国企工人鄙视农民、正式工歧视临时工并反对同工同酬，都是例子。中国许多网民一边艳羡欧美自由民主，但是对欧洲一些国家为对抗气候危机而向公民征收“碳税”、以法律手段限制国民用电等行为，表达明确反对态度，还认为这是政府及精英敛财手段、是“利维坦”的表现。这样的国民不可能自觉自愿的顾全大局和尊重他者，不可能有序参与政治、合理争取权利。
中共政权依靠高压维稳体制，将社会矛盾尖锐的中国维持在表面相对和平的状态。但这种压制越严重，未来反弹也就会越强烈。中共政权崩溃时，各种被压抑的势力都会涌出，平民大众将由顺民瞬间成为暴民（尤其贫困和痛苦的底层必然出现各种“悍不畏死”之人），权贵精英和各利益集团亦有“死士”，必然不乏许多亡命之徒制造血腥事件（包括在公共场合恐怖袭击和随机杀人、暗杀政要、报复以前当权的仇人、基于宗教和民族的仇杀），以谋取利益或发泄愤怒。即便有些激烈行为情有可原，但很容易破坏正常的转型进程，不利于民主大业，也会导致许多无辜者连带受害。而且一旦暴力泛滥，就会导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仇恨越来越大，最终陷入残酷的暴力循环（可参考中东和印度等地的情形）。（即便没有以上前提，人性本身也有残忍嗜血一面，无秩序的转型必然导致暴乱），全国局势必然失控，人民也会遭遇大难。没有和平与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都必然不能实现，相反会导致经济崩溃和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国家不兴反衰，民主也难以存活。（俄国从19世纪中期至今几次在专制高压和无序暴力中反复，人民时则为顺民、时则为暴民的状态，就是典型的前例）
（甚至，即便民主转型相对成功，人们也未必就能拥护民主，反而可能因种种原因对通过民主政治达成诉求丧失耐心，重新拥抱威权。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本来已经推翻了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实现了民主化，并通过普选选出了伊斯兰民主主义立场的总统和国会成员，选举也公正透明，没有舞弊。但在选举中失利的政治势力却不满这种选举结果，继续进行街头抗争乃至暴力行动，以及耍弄政治权谋，国家动荡不安。最终，埃及军方出手干预、发动政变，在部分民意背书下推翻了民选政府，总统穆尔西和执政集团国会议员皆被逮捕、大批相关人士被杀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军人独裁的状态（虽比穆巴拉克时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后来，民选总统穆尔西因多种疾病交加死于狱中，而前独裁者穆巴拉克却重获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几乎付之东流。军方虽然是政变的决定性力量，但如果没有民众对民主政权的攻击、反对派做出各种超出民主法治范畴的政治破坏行动，军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势。
而另一个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转型相对更加成功的国家突尼斯，即便一度实现了民主与和平，各政治势力也达成了妥协和实现权力共享，民权民生都有巨大进步。但数年后，民众却选举出了一位威权主义色彩强烈的领导人（凯斯·赛义德），还在最近的修宪公投中赋予总统更大权力、削弱议会权力，让政权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权成分加强。
而已经实现民主化和去军政府统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选出了为军政府暴行辩护、公然鼓吹独裁、打压女权和原住民权利、削减乃至废除各种社会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种丑恶言行的总统（博尔索纳罗）。
今年5月的菲律宾大选，前独裁者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以58.77%得票率当选总统。而他在当选前后皆否认其父为独裁者、拒绝为其父亲的罪行道歉，还称赞其父的“政绩”。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优势击败其他多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而根据其立场和表现，虽然不至于像其父那样成为独裁者，但起码又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敌视自由和人权的总统。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复杂，而简单来说就是民众政治素养不高、对通过民主程序达成诉求缺乏耐心、不能体谅和尊重其他群体个人利益、拒绝“利益均沾”而倾向于“胜者全得”、各种诉求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对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国家的民主化除菲律宾外，另三者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已相当成功，不仅政治民主、法治进步，即便经济上也不差于此前专制时期。但是人民却在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后，不珍惜且滥用。在专制威权的暴力与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蝉，即便被各种压榨羞辱都唾面自干，政府给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实现、人民获得权利与自由、物质供给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码比专制时代公平）后，人们却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试图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强调自身的利益，却又反对其他群体和个人的诉求。尤其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更是会双重标准、损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对劳工权利（例如中国）、男性捍卫人权但反对女权（例如巴西）、主体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反对专制但对少数族裔和LGBT群体施以压制（如匈牙利）、城市中产要民主但抵触人多势众选票多的农民（例如泰国）。
如果政府如果无法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与诉求，以及他们觉得政府对各群体中有“偏袒”，就会试图“掀桌”，轻则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扰打击执政者，重则通过暴力在内各种手段破坏秩序。而民主政权既不便又不能像专制政权那样肆意镇压和管制舆论（如果是有限镇压和管制，反而激起人们逆反心理，并利用政府“手软”和社会空隙反抗。而无底线的镇压和完全的管制，只有专制政府做得到），于是人民肆无忌惮破坏秩序，政治愈发动荡，转型和建设也就停滞不前，然后人民更加不满，以此恶性循环。经过各种折腾后，人民越发对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执政者也对人民失望，国家治理糟糕，社会秩序混乱。于是各种强人和暴力机构介入，专制时代的旧势力往往也会卷土重来，国家重新变成专制或威权。这时候的人民大多数“折腾够了”，想再“折腾”的又会被上台的强人和军方镇压（他们可没文官主导的民主政权那样宽容），反而不再像拥有充分民主自由情况下那样勇于反对、反抗了，秩序也稳定了。或者更甚的，大多数或起码一半选民直接通过民主程序，选出威权领袖或独裁者，如在菲律宾、匈牙利等国发生的那样。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后，反而通过自由破坏了民主，用民主扼杀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讽刺和吊诡，但现实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还有，即便人民并不激烈的反对民主政权，但是在民主政权面临强权颠覆和暴力攻击时，往往选择袖手旁观而非积极捍卫，这就导致民主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前述的埃及即是一例。当军方出手解散民选的政府和国会时，除了执政集团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数民众并不积极反对军人政变，而是漠然视之甚至幸灾乐祸。民主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人民却并不珍惜。即便人民争取到了民主，也并不能始终积极的捍卫民主（尤其民主政权无法满足自身诉求情况下）。
当然，人民的一些行为是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专制时代常年被暴力压迫和剥削，不能自由发声，还缺乏公民素养和参与民主政治的训练。民主化之后，受尽苦难的人民就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想要尽可能弥补专制时期的损失。例如专制下无钱上学和治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的人，都等待民选政府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化后的政府显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让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人民就因此对民主失望，处在痛苦中的人民就会反对政府、破坏民主法治秩序以发泄其不满（难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挣扎的病患、无钱缴费而焦头烂额的家属冷静的体谅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乱许诺福利的民粹人物蛊惑？哪怕政府并没能力帮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费医疗，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但他们可以开空头支票、慷他人之慨、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暂时可以满足部分人需求，但是必导致更多祸乱））。即便民主政权给了一定福利保障，他们其实仍然不会满足，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以前受到亏欠而有补偿心理的民众更是如此。
民主下舆论管控的放松乃至消失，曾经在专制时期并没有过批判性思维训练的人，不知言论自由边界和节制而肆意发言，各种极端和暴力言论都会出现，从不敢批评变得无论是非对错都批评谩骂。以前专制时任何不满都难以发出，而有了权利自由，终于“翻身”“扬眉吐气”，一点不顺心就对执政者投反对票或各种示威游行乃至制造暴力。这些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是前面的专制者的暴力与高压、愚民与虐民导致的（虽然也和人性的欺软怕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非理性的本性有关）。
另外，对于没有经历过专制威权时代和暴力统治的人们，往往并不了解专制和暴力的可怕。他们只看到民主政治下的各种乱象、精英政客当权的虚伪敷衍，就以为这是最坏的，并幻想政治强人、民粹人物、“爱国军人”能够力挽狂澜、亲民和蔼、务实公平。这种寄托有时的确会部分成功，如朴正熙缔造“汉江奇迹”。但其实这种成功恰恰是少数，大多数“僭主”的统治都比建制精英更加残酷无情，对老百姓更无体恤或只选择性的支持一些群体（当然是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实现的），执政更无科学理性，经济社会一团糟才是常态。亚非拉各种民粹人物，如叶利钦、查韦斯、祖玛、卡扎菲、萨达姆、阿罗约等皆是如此。即便如朴正熙、墨索里尼、皮诺切特、佛朗哥等强人的经济绩效不错，但显然牺牲了自由、民主、人权，更是以一部分政治异见者生命为代价的。如以人权为第一评判原则，那这些政权统治皆弊大于利。
但即便如此，许多国家的人们仍然渴望政治强人和军人政治，如巴西就有包括一些卡车司机在内的许多巴西民众公然要求恢复军政府统治、结束左翼政权的低效和腐败，为军人独裁唱赞歌的博索纳罗也正是借助这些支持在2018年当选总统。而根据《卫报》采访，这些卡车司机其实并不真的了解军政府时期的巴西如何，只是将那个他们没经历过的旧时代当成理想的另类“乌托邦”。而BBC也曾报道，“阿拉伯之春”后的许多国家民众对民主和公民运动厌倦，认为选举投票换不来美好生活，竟然开始羡慕专制下经济发展较好的“中国模式”。虽然如果他们了解到“中国模式”下，经济虽有发展但大多数民众收入极低（6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200人民币）、社会社会保障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国企大企正式工人和农民几乎毫无福利，他们一定不会羡慕。但大多数民众无力了解这些，只是因为厌倦和痛恨所处现实，就不惜选择更糟的制度和人物。
而且，各国人民对民主化后民主政权的不满和反抗，几乎全都有专制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种旧势力的挑唆和鼓动，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观上，人民这些行为破坏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最终也会伤害自身。中国民主化之后，此类事情也完全可能发生（其实以前就已经发生过，民国部分时期（1927-1937、1945-1949）民权民生都尚可（相较满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数人民还是激烈反对国府、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连不断，还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支持共产党）。）
不仅普罗大众会破坏民主，各色政治势力、各路政客，也会为一己之私不惜影响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手段阻碍政府运作和政策出台执行。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即利用拥有国会多数席位的优势，通过各种程序阻碍总统袁世凯的施政，有些出于公心，有些则出于私利。而韩国的张勉政府时期，同样陷于政客们的明争暗斗，政府效率低下，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迟迟没有进展，也给了朴正熙等军人政变的可乘之机。权力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总是议而不决、延宕拖沓，那对国计民生必然害多于利。
更糟的是，在政治乱局中，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其他具强烈排他性和危害性的势力，往往会趁乱崛起。这些极端势力往往极具煽动性和暴力性，并以此招揽大众和扩张地盘，对正常的、温和的、宽容的主流政治力量造成冲击和破坏。这些势力无论立场还是行为都非常极端，主张也普世人权、损害社会多元。一个世纪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以及他们击败温和的民主政党篡夺大位，就是明证。而美国“大卫教派”、美洲的“人民圣殿教”、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兴衰和为恶，表明在颇有法治和民主的国家，邪教力量也会兴风作浪。而民主法治和公民教育欠缺的发展中国家，类似组织更多也更为得势，阿富汗塔利班两次夺取全国控制权、索马里青年党在索国横行无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大规模绑架和杀害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学师生，都是典型的恶例。
而在中国，无论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组成的毛派分子，还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及“法轮功”、“全能神”教徒，在中国都人数众多、影响巨大。而他们的价值观和言行皆与普世人权严重对立乃至完全相悖。这些势力如今被中共极权压抑而只能蛰伏，一旦中共垮台必定蜂拥而出、四处制造事端和扩张势力。如果他们得势甚至掌权，必定误国害民，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国民人权必定荡然无存。面对这些由野心家/政治狂人和愚民暴民组成的势力，正常的政党、公民组织，乃至文官政府，都是无法对抗和压制的。
所以，民主中国对这些几乎必然要发生（如果没有采取合适预案）的糟糕情况，只能提前将军方力量拉入民主阵营（更要尽可能拉入民主阵营中的进步阵营）并予以适当安排，以军队作为政权后盾，约束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和平方式参与转型，翦灭制造恐怖行径的群体和个人，并“杀鸡儆猴”，先杀机凛冽的镇暴、后春风拂面的安抚，分定各方地位和话语权，才能保证国家体制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平处置各种纷争、合理分配利益。当然，军方力量不能轻易使用，更多是“定海神针”的威慑和预备，而不是动辄以武迫人。即便不得已需要使用暴力，也必须先礼后兵、穷尽一切非暴力手段无效后再动用军方力量。
我也完全明白，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治理、人民的权利，不能都寄托在军队或者警察这样的暴力机器上，更不能以暴力治国。任何政权尤其民主政权，应该让人民因爱心悦、使外国为理诚服，而非借助枪弹的淫威逼使他人屈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暴力伤害和胁迫的滋味是痛苦而委屈的，压迫与威胁会滋生更多仇恨，暴力的体制与环境也会催生更多暴力，并形成欺软怕硬、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
但在当今及未来可预见的时代阶段内，暴力却是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或后盾。早在先秦春秋时，史家左丘明的《左传》就提出了“止戈为武”。“武”的目的是为了“止戈”，有“武”为后盾才能“止戈”。就像为保卫和平，反而需要发展军备、做好打仗准备一样，想让国家安定祥和，人人遵纪守法，也不得不以暴力为后盾。而依仗军方、讨好军人，对枪杆子表示敬畏，也是现实的不得已。即便不强化军方权力，各种来自其他势力的暴力仍然会让社会陷入暴力与仇恨的循环。当今人类的文明与秩序，既建构在各种理念与制度之上，更是在成建制的暴力机器存在和运转下才得以维持的。
相对于国内秩序混乱、对外设防不严会导致的恶果，给予军人一些利益和尊重，乃至赋予其超出一般公民和文官阶层的荣宠，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何况，民主中国的军方参与政治、影响国家，会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及民主法治的制度规则，要讲道理、有同情心，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而非滥用暴力、以武欺人。而且，在军方促成的秩序稳定、转型平稳的环境下，要保障人民积极行使政治权利、畅所欲言，以及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积怨，补偿受害者和帮助弱势，化解仇怨减少戾气，让各方都发自内心支持民主政权和遵从法纪（而非畏于暴力、出于强迫）。
因此，想要让军方支持民主化、化解民主后可能的军人乱政危机、激励军人保卫国家和捍卫民主体制，就需要让军方在民主中国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得到合适的位置、有固定的合作对象，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利益。而让军方代表成为“专家院”的一部分，则既能保障军方在民主中国的地位、话语权和利益，也能为看起来是一帮“文弱书生”组成的“专家院”壮势助力，让“专家院”能文能武，以保证“专家院”各种决策的有效执行。而军方与“专家院”其他成员的关系，是平等合作，各取所需。虽然这样会导致军方与“专家院”中代表各专业领域的社会精英勾兑，有所谋私，但总体看还是利大于弊。而且，如前面所述，如果军方完全“中立化”，名义上不参与政治、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影响，那反而导致各种势力觊觎和渗透军方、军方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治，如中国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的现况那样，“不受任何势力影响等于各种势力都能影响”、“不以特定方式参与政治等于可以任意参与政治”。相反，如果把军方与“专家院”整合捆绑，反而可以让这些相对令人放心的各界学者精英（尤其人文社科学者和专业人士）对军队形成一些影响和节制，遏制其他势力对军队的渗透。
而军方利用“专家院”这个载体参与政治，也可以体现军人的崇高与重要地位、保障军人的话语权与参政权，军方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达成各种诉求。而且，军方还要受总统节制、听从总统命令，也会服从“人民议会”各项决策与大法官的相关法令，遵守法律法规，“专家院”不可能单独控制军队。
此外，“专家院”影响下的军方也会更加重视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用，推动军队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这些也有利于军队在实战中增强战斗力和提高作战效率、打赢高度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现代和未来战争，以及促进军队建设管理更加文明、保障军人的人权和身心健康。军队内部人权的改善、军人思想和言行的文明善良，自然非常有利于军队更好的坚持正义立场和捍卫人权事业，也能成为阻止反人权倾向的军人头领发动政变、建立独裁、屠杀民众行为的重要保障。
因此，军方代表作为“专家院”一部分，“专家院”与军方合作互通，是一举多得的设计与选择。有了军方保驾护航的“专家院”，既能够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又能够保证政策得到尊重和执行，不仅是议会三院中的“第三极”，也是和官僚集团、人民大众并列的“第三极”，并让民主中国成为专家治国的科学理性国度。专家治国是抗拒民粹主义和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是与反智反科学、歧视、暴力、短视、仇恨与偏见、对弱势者的欺压，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中流砥柱。
当然，“专家院”也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其成员即各界学者和专业人士也不是（起码不都是）大公无私之辈，一定会利用“专家院”巨大的权力和话语权做一些谋私勾当。例如一些专业人士会利用业界知识壁垒，使用复杂高深的专业词汇哄骗“外行”，以及裁剪扭曲变造事实，以使自身及小圈子获得不当利益。而作为各行业精英的“专家院”成员与同僚同门同道，也会互相帮衬和掩护，局部垄断专业议题话语权，使得舆论倾向和利益分配有利于其群体乃至整个精英阶层。 还有人会因为当今中国各行各业专家学者普遍的腐败、钻营、撒谎、无能，尤其一些“明星学者”的“奇葩言论”，而对“专家治国”产生深深的怀疑，认为民主化后的专家学者也会如此腐败堕落。这类情况在未来民主中国的确无法完全消除。
但即便如此，“专家院”的存在也利大于弊。专制中国的专家学者之所以腐败堕落，是因为专制极权和权力至上对包括专家学者在内所有人的异化，使得专业人士也不得不依附于权力，这样他们才能获取利益。而非常不透明的学术体制和不公正的选拔晋升机制，也会导致学术腐败和各种关系网“近亲繁殖”盛行，专业人士学术不精、尸位素餐。而民主中国会有完善的分权制衡系统、法治体系、公众与舆论监督机制，“专家院”的专业精英并不易于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各领域专业精英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会形成某种制衡。民主法治和学术自由的体制与环境下，中国科教事业会焕然一新，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士也会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国家栋梁、人民代言者。
而且，对“专家院”成员完全可以采用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方式，支付成员极高的薪水和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包括对其家人的保障），令他们不需腐败和勾兑就可尽享种种极为优越的生活，从而心无旁骛的为国建设和为民服务。同理，对军人也应该做到充分必要的优待，以令他们安心和专心的服务国家和人民。（而且，如果不设立“专家院”，精英就不会相互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治了吗？与安排军方人士通过正规渠道参政一样，“专家院”也是对精英参政的规范）
总之，即便设置“专家院”会导致一些负面问题，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未来民主中国政治体制和议会制度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所设计的议会制度，其实是“三院制”，即代表各区域各民族各少数/弱势/特殊群体的“联合院”、权力重心和民意所在的“人民议会”、由人文社科界和自然科学界专业人士及军方代表组成的“社会自然科学院（专家院）”。只不过本次征文中提供的议会制度选项只有一院制和两院制，而且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议会也都只有一院或两院，所以我才将我所设计的制度称为“两院制外加‘专家院’”。我认为设置“专家院”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前面都已详细说明。不过，如果诸位评委和评论者普遍认为不必设置“专家院”，那就只取前面两院的设计也可。
（关于各地方的议会设计，将在后面关于国家结构/中央地方关系和单列地方选举制度的那两部分予以说明）
（我所设计的军方在“专家院”乃至全国政治中的地位和权力，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的，是建立在军方人士愿意服从并捍卫民主宪政体制、接受总统和议会节制、支持开明进步政策前提下的。如果军方并不服从民主体制和文官管理，还站在阻碍历史潮流和破坏民权的立场上，以及在国内各派势力斗争中“拉偏架”，那似乎的确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其制约。尤其如果延续中共权贵“太子党”和“红N代”在军队的主导，那他们几乎必然会和其他领域的亲朋好友、利益相关者勾连，这几乎无法避免。不过，如前所述，即便不设置军方为“定海神针”，军方同样也有能力干预政治、阻止或摧毁民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