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后,我先在杭州的大专院校任古代文学教师,二十多年的流离颠沛,“阶下之囚”居然上讲台为人师表了。久长的学业荒疏,只得废寝忘餐的阅读、钻研,几年的教书生涯,居然能够教学相长。

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杭州市园林局《风景名胜》杂志社创办,人手甚缺,在友人王翼奇的推荐下,我遂进入杂志社任编辑、记者。这使我从“读万卷书”,转到了“行万里路”的境界。

“风景名胜”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已开发又再度荒寂的名山大川,即将开发的深山老林、边陲、沙漠,涉及建筑学、宗教、绘画、音乐、书法、规划、设计、旅游、历史、地理,乃至游记、名作、风俗、人情等等。我在杂志社工作了十多年,直到退休。我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尤其是那些人迹罕至之处。如内蒙古草原,广西、云南边界少数民族区,山东龙须岛“天尽头”。至于五岳名川那更是必修的课程了。我还有自己的兴趣所在,为探求徽州文化,皖南的徽州六县我就访问了十次,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一地我到达五次。在这十多年中,采访、考察,参与各种学术会议,于是接触了各界的学术权威人士,进而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这十多年的实地考察,广泛接触,使我知识大进。这十多年中的另一收获,是我参与了多部正宗辞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浙江省地名志》一书时,我结识了杭州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吕以春,此书编辑时间达三年之久,我得以与他时常见面,互相切磋。一九八六年五月,我和吕以春共同参与了在浙江舟山沈家门召开的有关浙江省地名志会议,一起在沈家门开会,到朱家尖、普陀山浏览,因此,交谊更深入了一步。在沈家门的三天会议中,吕以春作了“浙江历史、地理沿革”的讲座,将浙江省的地理、历史沿革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论说,使我对他的学问、修养更为敬佩,叹服。他不用讲稿,娓娓而谈。说到地名沿革时,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地名变化,区域划分,最频繁、变化最多的是中共建国以后,他认为变化频繁对地名学造成的难度无法估量,他提议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地名。

地名学是一门西方学问,近几十年来才在中国普遍展开。地名学的研究,以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陈桥驿为最先开创者之一,他是全国地名学会的领导,浙江省各县的地名志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多年以来致力颇勤。一九八六年秋《海盐县地名志》出版,我曾随陈桥驿到海盐县参加评审此书,陈朗也受邀请。陈桥驿的记忆力甚强,他引证史书、年月,不用查书,随口而谈,他说海盐方志的撰写,在明代以来一直首屈一指,而当时这本地名志也非常精采,他希望能保持这种优秀传统。那次在海盐,我们游历了明末南京名妓董小宛随冒辟疆曾经芳踪及此的南北湖,登临了能观海景 “日月同升”的云轴庵,并参观了历经荒废新近修复的蒋氏西涧草堂,和海盐传统名园绮园等。

吕以春在五○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地理系,是陈桥驿的高足,得力助手,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原籍浙江诸暨农村劳动改造,二十多年的苦难,一直待到七○年代底右派“改正”。落实政策时期,凡为教授威信较高者,可以指名提拔学人,陈桥驿遂指名调吕以春回杭大地理系,作为陈桥驿助手,凡陈桥驿的学术研究均离不开吕以春的协助。尤其是对于地名志的涉腊。

一九八六年的沈家门会议,陈桥驿主持,吕以春宣讲,众人恭听。会议期间,陈桥驿带领与会者若干人浏览了朱家尖岛,在岛上住了一夜,吃了石斑鱼。又到了普陀山佛国。佛寺均曾遭“文革”破坏,正在修复中,整个普陀山呈一片大兴土木景象。此次会议前后,赴沈家门路经宁波市,我遇到两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是能在阿育王寺通一法师的盛情接待中,有幸瞻仰到了秘置于该寺藏经楼的佛骨。藏经楼又是坐关和尚闭关诵经之所在。我在通一法师带领下,扣关、入楼,亲见其启锁、取骨。正值楼外四季桂飘香,观看佛骨,崇高之感,油然而生。二是在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竟能登阁观书!天一阁是明范钦私家藏书楼,历经数百年,立下的家规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而且“妇女不得登楼”。在书楼哀怨的传说中,说到一位女子,因慕天一阁防蛀芸草,久闻而不得一见,遂改名绣芸,托媒嫁至范家后,始知妇女不得登楼,抑郁而亡,遗言葬于书楼之旁……。我曾在杭州艺校任教时的学生邬向东,此时正担任天一阁藏书楼馆长,他出于爱师,破例让我登上历代登楼者寥寥数人的天一阁藏书楼。我之侥幸愉悦心情,可以想见。

会议期间所游历的朱家尖,是舟山地区的一个大岛,比普陀山大三倍。早在会议之前,有关方面已决定将朱家尖开发为旅游区,人称“南戴河”。有舟山地名志办公室徐静波携带朱家尖材料,专程到杭州请专家为其若干风景点定名。当时受徐静波敦请的,有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正秋,杭大地理系副教授侯慧林与《风景名胜》任编辑的我。我等数人就在徐静波下榻的松木场八字桥旅社内,为朱家尖名胜商讨定名。我对朱家尖该是早已相熟了。

在沈家门会议期间,唯一携带家眷同行的是吕以春,大约是沈家门地近普陀,夫人借此浏览吧。吕以春在诸暨农村戴罪劳动二十多年,结婚甚迟,夫人为一农妇,生有二子。在吕以春右派“改正”返城时,她随行抵杭,住杭州体育场路杭大宿舍内。我在沈家门见到的吕夫人,已是年近五十岁了,她不幸患高血压、心脏病诸症,脸色苍白,浮肿。她五官端正,一副忠厚相,沉默寡言,怕见生人,与会数日未见她与别人交谈。在抵沈家门三日后,会议中人赴普陀游览驱车赴渡口,车上座位拥挤,夫人不敢就座,当我为她让座时,有大学老师甚表不解。回杭后,吕以春几番说起,夫人要请我到她家作客,说起夫人曾见我将吃剩的早餐咸菜留存至中饭再吃一事,回家后还谆谆教训孩子,学习我的节俭。可见彼此印象的深刻了。

沈家门会议后,我只身赴温州,路经定海,参观了博物馆,并瞻仰了建于西晋的祖印寺。定海尚有石板路老街,六座避火石拱门。定海老城是明末义士节妇抗清者的殉难之处,有陈皇后投井处(舟山宫井)、李昌达殉难处(留芳路)、刘世勋自刎处、张肯堂殉节处(雪交亭),还有同时死难的将士臣民万余人合葬处(同归域)。我一一作了凭吊……。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我与吕以春同时编纂《浙江省地名志》。此书由陈桥驿任主编,吕以春任副主编,编委若干人,我为其中之一。吕以春负责全书集稿通稿,从格式、文风,到查证实地,统一汇编,要求准确,精密……。全省各地他几乎一一亲临。我则在全书中,负责汇编、撰写园林、文物方面的地名演绎、变动。我相信这一部《浙江地名志》将富有权威性。因为一般辞书的弊病,如《全国名胜辞典》,往往足不出门,纯粹摘录他书。古语说“信书,不如无书”,而吕以春为核实条目,几年以来实地调查,逐条考证,实属难能可贵。我所编写的条目,也是大都亲临其地,搜集有关资料的。

全书经三年努力后,方始于一九九○年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付梓印行,曾荣获浙江出版界的出版奖。此书远涉重洋,在地球的角落新西兰奥克兰市,在奥大图书馆,在时代文化中心等处书架上,竟赫然存在。见到吕以春和我们共同为之辛苦、努力得以出版的《浙江地名志》,见书如见人,倍感亲切!

吕以春在完成《浙江地名志》巨著后,即接着编写《钱塘江志》。钱塘江为浙江最大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向杭州湾入东海,全长四一○公里,流域面积四.二万平方公里。钱塘江支流繁多,干流各段名称各异,上流婺源、休宁境内称横江;绩溪境内称扬之江;歙县至淳安、建德(今千岛湖所在),称新安江;衢县至兰溪称衢江;兰溪至建德称兰江;建德经桐庐至萧山称富春江;其间桐庐段称桐江;萧山至入海口称钱塘江;其间萧山闻家堰至杭州闸口段别称“之江”。全河流向曲折,故称“浙江”,浙江省名亦由此而来。钱塘江上、中游地势起伏,变化极大,由丛山峻岭山地而经丘陵,钱江入海处,口广内狭,巨流滔天,万马奔腾,形成中外闻名的“钱江潮”。吕以春为撰写《钱塘江志》,走遍了四万二千平方公里的流域区,他一直到达婺源钱江滥觞处及绩溪丛林密布的三太子都。他曾对我不无感慨地说,越考察水文,越对郦道元的《水经注》佩服得五体投地,浙江千百条支流,《水经注》竟明白无误地指出它的最初发源地是三太子都!

吕以春孜孜不倦于学术之研究,实实在在,不为名利,他非常珍惜右派“改正”后不多的工作机会,他的身影出没在山山水水之间。他的背后,有一位沉默寡言,节俭勤劳的夫人,她不一定能理解他的学术价值,但她用病弱之身支撑了全部家务,吕以春得以全心全意沉浸于工作。我去国来纽已经数年,未知他的巨著完成否?未知夫人病体再能支撑家务,默默奉献否?

此文于2008年04月15日做了修改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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