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55）
八○年代初，我在右派获得“改正”后，落实在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教职，同时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及杭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兴办的“民联业余学校”兼任古代文学课教师。
我在“民联”兼课达四年之久。这所业余学校的上课时间都在晚上，学生则是因十年“文革”而失学的年轻人。办学者是“民革”中一批在十年文化萧条后，于事业仍抱孜孜不倦精神的老学者，教师则全部向正规学校聘任兼课。办学两年后，“民联”曾评过数名优秀教师，我即是其中之一。在其间我还差一点当上了“民革”杭州市委的宣传部长，一个不小的官哩！因此我也结识了赏识我的元老、杭州市“民革”领导层人物江天蔚老先生。
当时各“民主党派”都想重振旗鼓，纷纷扩展有限的势力，招纳知识分子入围，原先如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等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结集之处，但如“民革”这类民主党派，却并不受知识分子的青睐，而我因在该属下学校教书，近水楼台，不免沾边。其时算得上“大知识分子”的杭大中文系教授蔡义江，他即在此时被直接提名，担任了北京中央“民革”宣传部长的。他的父亲蔡竹屏为四○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县长，据蔡义江和我说，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一头衔，还有为他父亲申诉未了冤案的一层含意。反正他是弃文从政，俨然为京官了。我则因老母、哥哥极力反对，加上自身的清高思想，未当成官。当时的杭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位合适的人接任宣传部长，据我后来得知，他们希望这位部长是一位女性，四十多岁，大学文化，善于言辞，有气度，而且必须是国民党世家。据说他们经过周密的观察、调查，最后选中了我，而我确实是具备了别的四十多岁女性所未有的“国民党世家”身份：我的大伯父周六介是孙中山时期的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参与过光复南京壮举，在光复军中任敢死队队长，光复后任首任杭州知事，接着任上海道台。我的父亲周云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我的大哥周昌澍在中共建国前夕一九四九年，毕业于蒋介石亲任校长的南京警官学校！我的身世何止是国民党世家，简直是国民党功臣世家哩！加以我所具备的其他种种条件，成为物色目标就在情理之中。一个人成为学者、教授并不是偶然的事，必须有环境和自身的专注、勤奋。而从政、当官，往往非常偶然，有其意想不到的因素。
尽管当时“民革”杭州市委对我若愿意当宣传部长给予许多承诺，包括可以让我长驻北京，以便与中央民革多项联系。还说，二年后即可进入政治协商会议当政协委员，至于物质上的住房改善等当然不在话下了。但是我不愿意当官，尤其不愿当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官，中共建国以来，我们这个家庭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算得上家破人亡，吃尽苦头，我小小年纪即被戴上了“右派”这顶桂冠，即与国民党世家有密切相关，所以说到“反动”历史，还心有余悸！还有想到我那身为小儿科医生、出身贫寒的祖父莲波先生瞑目之时的遗训，因为他的长子周六介一生戎马生涯，出生入死，最后虽然做了官，但是在三十六岁的英年即弃他而早逝了，他伤心地说过：“这就是做官的报应！”因而他教训子孙：“祖祖辈辈，耕读传家，不要做官，不要远离祖宗的坟茔。”不要做官，我是做到了，可是现在远涉重洋，祖宗的坟茔已经久不祭扫了。
国民党杭州市委的上层领导人物江天蔚先生当时在平海街办公室召见我，有民联业余学校教务长徐衡在座陪同，他向我申明大意，劝我从政。在我婉转说明自己的想法后，江老先生毫不勉强我，并爽朗的放声而笑。这是我初见江天蔚的神情，而且从此以后，我和江天蔚竟成了忘年之交。十多年来，时时过从，他成为我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他对我时时有所教益、警策！
江天蔚是浙江松阳人，当时已八十多岁了。他满头银发，肤色红润，双目炯炯，有学者风度，真正的“鹤发童颜”！江天蔚早年任职松阳某中学，抗日战争年代，从事抗日运动，不知道他是属于何党派，反正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经历坐老虎凳等酷刑。他所受刑罚后果，可谓终生“受用不尽”。据他夫人吴凤仪说，他长年浑身关节疼痛，不能安眠、入睡，每晚都是靠床倚枕，坐待天明。睡眠对江老来讲极其痛苦，骨节疼痛的程度，简直是一场战斗、挣扎。也可见睡眠与长命、精力、思维无关。江天蔚几乎日日精神饱满，交际、著述，未见丝毫萎靡，直至目前九十多岁了，仍一如既往！
江天蔚在八○年代初，还住在杭州平海街附近贯巷，居室为木结构老式大院，显然属“文革”中遭受降格待遇。居处狭隘，厨房就设在室外宽大走廊里，临近天井。我常上他家拜访。夫人吴凤仪原是杭州师范第一届毕业生，那时是抗日期间，学校已迁址碧湖，我也是杭州师范五○年代的毕业生，虽相隔数十年，但属校友，故分外亲切。夫人小江老九岁，为高银巷小学退休教师，他俩已是耄耋伴侣了。吴凤仪原为江老的学生，在白发翁媪的日常生活里，仍能见出师长的威望与关怀。夫人性格乐观，随和。我们常常谈及杭州师范故事，如在几十年中，共同教过我俩的顾西林老师逸事。
江天蔚为民革领导，退休后，进入政治协商会议。“文革”十年后，机构重整，新旧之间未曾衔接，故江老仍兼顾民革工作，有决策之权。他们除创办“民联业余学校”振兴教育外，还网罗社会上的文艺书画家成立了“钱塘书画社”，每年有一次书画展，并将优秀作品结集出版，装帧精美。十几年来未曾间断。书画社社友，有国画家吴静初、施祖铨，书法家王漱居、唐诗祝，古琴家徐晓英等。以文会友，时有切磋。
江天蔚能诗，善书法。字宗黄山谷，各地求墨宝者甚众。他的书法，凡绍兴兰亭、富春江严子陵钓鱼台的碑林，及外省诸胜地等，均有其碑刻。江老极喜诵我诗作，毫不掩饰其赞赏之情，尤其对我七○年代所作的古风〈扊扅〉篇很欣赏。江老于百忙之中，还写有八十万言巨著《两汉与匈奴关系史》专著行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极有史料价值。江老珍惜时间，安石碎金，时时掇集。一九八三年他曾亲自为我制订了休息时间表，希望我在教课备课的百忙空隙，抓紧时机，勤于笔耕。他主张持之以恒，每日写作半小时约二百字即足矣，一日二百字，一月即有六千字，一年即有六万六千字，三、五年以后岂非巨著？他主张锻炼身体，他自己在八十多岁的高龄，还每日清晨至湖畔断桥、里西湖长跑。他说跑到跑不了，就不跑了。他给我的作息表是：清晨六点至七点写作，七点至八点散步、锻炼，八点半早饭，然后一日紧张、充沛的工作、学习。许多年来，我虽然未能很严谨的执行江老安排的作息时间，但它使我养成清晨写作的习惯。后来我在《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记者，所有的文字，几乎都在清晨完成，果然，白天整日的繁琐工作，就不至于影响清晰的文思了。
江老还帮过我女儿二幼的大忙。一九八九年二幼将出国来纽，她于一九八六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于浙江美术学院史论系任教职，已有三年。有关规定，大学毕业后工作未到五年不予审批出国。但又有另外规定，若有海外亲属关系，则可放行。我的堂姐夫方正，早于一九四九年赴台湾，在台湾居卫戌司令高位。没有料到原先甚遭中共忌讳，藉以加害的海外关系，这时却大派用场。方正是台湾国民党官员，大陆“民革”机构有台湾官员名录，因此要由杭州市民革出具证明，证实方正的存在。二幼有了这层关系方始准予出国。因而二幼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得到江老的帮助，顺利解决了问题。为此她到过江老家多次。有一次，适逢夫人腹疼难忍，而江老坐于窗下看书，像贾迎春观《太上感应篇》似的，若无其事，毫不着急，是由二幼送夫人上医院的。结果证明是阑尾炎，住院开刀。大约夫人平日往往无病呻呤，江老司空见惯之故吧！
江天蔚从中学教师，以民族之深情，加入到抗日阵线，被关押上饶集中营，严受酷刑，他却是国民党员。中共建国后，又以国民党的“革命者”，一直在民主党派中工作。他是如何被划为右派的，有否服过苦役，在何地劳动，中共有否对这样的人物网开一面，均不得而知，也从未听他说起过。
约在八○年代末，杭州市在旧城改建中，江老一家从贯巷搬到朝晖新村，从市区跨过运河的施家桥即可抵达。江老曲折艰辛的一生，于此安度晚年，我每去看望他俩，夫人必留饭，席间谈些养生之道。在江老的谈吐中，时时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之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