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托马斯维德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刘慈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可窥见刘慈欣对人的品质、价值的判断标准。
托马斯维德出场后的第一句话，就足够震撼：“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维德问（问程心）。通过这句震撼的话和侧面描写，就把一个冷酷残忍的情报人员形象刻画了出来，也显露了维德凶阴的性格特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有力的说了出来：他突然一改一贯沉稳冷淡的语调，像发狂的野兽般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当发送人类去接触三体世界的计划因运载重量限制而受阻时，维德冷酷的说了句“只送大脑”。
还有这段侧面描写：“有两个显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冲程心轻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后他们立刻变得老实了，都赶紧垂头干活，好像对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怕。
程心看到这人（维德）第一眼时就知道，他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阴险，还有许许多多程心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放弃。”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刻画出维德的冷酷残忍。刘慈欣后面还有更多笔墨在刻画维德。但仅仅从这几句，就可以让人们明白维德是个怎样的性格、形象、特质的人物了。维德这样的人物并非只是文学形象，现实中也颇有类似的真实的人。大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小到地方豪强、黑帮首领，乃至学校和单位里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实力底气的人物，都与维德的某些侧面甚至整个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触到这样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后背头上脚下都冒冷汗，不自觉的就对其产生畏惧，即便是有些心气和能力的人也会在这样的阴狠者面前萎缩几分。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怕他，那他对你施展一些招数之后，那你会比一般人对其更加恐惧敬畏。
而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却是人类的救世主，或者说起码是救世主之一。维德不仅推动了阶梯计划，将云天明的大脑送向三体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飞船，让人类保留了生命的火种。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间造成的“破坏”，维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将人类带出被二维化的险境，甚至一开始就不会让三体得以打破威慑威胁地球，后来一切灾难也不会发生。
刘慈欣把一个魔鬼般的人物赋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达他借维德之口说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择手段的前进”。或者将两句话折合，就是说只有不择手段、不顾人性人权才能胜利，顾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权束缚，那就只能失败。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或者说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而是社达主义中最为阴恶的那一面，即邪必胜正、祛善扬恶才能生存。
这一点在刘慈欣的三体全篇中有许多出展现，对维德的刻画描写则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那么，这样的观点对吗？如果我们纵观人类乃至万物历史，这在很大程度的确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谈别的只谈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更多，还是文明消灭野蛮的更多？无疑是前者。精致雅典亡于精悍斯巴达，罗马亡于蛮族入侵，宋明亡于金元和满清，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诩文明也的确开创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与辉煌又何尝不是建立在野蛮残暴、不择手段之上的呢？对古罗马来说，背信弃义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装后将之屠灭，是其称霸地中海的关键；李世民先发制人（当然某些史料看是“自卫反击”，只不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后来“天可汗”的贞观之治。除了这些恢宏的历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长寿，坏人害千年”的例证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早就有人对此做过精辟深刻的总结。
所以，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所说的，某种程度确实是现实。
现实并不代表正确、应当。相反，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对野蛮的鞭挞、对丑恶的克服中实现的。如果没有对恶的批判与克制，人类如今还在日复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斩首截肢炮烙凌迟还是家常便饭，人类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之中。正是无数人对于善的坚守，才让恶一步步被限制和压缩，起码大恶大祸只在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那里不幸的发生，而大多数人都可以相对和平宁静的度过人生。
所以，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暗示甚至宣扬的极端社达主义观点（没错，是极端社达而不是一般社达），我们只能“扬弃”，知其现实性但更要遏制其现实性，认识到不择手段的可怕后更要坚守良知和理性，去抑制丑恶的滋长与残忍的再生。我们即便是恶留下的产物，也不应该延续恶以生存。就像某种程度，我们都是远古至近现代各种强奸行为（或者准确说是非自愿性行为）而产生的后代（谁敢说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产物吗？），我们都是强奸犯的后人，但是我们肯定不应该讴歌赞颂强奸，而是坚决的批判与唾弃之。像日本731部队和纳粹德国进行的活人人体实验，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并且造福着现在的人类，但这完全不能因此而为之粉饰美化、不能将其正当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许类似暴行再次发生。
刘慈欣并不是（或者起码不会公开承认是）极端社达主义主张的宣扬者，但是在客观上无疑是暗示甚至说明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欧美乃至中国许多描绘黑暗和坏人不择手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为了鞭挞丑恶讴歌正义，而刘的《三体》却是在描绘黑暗与不择手段的同时千方百计进行合理化甚至颂扬，将之表现为一种悲壮的、伟大的、对延续人类生存发展而言唯一可解的价值与实践。这就很值得警惕与批判了。
关于刘的社达主义价值观，我还会在后面再做批判，现在回到对维德的评论上来。
刘慈欣对维德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正面的，他虽然描绘了此人那么多凶恶阴险之处，但是都是为了衬托其目的的伟大、方向的正确、行为的正当。而且，刘慈欣所描绘的维德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维德自己，而是都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维德成了一个谈不上“毫不利己”但明显“利人类”、不是“一身正气”但明显“两袖清风”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于公心。而且这样的英雄人物既让他人惧怕，但是自己却从不对任何压力低头、不畏惧谄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监视、人人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大胆发言，反而故意利用这种监视），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这让他一切“反人类”、“反人权”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正义、无私、必要。
但现实里，像维德这样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终正直、执着、坚定、硬骨头吗？从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确如此，我上面说的从国家元首到黑帮头子，再到学校单位里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风八面，颇为强悍干练，无所畏惧。可其中绝大多数人（除非真的天下无敌）在面对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时，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胜于常人，因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类有多可怕、比自己强的同类多么不能得罪。而他们面对体制，虽然有时会做出挑衅、反叛之举以对他人显示其强悍、展示力量或仅仅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时候则会服从体制、谄媚体制，对有强制力为后盾的制度和规则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虔敬。因为他们知道，体制的能量是无穷大的，是其个人可以利用却不能推翻的。他们绝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于其人格特质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精致利己。贝利亚、戈林这样的人像不像维德？他们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样一副德性（当然他们在后者们临死前又换了一副德性）？他们面对邪恶的制度和环境，是反叛与对抗，还是屈从和利用？
还有，即便托马斯维德成为（代表）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普京那样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而非打手），又真的是纯洁勇敢的吗？根据现在披露的各种资料，他们很多时候远比民主国家领袖更加恐惧和虚弱。如斯大林在德国入侵时、去世之前，都表现出恐惧之情，死亡时也不真的“虎死不倒架”。电影《斯大林之死》虽有些戏剧化，但反映的事实基本无误。而毛泽东呢？李志绥的披露并不是孤证，而是可以和多方信息验证，且记录的真诚性黎安友等知名主流学者肯定。而普京在入侵乌克兰遭遇挫败后的表现，也能看出这种“硬汉”的色厉内荏。而刘慈欣塑造的托马斯维德的形象，其实与这些独裁者表面的形象如刚毅勇敢等特征相似，却有意回避这样的人内心的虚弱和恐惧。
还有，维德这样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为理想献身吗？也真有这样的人，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像他们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并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们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权力金钱美色中洁身自好？还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无情的布党高层和纳粹人士为例，如雅戈达、戈培尔，看看关于他们的史书和回忆录，就知道他们比一眼可知的龌龊之人要更龌龊、明目张胆贪淫的人更贪淫（当然相比而言布党比纳粹更加心口不一和无耻贪婪）。他们会为人民奉献牺牲吗？或许某个时间点会的，但是肯定是其贪淫享乐之后，以及使用各种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献牺牲的，绝不会像《三体》中那样悲壮的牺牲。纳粹和苏联的覆灭及曝出的内幕，也证明了其牺牲捍卫的并不是值得的东西，而是肮脏透顶。或者说像东条英机、乃木希典，这些人确实是挺无私奉献的，可是是用几千万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苏联人的生命挣得的他们的“无私”及对日本人的“伟大”。我们难道要这样的人吗？（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并非只有这种奉献和存活方式）
可刘慈欣并不描绘这些，而是将维德以及前面的史强，描写成很清廉、寡欲、不会畏惧、不谄媚的人。当然这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并不是《三体》的重点，所以没必要写他们的贪婪、畏惧、谄媚那一面。于是，维德这样残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显得对人类来说十分伟大，史强那样的形象也显得虽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实。如果刘慈欣写出了这些人贪婪、畏惧、谄媚，其良好的形象就会坍塌，失去了刘慈欣和社达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物应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无法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英雄了。
这又是当今中国文宣体制下描述历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对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伟光正”形象示人，没有半点缺点（顶多会有一点平易近人的描写）。而现在不同，对于那些伟人、英雄、正面人物，会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蛮、低素质、知识贫乏等特性，但是同时又在涉及根本廉耻的“大节”上绝不“抹黑”，这样让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可这种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其实是回避了许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恶甚至犯罪的事实的，是用小的“毛病”遮盖真正的龌龊肮脏，用戏剧化的顽劣带过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这种描绘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泽东批示”那点就提到了，刘对维德、史强这种人物的描绘方式，立场和动机与之一脉相承。
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描写叙述，都在强化“不择手段的前进”和“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观点。刘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客观事实，还有主观上的赞成与褒扬，这是其与其他传世文学佳品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处。
还有，前面已经提到，刘慈欣描绘的维德和史强这样的人物，代表的是统治机构的暴力机器（或者说是他们其中之一员），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林冲、杨志、鲁智深这样的体制的反叛者、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对抗者。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叶文洁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人类秩序的捍卫者则不吝赞美，这也可以反映刘慈欣骨子里的保守主义特质及《三体》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确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其社达不是为了变革，而是为了让旧秩序更加稳固。这更显出刘慈欣及《三体》价值观的丑恶和反动。
十分讽刺的一点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这种捍卫体制和旧秩序的保守反动，与其所赞扬的毛泽东所持的反传统反秩序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刘慈欣在书中和采访场合多次对毛泽东有所赞美（或起码在提及时不贬抑批判）。毛泽东罪恶罄竹难书，文革也是亘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点可取的，就是其对体制性压迫的反抗、对传统秩序和思想意识的反叛（虽然这个过程及之后建立了恶劣的体制、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残酷的压迫，但前面毕竟是在对不合理的乃至丑恶的旧规则旧秩序旧道统的反叛和反抗），一种打破旧巢窠束缚的反抗精神。这可谓是毛时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刘慈欣一再为毛泽东贴金、为文革作恶者及相关体制和组织洗地，却与毛主义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处背道而驰，可知其与人道主义及进步潮流多么“恰巧”的完全相逆，又与丑恶反动保守多么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刘慈欣着墨最多、被《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批判最狠、本书争议最大的人物。简单来说，她就是托马斯·维德的反面，当然详细说那就复杂多了。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也是书评的重点，所以还是要详细说。
“圣母”，是《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最常称呼程心的词汇。当然，这并不是赞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国互联网语境，就会知道，“圣母”这个词在中国网络上不仅不是好词，还是个特别有恶意的诋毁谩骂之词。这同样是和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中国现实高度相关的。
不过，“圣母”这个词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本意，倒和西方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都是指爱心泛滥、对一切都爱与包容、反对所有仇恨和压迫的人，只是中国和西方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好吧，准确说是“部分中国人与部分西方人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这种“圣母”的定义中还包括不分是非、没有黑白对错观念、没有立场和原则、一味输出爱心和同情心的特点。
,中国人是恨透了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种“圣母”只会坏事，出卖自己国家民族群体的利益，最终害人害己。在中国这个丛林社会，也的确会经常出现这种后果。
我总说中国、中国，难道世界不是这样吗？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吗？世界的确到处存在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西方也不乏各种“农夫与蛇”的故事在现实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说这个世界仍然是丛林世界。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世界所有地区所有群体都是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国并不一样（哪怕根本上“质”一样，但是“量”上有很大区别）的、“圣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报的社会的。被他们攻击诋毁的西欧和美国左派中起码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国人对此没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愤恨。不知道是嫉妒还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没错，这两个看起来不能同时对同一个对象兼而有之的，中国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国人”能））。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世界上真有爱与和平，或者说极为嫉恨，于是疯狂攻击各种他们认为的“白左”、“圣母”乃至这样的虚构人物形象。而《三体》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当然，痛恨程心的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后面再说。
程心这个名字一出现（人物还未正式出场），就被读者谩骂（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了后面的一些内容，或者读过了又从头看起，然后又在这里作注）。而她正式出场，也就是在云天明要被安乐死（未遂）的时候。她救下了云天明，然后说了句“你知道吗？安乐死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被无数人喷了无数次无形的唾沫。
当然，看这个情节，程心是该被喷被骂，因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维德、史强、章北海、罗辑做的，这些人也就不会如此谩骂了，甚至觉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断行为。然而程心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是“圣母”，有了道德枷锁，再做什么都要被检视。当了好人就不能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虚伪”、“双标”，哪怕其远远不如批判者虚伪和双标。
说到这，很多人一定觉得我这是故意在较真，一个故事情节罢了，读者也只不过是在为虚构的故事而谩骂，也就图个发泄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没必要说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没必要写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文学作品及与读者的互动，深刻反映着现实世界及现实中人的判断与选择。
,程心参与“阶梯计划”那一部分，倒是没人喷程心，这些技术问题上也没什么可喷的，相反人们应该对其技术水平感到佩服（但是这不影响后面继续喷她），甚至还有人为刘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进行批评。这在中国读者中倒是少见的现象，或者后来才逐渐出现。
然后，就是程心知道云天明给他送星星，然后竭力阻止云天明被“安乐死”然后未果的情节。程心知道了云天明对她的爱，于是想挽回一切，这顺理成章，也说明她前面让云天明安乐死并不是负心之人而是无心之过。可是，这里又是对她“虚伪”的一片骂声。她真的虚伪吗？显然不是。真正想谴责，不是应该谴责不择手段、明知云天明是程心所爱还要为完成任务（或者故意如此做一个不可笑的恶作剧）的维德吗？当然，这样说又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较真、没意思了。但是我觉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视维德的，在现实里大抵也是这么做的。谴责一个老好人没什么风险，去攻击有攻击性的人就麻烦了。而且还是前面说的，人们总是对好人求全责备，对坏人就是“他坏在情理之中没必要谴责”了。人们对艺术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现实里的反映，只不过有时候会夸张一些，但是本质还是现实的映射。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的切入点，是她参与竞选执剑人并当选。人们将代表爱与和平的她选为执剑人，取代了已变得严肃坚韧的罗辑（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没有选择和维德类似的曹彬、毕云峰等人。于是这就埋下了人类丧失对三体世界威慑力的祸根。而程心在三体探测器“水滴”攻击威慑设施时的懦弱，犹疑，则成了读者密集嘲讽谩骂的焦点区域。这段表现，也是程心被攻击谩骂讥讽的核心因素，即她这种“圣母”的爱心与软弱是会坏事的。
其实，我倒对这段内容中对程心的嘲讽谩骂很能理解，也比较赞同。刘慈欣编排这段内容，某种程度也确实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白左”、“圣母”的人，这的确是其致命缺点，虽然未必是其中每个人都有的致命缺点。善良之人总是不想伤害别人，更不愿意去毁灭、同归于尽，甚至想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负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那这种行为就会导致全国全民族的集体沉沦或毁灭。这也的确是良善者的弱点，也是阴狠者的优势。
可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是事实，但应该如此吗？为了胜利，我们一定要变成恶人吗？并不见得。我们并不是不能培养出“行霹雳手段，保菩萨心肠”的人，现实中也并不乏这样的人。二战期间，德日军队凶残无比，而美军则被视为“少爷兵”，可美军最终战胜了日军，德军在西线的失败美军也是首功。这和武器装备有关，但是美军也没普遍贪生怕死。至于当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时候只是想恪守原则不让国家世界陷入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罢了，真的动起手来那些凶顽残暴之辈未必是对手。甚至，“白左”在正义信念下更加坚定。三百年前的罗伯斯庇尔不是“白左”吗？照样让顽固保守的旧贵族纷纷断头。
当然，像程心这样性格和价值选择的人，的确不适合承担这种需要杀伐果断的任务。人类如果都变得软弱，丧失了警惕性与战斗性，也确实可能被那时还残存的少数疯狂顽固之徒“团灭”。刘慈欣的本意不见得是好的，但是客观上提醒了我们，在持守善意之时，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以死相搏甚至同归于尽，是否真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乃至对对手），或者这种心态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慑？大多数《三体》和刘慈欣粉丝都会说“是”，我的看法则在是非间摇摆。确实，越是抱定同归于尽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胜出，这就是“看谁先怂”游戏的核心。但是如果没有人肯低头，那这个世界就会在不断耍弄这种游戏中毁灭。或者，各方都会因此绞尽脑汁强化自己、削弱对方，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人类丧失良知、对对方赶尽杀绝或者绝对压制，道理永远干不过拳头，仇恨与弱肉强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胀，人类世界会变得比动物丛林更丛林。至于威慑平衡，有永远的平衡吗？不会有失控的一刻吗？这样的世界真的好吗？谁能肯定自己是最终胜利者？或者说有最终胜利者吗？那些失败者就应该仰胜利者鼻息而活吗？这是我们追求的人类文明世界吗？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这样做的人就会胜利，就会统治群体、区域、国家、世界。那样的世界，当然是地狱。所以，为了对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只是希望是个还不那么恶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却有天使的心灵。可天使的心灵在这样的博弈和生存竞争中怎可能不被污染？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攻击的点，与前面的原因大同小异。程心阻止了维德等人研究光速飞船，要他们放弃与政府的对抗放下武器。而这，也就注定了人类几乎全员的灭亡。而讽刺的是，她最后却成了极少数没有随太阳系二维化的幸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导致太阳系人类的几乎全灭，却得以逃生，不被骂才怪。
可这同样是她好心办坏事。或者，正是她好心总是办坏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恶。如果是坏心办坏事，像维德、叶文洁，人们反而不会那么攻击谩骂了。这又是前面说过的，不再絮叨了。在这一点上，她被骂也是理所应当。可是我还是想强调其好的初衷，因为“本意是好的”已经是现实世界中稀缺的东西了，而好心办了坏事，并不总是会发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几率还是低于50%的。
其实，刘慈欣文章中也写了许多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程心正面的、闪光点的情节，例如放弃联合国为购买云天明送给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给她的巨款而是选择捐出、为责任冒险与云天明见面、为宇宙重启而放弃小宇宙来归还宇宙质量，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读者的称赞。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谩骂程心？这两波人有重合吗？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将一个行为连贯的人割裂评价，肯定其某部分却唾弃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弃，那这样当然可以且非常应该。但对不应当唾弃或者应该更加全面客观评价的，却一股脑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点子上而是乱喷乱骂，就属于愚蠢或者道德败坏了。
还有一部分并不重合，其一以贯之对程心是谩骂的。除了前面我所说的嫉妒或者认为程心这种“圣母”不可信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恶人、恶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义者和青面獠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谩骂程心及所有“白左”、“圣母”，是因为他们内心非常恐惧世界变的爱与和平、他们被排挤或者同化。为了他们自己继续以恶生存下去、为了他们恶的价值观永世长存，达到其各种现实利益和价值利益目的，他们要对“白左”、“圣母”百般诋毁、全面否定，批倒批臭，这样他们所推崇的丑恶价值观才能继续大行于世，这些人也才能继续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国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刘慈欣本人对他自己塑造的程心这个人物看法也颇为负面，不是说他不满意于程心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说他就是反感程心这样特质的人。所以，刘慈欣本人也属于以上那些攻击谩骂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认识能不深刻吗），所以他的阴恶也更可怖。
最后说一下我对程心这样的人的评价，我认为就是六四开，六分正（不是六分“对”）四分谬，其品质可嘉但价值选择很多时候不可取。如果爱与和平能解决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实现了。为了正义，我们不得不做些不好的准备罢。
（十）性别偏见争议
刘慈欣的《三体》出版后（尤其被翻译成英语等外文并获雨果奖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其中一项争议，就是认为他在作品中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偏见。
我在阅读了全文后，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他对叶文洁、绍琳及女红卫兵的刻画反映了歧视与偏见。其实何止如此，全书更多处及整体更是有着普遍的、明显的性别歧视与偏见。
在全书中，刘慈欣刻画了十多个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数是较为正面的人物（起码这些人“本质是好人”），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而这些人物除了被设置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萨伊为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如罗辑、史强、章北海、托马斯维德、曹彬、泰勒、雷迪亚兹、汪淼、常伟思等人。即便明显属于正面形象且有较大贡献的萨伊，也属于出场次数有限的配角。而为数不多负面的形象，则几乎让女性“包揽”。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女红卫兵，后面还有专门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在《三体》末尾部分，写到太阳系二维化、程心和艾AA乘坐光速飞船离开时，其他试图逃离者发现他们时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么加速那么快？！”一个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里面的人会被压成肉膜的。”一个男人说。
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这些白痴，那样的加速飞船也会被压扁！可它没有，那不是聚变发动机，那是空间曲率驱动！”
“曲率引擎？！光速飞船？！光速飞船！”
“看来传闻是真的了，他们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飞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这是第一个女人的声音。
“前面的，拦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啊！他们能达到逃逸速度，他们能逃掉！他们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飞船！！拦住它呀！掐死里面的！！”
对女性的丑化不言而喻。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负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驱赶走罗辑的居委会主任也是女性（当然现实中居委会主任大多数的确是女性）。
还有对女性的物化。例如罗辑的妻子庄颜，就是一个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当然，这不完全是刻板偏见，而是刘慈欣为剧情需要（如衬托罗辑性格及其变化）有意设计的人物形象。但是反过来说，其他丑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设置就不是必须的了，负面人物不是必须设置为女性的了（可刘慈欣却这样设置了）。
程心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圣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书中若隐若现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气质（“圣母”），让她“败事”了。这在前面专门分析程心那一节已有阐述分析，就不重复了。程心也是刘慈欣在《三体》中，将性别歧视与刻板偏见渗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与程心性格脾气相反的女科学家柯曼琳，则是那种粗鲁的、且还喜欢雌竞（女人难为女人）的女人。
“用资源改变原理？”一个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用轻蔑的口吻说，她是来自欧洲航天局的高级顾问，觉察到了男人们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种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响起几声笑，柯曼琳笑得最响，“亲爱的，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卡通式的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笑声中，她接着说，“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业，算算推重比。”
……
男人们的目光依次从程心身上移开了，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她所说的话，对她的欣赏暂时顾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终盯着程心看，好像不认识她似的。
……
她把文件举了几秒钟，并没有把它递给谁，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见鬼！”柯曼琳气急败坏地大叫。
……
“你，还有你，”维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后不允许出现这样没有意义的精神失控”。
由于篇幅问题及相关内容分布的琐碎，所以我无法将《三体》中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一一列举，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经足够，其他的读者们其实也都看过，并不需要我一一列举和重复。
这些可以说毫无疑问是性别歧视和偏见。但是，这是不是某种程度的客观事实呢？即女性是否的确是这样的？
以我的个人意见，首先，根本上说，刘慈欣刻画的这些女性的负面所作所为及负面人格特质，尤其各种丑恶言行，是男女共有的，并非女性独有。其次，的确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况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一些与上述被丑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种有别于男性的特质。但是，程度远没有刘慈欣这样刻画的严重。
而且，究竟是她们天生就如此，还是男权社会将其塑造和规训成这些样子？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当然是后天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较突出的偏狭、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会准确说是男权社会所制造、诱引、逼迫出来的，刘慈欣的《三体》就是参与制造、诱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这就像说“农民工文化素质低”，并不是农民工素质天生就低，而是他们往往处在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没有条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环境塑造，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质劣根分子。我们要做的是同情和改变，以及对造成这种后果的人或制度环境进行谴责，而非对这些受害者鄙夷讥讽、指指点点。
同理，女性出现一些偏狭、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并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归罪女性的借口，相反她们是受害者，她们这样反而需要男权社会承担责任，通过对制度、文化、习惯的改变，缩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别差异，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别正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男女在某些特质上的差异，其差异程度是远小于男性内部、女性内部的差异的，也普遍小于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无论生理还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远大于“个性”或者说特异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对性别差异，人们可以讨论、有各自的观点，但是不应该因此限制、迫害任何性别（包括跨性别者）的各种基本人权和学习工作生活各项事务中的自由选择权。以这些非自愿性差异来评断、规训、责备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别/性别认同者，都是谬误的、应被批判的。
那么，《三体》中有这样多的性别歧视和偏见，是不是代表刘慈欣本人有这样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刘慈欣在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是其否认并不成立，因为与事实相违背。或者说，即便刘慈欣没有主观上歧视的故意，也有客观上歧视的实质。刘慈欣在展示被认为在女性身上比较凸显的某些特质时，显然是歧视性的立场，而非认为需要同情和改变的态度，更不是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影响和规训。
此外，刘慈欣还曾经在一场和学者江晓原的辩论中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女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刘慈欣站在“吃”的一方。虽然这很大程度只是个假设，但刘在假设中将对象设置为“美女”（即便当时他们身边确实有个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将女性作为牺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这也足以反映刘慈欣对女性的某种不良的心理和价值取向。即便作为玩笑，也是不合适的。而且刘慈欣还认真的和江辩论，说明他并没当成个玩笑，而是将假设当真的一般对待。能反映刘慈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可窥见刘慈欣对人的品质、价值的判断标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