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体游戏网友聚会
在这场聚会中，除汪淼和潘寒外，刘慈欣刻画了六个人物形象：
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是一位著名学者，以给东方哲学赋予现代科学内涵而闻名。那位穿着怪异的女士，是著名作家，是少见的风格前卫却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她写的书，从哪一页开始看都行。其他四位，两名中年人，一位是国内最大软件公司的副总裁（穿着朴素随意，丝毫看不出来），另一位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领导；两名年轻人，一位是国内大媒体的记者，另一位是在读的理科博士生。
刘慈欣赋予了这六个角色不同的价值选择。简单来说，将六人分成了两组，一组包括记者、女作家、老年哲学家、博士生，被赋予了厌恶人类现实（甚至厌恶整个人类）、欢迎三体入侵的形象；而IT副总裁和国电领导则被赋予了冷静、理性、捍卫人类文明的形象。再细分，记者和女作家被描绘的最为激进，一幅对人类彻底失望、急切拥抱三体入侵者的形象。
这充分反映了刘慈欣对社会各群体的看法，也是中国社达工业党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刘及这些人眼中，记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学者、青年学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谈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热的、易受蛊惑的、过于理想主义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从事理工部门工作的或国家公务员，则是成熟的、理性的、务实的、坚定的、保守伦常道德的、可靠的、对事业、国家和人类忠诚的……
刘慈欣通过这短短的一章，就将几类人群刻画成他及同类们认为的模样。这些社达工业党们向来重理轻文，蔑视社会公正及人道主义，信奉实力至上，反对对制度、强权、强者的批判，擅于选择性利用冷冰冰的逻辑，强调自发秩序反对平权和修正，满嘴law and order却自己经常钻法律的空子及纯熟利用潜规则，享受着作为既得利益者拥有的各种特权和优越条件。他们还很喜欢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识，用机械却又狡猾的态度去理解和解释人文社会现象。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跻身国家要害部门，以“外行领导内行”的状态，管理着本应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负责的国家事务。这样的人是中国既得利益者中最庞大的势力，在当今中国非常得势。刘慈欣吹捧这样的同类，鄙夷他们对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权派，当然得到同类们的欢呼喝彩。（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理工科人士都是社达工业党，只是一部分乃至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就颇具危害）
（五）伊文思
伊文思这个形象，就是刘慈欣们所认知的“白左”。只是，刘慈欣有意的将这个“白左”设置成极端环保和动保人士，还有几个加入三体组织的“降临派”也被设置成类似形象，暗示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征和倾向。通过将极端者一般化，刘就达到了其污名化“白左”的险恶用心。
刘慈欣首先描述了一个热衷于环保和动物保护、毫不利己专门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这只是欲抑先扬。随着刘刻画出伊文思对人类破坏环境的绝望、生出的毁灭人类之心，大善人和大恶人画上了等号，“白左”和恶魔画上了等号。在刘慈欣和社达分子们看来，这些生活优渥、热心环境和动物保护的“白左”们，背弃了人类第一、“人”权至上的原则，最终一定会毁灭人类。刘慈欣也在暗示人们要警惕这样的“白左”当道，防止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这又是能引起刘慈欣的粉丝们疯狂共鸣的。在中国互联网平台，被辱骂最多的就是“白左”。不仅环保和动保分子会被视为“白左”，诸如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给富人征税、种族平权、女权和LGBT权利、接纳移民、废除死刑……都会被冠以“白左”之名。社达分子视社会平等和博爱主义为寇仇，他们认为这些以“爱”、“平等”为名的政策抹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堕落。
刘慈欣塑造出伊文思这样一个极端环保动保分子形象，就是传达“白左”祸乱人类世界这一思想。当然，他还塑造了程心这一很有爱心但败事有余的更加典型的“白左”，这留在后面来说。诚然，我个人也反对极端的环保和动保分子，对所谓“白左”的部分价值观和行为不能同意，但刘慈欣这样以偏概全、用极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为恶心。
书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员的话，很值得玩味：
“这不是谣传！”一个欧洲人大声说，同时挤到前面来，“我叫拉菲尔，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岁的儿子遇到了车祸，我把孩子的肾捐给了一个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达我对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我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样的真诚努力。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我们的家园仍在冤冤相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使我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体组织。绝望使我由一个和平主义者变为极端分子，同时，可能也是由于我对组织巨额的捐助，让我得以进入降临派的核心。现在我告诉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它就是：人类是一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已经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须为此受到惩罚。降临派的最终目标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神圣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或者说他想让读者认为的是），那些强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达不成这样的目的，就会因绝望悲愤转向厌弃人类、试图毁灭一切，因此这些主张爱与和平的“白左”实质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谋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坏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执着、坚定的信念，充满热情的情绪、为改变现实不惜代价的行为，都会被刘慈欣们视为疯狂或走向疯狂的前兆，视为秩序的破坏者或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应该予以警惕、扑灭、摧毁。而像伊文思、拉菲尔这样有钱有能力更积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白左”，刘慈欣们认为更应该被警惕和扑灭，因为这些人有更大的现实危险性。书中伊文思和“降临派”在“古筝行动”中集体惨死，就是刘对“白左”怨毒的显露。即便刘慈欣并不认为白左会去毁灭世界，也是认为白左的种种行为和倾向，最终会在客观上导致世界毁灭。
真实世界的“白左”当然不是这样，或者起码大多数不是这样。虽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极端的，但是就像为极端理想而诉诸暴力的日本赤军、红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别极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环保动保人士那样，是非常边缘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张变革主义、爱与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于马列毛那种“左派”或者说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无论价值观还是行为，显然已和刘慈欣所描述的那种“白左”大相径庭，没有比拟的意义。
当然，主流左派确实会在不断努力后却无法解决人类的丑恶而失望乃至绝望，也会滋生一种“干脆世界毁灭算了”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代表其现实中真的会这么选择。就像人和他人发生矛盾、遇到委屈，某个时间段（或者就是几秒钟一个念头）想弄死对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大多数都会平复下来，而不可能真的去实践。就像鲁迅就经常发表对人性丑恶绝望的言论，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话，但是他真的是要人们毁灭世界吗？并不是，相反他在呼吁人们坚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义。“白左”普遍非常关注气候变暖问题并阻止恶化，如果因绝望、认为世间肮脏而真想毁灭人类，或者觉得人类毁灭也不足惜，那应该是鼓吹放弃拯救气候变暖，以期待若干年后陆地被淹没、高温把人类都热死才对。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左翼或者说“白左”是越来越温和的，且经过20世纪一些极端的尝试失败后，现在都选择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求绝对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则”是刘慈欣《三体》第二部的主题，也直接表达了他的社达主义理念。所谓“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个人类文明），处于有限而黑暗的空间之中，人与人（或星球与星球）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争夺生存空间、消除潜在威胁，这些人（星球）之间都想方设法要除掉或征服对方。他还通过描述星际舰队自相残杀以争夺资源，来将“黑暗森林法则”更加凸出的展示出来。
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主要显然并不是为了解释星球之间的关系，而是喻指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刘慈欣曾在对他的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其言不由衷。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内容和宣扬的价值观，都是在喻指现实世界、人类社会，而不是为科幻而科幻。
刘慈欣这样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或群体对立起来，将竞争视为零和博弈，认为只有消灭或征服对方自身才能安全，与两三个世纪前至上世纪中期盛行于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处。而今日的世界，这一理论虽已不在庙堂之高公开被认可，却在江湖之远四处流行。从俄罗斯到印度，从尼日利亚到印尼，社达思潮都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普遍以尊崇强权和体制、歧视和欺凌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着，且更加贴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来面目：恃强凌弱、适者生存。例如中国精英群体聚集的论坛知乎，就是社达主义大本营，也同样是《三体》及刘慈欣本人的粉丝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则”的根本缺陷是，无视人或人群之间存在的互助合作、传播文明的善意，无视道德、是非与人道主义的因素存在，无视未来有更好的价值观和方式来改善现状的可能性（刘在书中甚至对这种改善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原因下一节就会提到），无视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将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完全当成没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以机械主义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与感性，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中的人际族际国际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人际族际国际关系中存在博弈、对抗甚至零和的一面，并不否认相关关系中存在广泛的尔虞我诈、阴险与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确定这些的存在，以及其历史及现实中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苏、印巴等国之间及世界各核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即是“黑暗森林威慑”的现实版。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从官员到普通职员中，各方拿着对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挟的情形。人与人之间往往也都存在着基于实力、未知、心术等的博弈、斗争的得失。可以说，“黑暗森林”的许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发生。
只是，这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恶的东西是现实，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应当的，更不应该提倡这种恶。刘慈欣的《三体》将这一侧面放大为社会关系的全部，并且将之视为存亡的基础和博弈的准则加以肯定，并暗示只有如此之恶、失去人性摒弃温情，才能保住人类文明。这是在毒害人心、破坏善意和信任，让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种更加合理的解决争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将人们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则思想指导的社会环境之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不能放弃使用筹码保留威慑能力的必要性。这的确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们的确无法完全脱离这样的现实。只有用剑与盾护住的花，才能长久开放。只是，我们不要彻底迷失和沉醉在这种“黑暗森林”式的社会关系之中。
（七）大低谷之后到星际舰队毁灭、威慑纪元后期这两个时期
这两段岁月被刘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质丰盈、社会和谐，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动化、数字化带来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对“面壁计划”产生的人权侵犯、权力滥用、不受监督情况的谴责和终止；生活中发生意外情况均可以得到经济赔偿；银行为冬眠者提供优厚的巨额的存款利息……总之，让人们可以舒适的、有尊严的活着。
但是，这一切又是欲抑先扬，或者说是为后面的悲剧做铺垫。在刘笔下这时的人们，已经对人类自身的文明变得过度自信，并且因此生发出过多的同情心同理心，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意识，并最终导致后来星际舰队的覆灭，以及威慑纪元之前那段人类处于绝望中的痛苦。而对威慑纪元后期（至威慑失效时）的描绘也异曲同工。在此摘取几个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际舰队接触三体派来的“水滴”之前，有这么一段描写：
公众对三体世界的感情，开始由敌视和仇恨转向同情、怜悯甚至敬佩。人们同时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三体世界的十个水滴在两个世纪前就发出了，而人类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它们的含义，这固然因为三体文明的行为过分含蓄，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被自己的血腥历史所扭曲的心态。在全球网上的公民投票中，阳光计划的支持率急剧上升，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火星作为三体居留地的强生存方案。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人类在大低谷结束并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大革命”、“给岁月以文明”后，人类对三体问题及三体世界看法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质丰富、军事强大、思想文明的产物。人类处境的改变、社会再度高度文明化，让人类由对三体世界恐惧、敌对和保持高度警惕，变成了一种同情怜悯。这时人类的心态，与后面发生的星际舰队被几乎全歼时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这段描写史强所在地区政府会议中官员的态度为例：
这是小区政府的一次会议，区行政官员都到了，冬眠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余是现代人。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们区分开来：虽然都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但冬眠者官员都在低沉的情绪中保持着常态，而现代人则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崩溃的迹象，会议开始以来，他们的情绪已多次失控，史晓明的话再次触碰了他们脆弱的神经。区最高行政长官泪痕未干，又捂着脸哭了起来，引得另外几名现代人官员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区教育的官员则歇斯底里地大笑，还有一个现代人痛苦地咆哮起来，向地上摔杯子……
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后面还用几万人集体淫乱、罗辑先被膜拜后被驱逐等描写，反映了人类的绝望。
人类心态由绝望到自信再到绝望，这跌宕起伏令人唏嘘。在自信时对三体世界的那种“怜悯”，也成了巨大的笑话、人类给自己的残酷讽刺。以善意揣度对手，却落得面临毁灭的结局。地球舰队覆灭，很大程度正是在于人类的轻敌和轻信。这种轻信也来源于人们生活在文明岁月已久，对宇宙的险恶丧失了警惕，把敌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刘慈欣对人类善良却被欺骗、善意导致灾祸的讥讽，并未到此为止，相反，《三体》中的人类在此后又重复了一次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威慑纪元后期发生的那段历史。
人类在地球舰队覆灭和残存舰队自相残杀后，本已十分绝望，只等着地球被侵占、人类在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消亡。但科学家、面壁人罗辑却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设置了向宇宙发射太阳系及三体星系位置的系统，并以此成功迫使三体世界放弃对地球的入侵。此后，三体与地球达成和平协定，地球和三体互相传递自己的先进知识，允许地球设立数个可发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击的“咒语”的威慑系统，双方实现了类似于“核威慑”的平衡。人类终于转危为安。
但是，威慑形成、重归安全之后，人类再一次“不安分”了起来。程心在公元纪年冬眠，威慑纪年61年苏醒，醒来后她就看见电视上有人在谴责罗辑涉嫌“世界灭绝罪”。紧接着，她被公众拥护成为“执剑人”。而公众拥护她的原因之一，则是对罗辑这样冷酷的执剑人感到恐惧，以及对罗辑所代表的绝对权力的恐惧：“罗辑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毁灭世界的暴君”。人们又由集中于解决基本生存转变为关注人权、反对极权统治。于是，就需要换下罗辑这样的人（更不愿意要维德、曹彬那样“野蛮”的公元人），选择程心这样心地善良、代表着爱与和平的女性承担这种威慑任务。
正如这段描写：“看，她是圣母玛丽亚，她真的是！”年轻母亲对人群喊道，然后转向程心，热泪盈眶地双手合十，“美丽善良的圣母，保护这个世界吧，不要让那些野蛮的嗜血的男人毁掉这美好的一切。”人们已经将地球舰队覆灭的惨痛抛之脑后，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过了对生存安危的重视。在新老执剑人交接后，罗辑还被以“世界灭绝罪”拘捕了。
仅仅在程心持有发射作为威慑、面对三体世界入侵时应该发射的引力波信号的按钮十五分钟后，三体的“水滴”就向发射器扑去。无法面对两个星球毁灭结果的程心放弃发射会导致两个星系暴露和毁灭的引力波信号，三体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慌。当三体世界要求人们移民澳大利亚时，大家都没有响应。“直到这时，人们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讲话发表后，没有一个国家响应，更没有人开始移民。”人类还抱有鸵鸟的侥幸心理，直到“水滴”袭击了几座城市，造成30多万人死亡，人们才在恐惧中开始了迁徙。
但是，人们的侥幸心理还没有彻底破灭。人们还相信智子所说的，“三体舰队到达后，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亚的四十亿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占领者还将帮助人类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间，在舰队到达五年后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规模移民，十五年后就能基本完成。那时，人类将拥有相对而言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两个文明将在太阳系开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体世界并不给人类存活的机会，而是一步步摧毁人类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们缴械、移民后，摧毁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再然后，就是切断电力和农业生产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环视大厅中所有的人，“粮食？这不都是粮食？每个人看看你们的周围，都是粮食，活生生的粮食。”这时的人类才知道什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借智子之口说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刘慈欣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看法：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进化的旗帜将再次在这个世界升起，你们将为生存而战，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在那最后的五千万人之中，希望你们能吃到粮食，而不是被粮食吃掉。
刘慈欣描绘的人类两起两落的过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绘的人类在安全幸福时滋生的同情心、对警惕的放松，濒临灭亡时人类的绝望与狂乱，以及三体一步步将人类逼入灭绝境地的巧妙设计，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点。像人类在澳大利亚被三体设计灭绝（未遂）的过程，与包括罗马人屠灭迦太基城、南京大屠杀等各种屠杀的过程颇为类似（可以看看相关的记述，然后对比。或者刘慈欣就是看过这些记述才写出来《三体》中类似情节的）。这都体现了刘慈欣对人性、人的心理、对人类历史上生存斗争残酷性的深刻认识和生动诠释。
这一节内容，我是对刘慈欣的有相当程度的正面评价的。但是本文主要是为了批评，这一段当然也有需要批评的。
其实以上这些内容，也就是刘慈欣黑暗森林理论的延续及具体化。刘慈欣的这些描述和分析确实很深刻，也与人类部分历史与现实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后面也还要多次说），刘慈欣在准确描绘了某种黑暗事实的同时，却将这种黑暗合理化，并且暗示甚至明示这种现实的不可更改性，传达出一种只有放弃善良与同情心、选择残酷与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价值观。
同样的事实与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倾向、描写侧重点，就导向不同的结论、达至迥然相异的目的。而根据刘慈欣字里行间的描述，以及结合全书乃至其个人在其他场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张在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及竞争事物中摒弃善意、以恶度人、广用诈术、心狠手辣的结论。除此之外，他还借此想表达或暗示其他一些东西，放到后面再说。
在描述这部分内容时，其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一度是消灭极权的力量之一，但当威胁文明生存的危机出现时，科技却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的土壤。在传统的极权中，独裁者只能通过其他人来实现统治，这就面临着低效率和无数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百分之百的独裁体制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技术却为这种超级独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剑者都是令人忧虑的例子。超级技术和超级危机结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退回黑暗时代。
很难判断刘慈欣这段话实际上所想表达的意思。根据刘慈欣惯常表现的政治观点，他并不反对现在中国的极权主义。不过这段话描写的情况却与最近十几年中国的现实非常相似。这段话很精准的论述了科技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演变。互联网出现时，人们都以为将打破信息封锁促进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极权、数字极权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包括民主国家也无法逃脱监视主义的幽灵。而中国等专制威权国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进行的高强度管控，以及未来在遏制气候变暖中各国所必须采用的集权与数字化管理，这两个事例都高度符合刘慈欣所说“威胁文明生存危机出现时，科技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土壤”的论断。那么刘慈欣对这种科技极权是否赞同呢？这是个不太好判断的问题，或者说刘对此并非简单的赞同或反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