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在桃园机场就寻到了绍兴黄酒,捧着这坛爸爸一定喜欢的老酒,踏上了我魂牵梦绕的台北。匆忙的脚步,急切的心情,60年的梦魇让我心绪跌宕起伏,似乎老爸还在那里候着我的迟到。

汉口街、博爱路一带如今是台北摄影器材的聚集地,据说也是全球照相机经销店最密集的地方。众多的照相机经销店中也夹杂一些书店和其他商店,父亲在台北生活过的汉口街一段80巷的路口,现在则是一幢高耸的商业大楼,赫然挂着“怡客咖啡”的匾牌,楼前的便道用地板砖铺就,是遮阳避雨的甬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着。从80巷6弄,转弯进去,在台湾挚友的帮助下很容易便寻到4号门牌,这里的街道和外面大街的风格是浑然不同的,这儿的巷子狭窄,仰头望去,两边都是破旧不堪的老旧居民楼,二楼以上的阳台、窗户都被不同的铁栅栏封住,私自搭建的遮阳挡雨的石棉瓦尤其难看,各家的窗外都吊挂着各色品牌的空调机,一楼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水泥外牆受了潮,布满了驳驳的霉斑,凌乱中可以看到“摸骨算命”、“保健”等匾牌,毗邻在路口的是一家街头小餐馆。仰望这残破景象,心中徒然黯然起来,爸爸的晚年蜗居在这里麽?

文立拥搂着我,他懂得我此刻的伤感。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区小甜水井4号的“浙江会馆”,我们住在会馆里的一个独立院落里,在那里已经住了三代,珍藏的照片可以看到家里的基本状况,房子虽然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但家中陈设一应现代,沙发、地毯、钢琴……,这也曾让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心里一阵一阵发虚——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派头。后来,我也曾前去寻找故居,那里先是盖成了“红霞公寓”,供北京市政府的中共高干们居住,后来又在那里扩建了北京饭店,我家的痕迹早已没有了。
现在,在台北,面对如此破败的房舍,揣测着父亲的晚年竟然如此凄凉,徒让全家背着父亲的包袱,他老人家的境遇却是如此!文立认真地将绍兴老酒徐徐洒下,安慰我说:“爸爸知道我们来了,比什麽都重要!”我接过那坛酒,也徐徐洒下,琥珀色的浆液含着我忍不住的泪水溅落在街头,此处可曾有过父亲的足迹?百般的滋味翻滚在心头。

街口的小吃店老板看我们当街洒酒,好生奇怪,便问我们所为何来。他一把年纪,顺房檐撑起的简易房屋摆放着三张桌子,小店前的路边另外摆着两张八仙桌,络绎的食客不断,虽不兴隆却也忙碌。我们一行便顺便坐了下来,文立仔细地向他打探可知我的先父否。我坐在那里细细观望四周,街道很窄,一溜几家类似的小吃店在道路两旁,巷子的两侧都是陈旧的楼房,整个街巷里飘浮着炝锅的味道,地面全部是水泥铺就,路边用水泥抹出了方便流水的沟壑,不知是为了疏导雨水还是为了路边餐馆的方便?邻里之间彼此都很亲络,小店老板的孙子放学回家,一边脱衣,一边卸书包,衣服拖在了地上。孩子吃饭就在空閒的餐桌上,饭刚吃完,母亲催他们就在那里写作业。马路上不时有人开着机车(台湾特有的机械自行车和摩托车)矫健地通过,小巷很短,几家餐馆过去,就是水果摊和菜摊,新鲜时令的水果五颜六色,透红的莲雾、金黄的杨桃,芭乐、木瓜、凤梨、柳丁全部新鲜而诱人。

小店老板说自己是外来人,到这里没有几年,他建议我们去敲对面楼房的门,说那位才是老住户,文立客气地按铃,主人打开房门,房间里面却和这街巷大相径庭——宽敞而乾淨,老先生听后抱歉地说,他买这里的房子虽然很久,但也并非老住户,60年前的情景显然不得而知。文立又向附近的住户和店主们一一打探。他们说,小杂货店的女老板一直在这里做生意,恐怕是知道的。我们返回路边的餐桌,小店老板也忙里偷閒地放下炒勺,正跟隔壁的老太太说着,那老太太经营一个小小的杂货铺,见我们过来便走了出来,她和颜悦色,和善可亲,“我倒是从小长在这里,不知你们要寻哪一家?”文立说,是岳丈贺子謇,60年前来到这里,街巷、门牌就是这里,却不知他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形。老人家笑了:现在的门牌可不是当年的,按你说的,当年,这个门牌是在现在前面那个商业大楼的位置,六十年前嘛,应该是一溜日式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围墙,院子里面种满了竹子、鲜花,很好的日本房。她还记得,当年是有一个老先生住在其中的一套,是民国三十七、八年罢,很少出门……。但是,她记得那位老先生很胖。显然,这不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很瘦;也许是。但我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位老人的记忆,起码让我知道我父亲的晚年是体面、安详的。当然,我更感激我的夫君,他不懈地一家又一家寻访讨问。老人说六十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那时,这边是运动场,那边是很讲究的日式平房,而且当年是很繁华的市区;现在看到的一溜水泥居民楼是50年代后建的,台北工业化后外来的人涌进来,这一带也越来越乱……。我心情豁然开朗,这也印证了信庸大哥1978年第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找到我时说的情景,大哥说,爸爸当年在台湾买下的是日式房产的地上产权,后来,原地盖了商业大楼、停车场,当年的房子早没有了。

我便和老人家攀谈起来,她老已经80多岁了,但是,说她只有60多岁也让人相信,她领我看她小店的后面,很小,一个用得油亮的巨大竹梯矗立在一个隔板前,隔板上面堆满了货物。她说,以前她和她的先生买下这个小店,夫妇俩和五个孩子就睡在上面,“很苦啊,但是,最终五个孩子都成了高学历”,老人家满意地说着。如今,老伴儿过世了,孩子们都不可能接手这个小店,但是老人却一直坚持经营着,“只当是个解闷的事,如果不干了,糗在家里,恐怕早痴呆了”,老人笑着说。她每年都会关门些日子,去美国、加拿大看孩子们,她说,孩子们都孝顺,说,妈妈这样大年纪还这麽辛苦,要让外人笑子女不孝呢。老人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每年还自费去看孩子,哪个孙子孙女学得好,我就发奖金,这样的奶奶就是好麽!她想得开,说:“钱就是给孩子的,死去了给,不如活着的时候给,看得着大家高兴”。老人现在遇到进货、上货,因为年头久了,自然大家都来帮忙;说话间,邻居来了,拿了瓶酒,老人只是说,“先拿去用吧。”她说,只要身体还行,就全当锻炼吧。我看着老人家健朗的身体,回味着老人家的真理:做一个让人高兴的老人。是啊,家尚且如此,国不更该如此嘛?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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