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习近平主持了中共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习强调二○一五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年，会议通过《贯彻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二○一五年工作要点》，但无“违宪审查”的实质内容，《宪法》仍是一纸空文。不对邓小平时期违宪进行审查，“依宪执政”只是一块迷人的遮羞布。
“严打”属违宪行为
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起公厕女子被奸杀案，十八岁的毛纺厂工人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案发六十一天后被枪决。死刑执行十八年后的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才被宣告无罪。
据《财经》统计公开的十四起冤案，这两年间获得纠正的有十起，湖南滕兴善在被执行死刑十七年后才洗冤；有十人入狱十年以上后才得一纸无罪判决书，最长者入狱蒙冤十九年。广东徐辉“强奸杀人”案，在最高检察院申诉时被认为有错判可能，交广东检察院复查并督办七年后，徐辉才获无罪。有的案历经两次甚至三次发回重审。其中八人均为真凶落网或“死者”复活得以清白。而此前，多数被害人及家属申诉、信访无果。
这一切源于当年以邓小平主政时发动的“严打”，是中共建政后的又一次“违宪”运动。据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法学家郭道晖回忆：“一九八三年‘严打’时候，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天就要闭幕了，临时收到《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草案。常委会很不满意，早不来晚不来，我们要闭幕了你们才来，但也没有办法，还是匆忙通过这两个决定。‘严打’的决定有许多后遗症，当时《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后，有十天上诉期。严打的第二个决定规定，上诉期为三天。”郭认为，“我在全国人大那些年，从来没见过常委会行使撤销违宪法律法规的权力。假如发现某个行政法规不合适，有违宪违法的嫌疑并不是根据规定撤销，而派一个法工委的干部和国务院的领导口头打招呼──以免伤面子。由于缺少违宪审查，宪法没有权威，导致很多干部错误地认为，领导指示不可违，宪法违反无所谓，因为违反宪法不会受到惩处，而违反领导指示，官帽就有危险”。
“严打”是邓发动的一次“违宪”运动，若不得到追究，中国的宪法无疑是一纸空文。中共若要“依宪执政」，只有真正做到宪法不可违，违背习近平讲话无所谓，中国才有真正“法治”的一天。
一起美国宪法诉讼案
上世纪初的美国禁酒修正案（第十八条修正案）要求，在修正案获得批准的一年后，禁止在美国境内生产、运输、销售各种酒类饮品。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该修正案获得四分之三州议会批准，同年一月二十九日由国务卿宣布通过批准。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美国人获龙因运输酒类饮品而被捕。他的律师提出，宪法修正案的生效时间，应以国务卿宣布的日期为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宣布通过日期为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按照修正案规定，应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生效。获龙的贩酒行为发生于此日之前，应属无罪。但联邦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均认为，宪法修正案的生效时间，应以州议会批准日期起算，国务卿宣布修正案批准通过日期，没有法定约束力。获龙的行为，发生于宪法修正案生效次日，可依此修正案定罪。
获龙的辩护律师进一步提出，第十八修正案本身就不符合修宪程序，属于无效宪法修正案。因为在美国修宪史上，该修正案首次要求，修正案草案得到国会批准后，各州议会必须在七年内批准，超过七年则无效。而宪法正文第五条规定的修宪程序，并无批准时间限制。
因此，最高法院认为，此前的十七修正案，都很快获得各州批准通过，慢则四年，快则一年，依次推断，国会规定的第十八修正案批准时限是合理的；而且宪法正文第五条赋予国会和各州议会完全自主的修宪权，并未禁止规定修宪期限；宪法修正案体现的是一定时期内绝大多数民众共同意志，设定修宪批准时限，也是合情之举。
美国宪法的宪政程序，在宪法正文第五条中有详细规定：国会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可以提出宪法之修正案，或应全国三分之二州议会请求，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修正案，经过全国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或四分之三的州制宪会议批准，即可成为宪法之一部分而发挥实际效力。
谁能纠正中共违宪？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一句话可撕毁宪法，同样邓小平一个指示也可发起社会运动撕毁宪法。现习近平既不否定毛邓时期的违宪行为，更谈不上审查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违宪行为，所以《宪法》在中国大陆只是一纸空文，何来“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毛泽东的政策在今天已被基本否定，但邓小平的旗帜还举得很高，搞什么理论、制度、道路“三自信”。否定邓小平“严打”，追究其违宪行为，或许中共有新的开始。《环球时报》、《解放军报》认为，美国“扳倒中国”的三大法宝是互联网、宪政、基督教，其实“扳倒中国”就是“扳倒中共”。这证明中共已经有了很强“亡党失政”的危机感，阻挡宪政，总有亡党的一天。二○一五年，看中共走到何处？
来源：《动向》201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