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6)

下面是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第六章以“反抗者”为题,叙述格鲁吉亚人是如何反抗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统治的:

在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可能是格鲁吉亚民族。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格鲁吉亚民族的反抗力量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首先,他们居住集中: 1970年,生活在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3130741人,占该共和国总人口的66.8%,包括了格鲁吉亚整个民族绝大多数,只有3.5%的格鲁吉亚人散居外地。悠久的历史,从第四世纪就已经开始的基督教化,一直受到威胁的独立,这一切都铸造了一个极其忠于自己传统和文化的民族。从格鲁吉亚的语言情况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民族感情。99.4%的人坚持使用格鲁吉亚语,只有20%的人精通俄语。从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人数看,格鲁吉亚人首屈一指。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高等教育、乃至技术教育都是用格鲁吉亚语实施的。再补充一点,即只有他们与亚美尼亚人保持了自己的文字,那么大家就会明白,他们的民族优秀人物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任何影响。

1972年以来,格鲁吉亚和中央政权之间严重危机的种种迹象越来越多: 潜在的危机、清洗、居民的怒火、恐怖主义。这在苏联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形势。

这种情况是在1972年从借口领导人贪污腐化而进行的政治清洗开始的。贪污腐化和非法的经济活动,这在格鲁吉亚、在苏联是尽人皆知的。这些活动与苏联普遍存在的非法活动有关,与格鲁吉亚人的富于反抗的精神和南方人的某种放荡不羁性格有关。1972年春,苏共中央突然发现格鲁吉亚的一切都搞得很糟,便公布了一项批判该共和国领导人的决定。因而,当时的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垮台了,此人确实腐化堕落,臭名远扬。富有警察经验的谢瓦尔德纳泽代替了他的职务,并立即着手取缔不法活动。这位第一书记虽然对干部进行了大规模清洗,但仍没有满足中央的要求。1976年6月,苏共中央一方面对他的努力表示鼓励,另一方面又在一项决定中指出,“为了提高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政治思想水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共和国内务部长克季拉泽承认,从小数目的敲诈勒索到巨额贿赂等形形色色的腐化继续层出不穷。四年的调查、批评、清洗看来并没有使格鲁吉亚的面貌有多大改观,因而格鲁吉亚CP中央于1976年11月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在贪污腐化盛行的地方进行整顿工作。会议得出的结论极其悲观,认为政府机关在“恢复公共秩序和同犯罪进行的斗争”中,没有作出决定性的努力。党的不安逐年增大。1972年,对贪污腐化感到不安;1976年,对公共秩序感到不安。1977年2月,格鲁吉亚CP中央又召开会议,得出结论说在整顿公共秩序方面不容乐观,有关政府部门应受到批评。值得指出的是,甚至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都没有免于挨批评,被指责为对威胁公共秩序的人太手软了。

有什么能说明这种大张旗鼓揭露格鲁吉亚非法行为的做法是正确的呢?无可置疑,发生的一些事件是严重的。其中一个事件发生在1973年5月9日,一场大火把第比利斯歌剧院化为灰烬。而且,笼罩着这场火灾的神秘气氛值得注意。首先,对这场火灾一直严加保密,到1977年审讯七名纵火犯时才公诸于众。但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些人为什么要放火,谁策划了这一事件。这个案件的未知数尤其令人感到兴趣,因为人们看到它是属于连续审讯的三个案件中的一个,其中的两起异常严重。第一个案件是日瓦尼案件,有一个被指控为多次企图炸毁公共大楼的人被判了死刑。虽然报刊认为没有必要说明日瓦尼为什么搞恐怖主义,但各地都在盛传: 日瓦尼说他的破坏活动是为了反对他的国家被俄罗斯化。与此同时,有两个“歹徒”被判处死刑,他们被指控为纠集“强盗和吸毒犯”,并杀害了一名民警中尉。所作出的解释仍然很简单,说他们吸毒,神经不正常,缺乏“家庭教养”。通过这三个案件,可以看出格鲁吉亚令人不安的现实。而歌剧院火灾的奇特之处在于剧院对面就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而后连续发生的示威行动反映了格鲁吉亚人对“反贪污腐化”运动的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运动是一种借口,目的是从精神上削弱格鲁吉亚民族,使之易于就范;并通过清洗它的干部来有计划地安插一些对中央政权更忠顺的干部,甚至塞进一些俄罗斯干部。看一看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例子,就可以知道是如何进行这种人事更换的。1959年以来一直任主席的佐特谢尼泽在1976年1月被免职,由他的同胞久拉什维利所代替。表面上看,这是正常的行动,因为与此同时,这位前主席被任命为科学院院长。然而,这种看来正常的措施却意味着一个人降级了,另一个人晋升了。其不正常之处在于,这种更换是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会议刚开过一个月的时候进行的。看看这两个人的经历,人们可以寻思这种经历是否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如此。佐特谢尼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政治干部,他一直在格鲁吉亚任职。而久拉什维利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了好多年,主要负责摩尔多瓦共产党的工作。

虽然格鲁吉亚人对他们共和国领导机构里发生的这种变动感到不安,然而对他们起大规模动员作用的却是捍卫自己的语言权利问题。1976年,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曾多次对推行俄罗斯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事情的经过是: 1978年4月中旬,一群示威者涌上了第比利斯的大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事情闹得十分严重,以致于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修改企图削弱格鲁吉亚语言地位的新宪法草案。1978年3月公布的共和国宪法草案曾取消了原宪法中的第137条,该条明确规定,格鲁吉亚语是共和国的正式语言。格鲁吉亚人认为,新宪法取消这一条款是对他们权利的削弱。因此,他们选择了共和国当局讨论这个草案的那一天,强烈地、大规模地表示他们的反对态度。苏联政府在人民的抗议面前让步了,在宪法文本里恢复了下列一条(第75条):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语是格鲁吉亚语。”格鲁吉亚人在关于宪法的冲突中胜利了,这使得邻近的高加索居民也参加了他们的反抗行动。高加索居民像他们一样,也正式地巩固了自己的语言权利。这个事件特别在阿塞拜疆引起了很大兴趣。尽管当局竭力要把俄语强加于阿塞拜疆各级教育机构,但那里的居民却依然热爱突厥文化。虽然高加索地区民族团结的形式和程度互有不同,然而整个高加索仍是一个反对一体化的堡垒。为了表示反对一体化,什么手段都行,这包括搞恐怖活动,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行社会主义所禁止的各种经济活动,忠于当地的传统,忠于宗教的或纯民间的传统,干部们拒绝执行官方的指令,等等。

法新社1977年2月7日报道说,“格鲁吉亚政治难民的三个组织于2月6日在巴黎抗议格鲁吉亚最高法院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什瓦尼亚宣判死刑。”

“在巴黎发表的一项公报中,‘格鲁吉亚全国对外政策中心’、‘自由格鲁吉亚联盟’和‘格鲁吉亚作家协会’认为,这次判决是‘格鲁吉亚爱国人士遭受压迫的’一个新例子。这三个组织谴责苏联当局对任何民族意识的萌芽进行不间断的镇压是违背(欧安会)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
西德《播种》杂志1973年第七期报道,5月17日,第比利斯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示威者向党的机关和公共建筑物投掷燃烧弹,市内发生大火。当局为灭火调用了直升机。

《播种》杂志1977年第五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披露格鲁吉亚发生了一系列纵火活动。

格鲁吉亚以纵火和破坏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继续发生。业经查明,今年发生了一系列蓄意纵火事件。

现举最典型的事件如下:
(1)位于特基布尔市的格鲁吉亚煤炭联合企业技术供应站1月27日有人纵火,大约损失300卢布。
(2)第比利斯基洛夫机床制造厂第13号电机车间1月30日有人纵火,焚烧了500平方米的房屋。
(3)第比利斯鲁斯塔维利大街电影院2月8日有人纵火,烧毁了一部分房顶,损失近一千卢布。
(4)第比利斯普列汉诺夫大街阿米拉尼电影院2月12日及时扑灭了一场大火。
(5)第比利斯列宁广场两层楼的儿童百货商店2月24日,即苏共二十五大开幕这天有人纵火,估计损失20万卢布。
(6)波尔若米市一家百货商店3月1日有人纵火,大约损失五万卢布。
(7)泽斯塔弗尼区克维达萨扎诺村第18日用品商店4月5日有人纵火,商店完全烧毁,损失四万卢布。账本被抢救出来了,逮捕了几个人。
(8)茨哈卡耶夫斯基区纳卡拉克维村邮局和药店大楼4月5日有人纵火,大楼完全烧毁,损失4500卢布。
(9)祖格吉吉市孵化站第二鸡舍4月5日有人纵火,鸡舍部分烧毁,大约损失600卢布。
(10)马哈拉泽夫斯基区马克瓦涅季村集体农庄水果收购站办公室4月8日有人纵火,房子部分烧毁,损失不详。
(11)鲍尔尼西市格鲁吉亚合作社中央联社大楼5月2日有人纵火,损失不详。
(12)马哈拉泽制茶厂5月5日有人纵火,损失不详。
(13)4月16日下午5点,格鲁吉亚部长会议大楼附近有一颗炸弹爆炸,部长会议大楼、少年宫和鲁斯塔维利电影院的部分玻璃破碎,无人伤亡。
(14)第比利斯锯木场1月15日有人纵火,仓库和会计科烧毁,损失不详。
(15)第比利斯市聋哑协会联合企业仓库9月7日有人纵火,大约损失80万卢布。失火前,两个看守人员夜间不知被谁打死。两天前,仓库被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工作人员封闭。

美国《华盛顿邮报》1978年4月18日报道说:

苏联当局已把格鲁吉亚语恢复为格鲁吉亚的官方语言。在这之前,上周在格鲁吉亚就拟议的新宪法规定取消格鲁吉亚语为该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举行了示威。

示威于星期五(14日)发生在首都第比利斯,当时几百名大学生,其中还有他们的老师和其他人从校园出发,穿过闹市区,大约走了一英里,游行到格鲁吉亚议会正在那里开会讨论通过新宪法的政府大楼门前。
格鲁吉亚的乱子对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政治局肯定是一件使人为难的事,因为他们时刻都在注意国内的每个政治问题。

上周曾在第比利斯的两名美国律师说,一些格鲁吉亚人对他们说,至少有一个师的兵力开到第比利斯郊区。这两位律师说,他们被告知,为了驱散示威者,士兵们携带着高压水枪,但是这种装备没有使用。

一些外国游客星期六(15日)说,飞往第比利斯的班机于星期五和星期六没加说明地取消了。

对苏联当局来说,反抗布尔什维克统治最为强烈的要属苏维埃红色帝国的二师兄乌克兰人。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中以“敌对的弟兄”为题,叙述了乌克兰人的反苏历程。

苏联无国籍的人,造反的格鲁吉亚人,拒绝一体化的各民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教育程度高,有着同斯拉夫语系完全不同的文化(犹太人是个例外)。然而,有着斯拉夫语的共同性,在社会文化方面达到了多少可与俄罗斯人相比较的水平,这些是否足以保证同化工作会比较容易进行呢?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人对这一点产生了怀疑。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相反,是最近时期形成的。1917年的革命曾使19世纪浪漫主义造就和鼓励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得到自由发展。但在当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只是小知识分子思想和主要是农民社会阶层朦胧愿望的混合体。另一方面,居住着比较现代化居民的各个城市却充斥着俄罗斯文化,并把民族意志看作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这种相对来说缺乏民族团结以及苏联政府直至三十年代初所奉行的“乌克兰化”政策,都有助于逐步把乌克兰归并到联盟里去。尽管在乌克兰发生了集体化和战争的悲剧,但乌克兰仍逐渐成了苏联在联盟里的特殊伙伴。尤其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然后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他们的身边都是些在乌克兰任职的人,这些人日益使苏联政权的最高层“乌克兰化”。苏联各民族的“老大哥”好像有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在重要性和社会结构方面,特别在文化方面比其他民族更接近于“老大哥”。

无疑,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在乌克兰就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这些声音非同小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是在一般问题上表示出与苏联政权的分歧,而是在实践和理论上提出了乌克兰民族及其意愿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区分乌克兰民族愿望与苏联领导人愿望的问题。1965年12月,一位乌克兰的年轻作家伊万•久巴给他的两位著名的同胞(当时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谢列斯特,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谢尔比茨基)写了一个题为《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长篇备忘录。久巴回顾了将近40年来的苏联和乌克兰的历史,指出乌克兰民族正在消亡,从而有利于披着国际主义外衣的俄罗斯的发展。几个月之后的1966年,乌克兰的一位记者乔尔诺夫给乌克兰最高检察长写信,试图讨论那些代表乌克兰民族说话并使人尊重民族权利的人的命运问题。从此,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便遭到严厉的攻击。

除了知识分子所引起的危机,还有从1972年起所出现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的表现是1972年谢列斯特的下台。他下台的原因是由于他企图使他的祖国的政治机构“重新乌克兰化”所致。谢列斯特在1963年代替波德戈尔内任乌克兰共产党首脑之前,一直在被同化的乌克兰工作。自从他成了乌克兰共产党首脑之后,他就利用他的权力来发展他的党和党的乌克兰色彩。乌共党员比苏共党员增加得快的多,这使乌共党组织在苏共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谢列斯特反对派遣非乌克兰干部到乌克兰工作,也反对中央政权以民族团结和交流经验为名鼓吹的把乌克兰族干部派往外地的做法。诚然,这种态度也许仅仅是出于要保住自己的政治阵地和亲信的考虑。但是在其他两个方面,谢列斯特表明了这种倾向: 他更多的是乌克兰人,而不是苏联人。在经济方面,他允许在共和国里越来越尖锐地批评那种在经济上剥削乌克兰的现象以及使乌克兰的利益从属于西伯利亚发展的现象。在文化方面,他虽然不能保护知识分子,虽然在教育方面方面迅速地实行俄罗斯化,但他主张应日益增加乌克兰语的出版物。直到1970年,谁也没有看出这位乌克兰的领导竟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

当这位素来谨慎的人突然出版一本歌颂他的国家的书,从而在乌克兰民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无置疑地使他站在最狂热的民族主义一边时,我们可以想象苏联当局是多么惊异。在《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这本书里,虽然谢列斯特一开始就承认乌克兰是“苏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接着他连篇累牍地歌颂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和发展。他认为,乌克兰过去和现在的地域范围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他似乎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永久的实体。至于苏联领导人喋喋不休重复的各民族继续朝着合并方向发展的论点,他则只字未提。中央政权本来就始终担心会在乌克兰复活民族共产主义,它当时很快地从谢列斯特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变化中得出了结论。谢列斯特被解除了他在党内的职务,保留了在政府的职务,中央政府似乎想以此表明,在这类危机中决定权在中央。谢列斯特的垮台表面上仅限于乌克兰领导层的变动,但实际上最终使乌克兰丧失其一部分特殊政治地位的变化廓清了道路。虽然代替他的谢尔比茨基也是一个乌克兰人,但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二书记却是一位俄罗斯人,而在此以前,这个职务从1949年以来一直由乌克兰人担任。

1972年5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谢列斯特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5月25日谢列斯特被解除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谢尔比茨基接任。西方媒体评论说,谢列斯特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是“明升暗降”,“谢列斯特同勃列日涅夫若干时期以来一直是不和的”,谢列斯特反对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采取的镇压行动”。

1973年1月4日,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报道,谢列斯特下台之后,苏联当局在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一些由谢列斯特提名的州委第一书记已被撤职,乌克兰党中央负责文化的书记奥夫恰连科以及中央组织部长也被撤职。

1973年4月4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激烈批判谢列斯特在1970年写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文章说,谢列斯特“过多地渲染过去的乌克兰”,而对十月革命的胜利等则“轻描淡写”,把“乌克兰哥萨克理想化了”,“脱离苏联整个发展来探讨乌克兰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文章指责谢列斯特把乌克兰的经济成就同苏联的整个发展“隔绝开来”,不提“各兄弟民族的合作和互助”而强调共和国经济自给自足。

此外,文章还指责谢列斯特“散布自我安慰感、自矜自诩和妄自尊大感”等等。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1月18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