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我的《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和《中共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与未来》，有修改和增补。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政治行为；
依靠军队、警察及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
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
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提升（且倾向于暗示不择手段），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和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
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
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或只将意识形态作为“遮羞布”，将追求利益和实力作为第一要务，从国家政策到社会风气乃至个人价值观，皆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和犬儒化，官员和民众普遍道德沦丧诚信丧失；
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
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
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
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丛林化倾向的、低社会保障的、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
40多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也同时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而2019-2022年中国在防治新冠疫情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高强度封城与隔离，同样是“中国模式”的延续与极端式体现。只是这次防疫在强化维稳和压制自由同时，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严重损害了经济民生，但本质上仍然是“中国模式”的“低人权”与专制维稳的一种表现）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而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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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共，已通过构建“中国模式”，将自己嵌入了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变得与中国“不可分离”。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且相互配合，以维稳体制及造就的“低人权优势”，激励、诱导、迫使国民参与生产建设，再以权力根据强弱高低分配劳动成果，主要依靠暴力机器抑制一切不满与反抗，让社会依照强权设定的秩序运转。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开放、重视平等的社会在主要特性上恰恰相反，但同样具有非凡的活力。甚至由于其“低人权优势”和集权优势，有时比西方的模式更具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形成，让中共有了“不走西方道路”的资本，甚至输出“中国模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
“中国模式”可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漫长的历史中，中国长期作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逻辑、经济模式、文化特色和社会关系。专制主义及维系专制的相关制度、配套，是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后，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外部的很大冲击，但并未摧毁中国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共虽自命为革命政党，曾一度表现出激烈的破坏传统的倾向，但实际上却在不自觉甚至部分主动的效仿中国传统。文革结束后，中共更是公开的拥抱了传统，并用作对抗“西化”的工具。中共塑造的“中国模式”是建基在传统中国已有的社会系统之上，而旧有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大的稳定性，并且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中共对传统的借靠是很成功的。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遗留至今的种种经验、习惯，是中共取之不尽的统治财富，是对抗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法宝。从毛至邓再到习，能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坐稳江山，实际依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
经济的繁荣与凋敝、人民物质生活是否充盈，对于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是否稳固至关重要。中共近几十年到现今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以改革开放为底色，保持经济可观的自由度，并发挥政权的调控作用，着力发展经济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虽然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态度并不积极，但他实际奉行的路线（尤其经济路线）却还遵循着改开的基本方向。只要这样的政策继续，那么中国就不会像其他一些“失败国家”那样，因经济崩溃导致人民丧失对政权的信心以致政权瓦解。邓小平以来各中共领导人“抓经济”的确是抓到了点子上。相对于毛时代能引一时狂热却无法长久的意识形态动员，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更能拴住人心。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社会治理的得失，同样是关乎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治理”，即政权及政权附属力量对国家、公民及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成效体现在经济、科技、法治、治安、基建、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诸多方面。社会治理能力是一个政权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政权驾驭社会的成熟度，关系到民众对政权的满意度。纵观世界，社会治理能力与政权性质（是民主还是专制）无线性关系，社会治理水平高的既有欧美民主国家，也有转型前的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威权政体，破败的第三世界也是民主与专制政体并存。仅从效率和结果上看，民主并不能为社会治理加分太多，甚至成为掣肘因素。
中国的社会治理，评价起来颇为不易。一方面，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服务等方面都可圈可点，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现代化水平高，社会治安和公共空间的有序性更是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它的管制没有民意授权和监督，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予以规范，粗暴践踏人权，不允许公民自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第一任务是配合政权的统治和维稳；而它的服务则严重不均衡不公正，腐败严重。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偏重于“管理”而非“服务”，重视外表而忽视实质、立足于政权兴亡而非人民忧乐，整体上有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考虑到治理效率和硬指标的加权，中共治下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在世界上算得上中等偏上，肯定不是“失败国家”那种山河破败、社会失序、民生凄凉的境况。社会治理作为政权维系统治的手段，当然包含着具体的社会管制术，驭民之术就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而现代信息技术，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得力助手、管理民众的神奇道具。
信息技术的加持，正是中共敢于肆意倒行逆施都不需担心大规模有效反抗的关键。科学技术革命性的进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者与弱者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时代，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监视系统颠覆了人的处境和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强者、掌权者一方通过信息技术，将弱者、被管理者一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记录和监视起来，并且可以使用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武器、机器进行管控、约束、镇压。信息技术可以让极少数人得以轻松有效的对大多数人进行管理，在镇压上有着无比高效的资源调配能力。军警的镇暴武器也实现了高科技化，镇暴指挥系统当然也是信息化的，可以实现快速、精准、悄然、适度的打击，让抗争者无还手之力、无周旋的空间，以最小代价达成镇压目的，并最大限度削弱甚至完全湮灭抗争行动造成的影响。曾经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来“挑起天下反”再不可能，信息化的监视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的结合，可以将之扼杀于萌芽之中，根本不给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机会。从古至今弱者面对强者、受压者面对压迫者可采取的逃跑、隐匿、串联、破坏、袭扰、暗杀、游击等方式，在大数据极权下丧失了可行性。被统治者不再有信息时代前对统治阶级可观的威慑能力和议价能力，即便遭受再残酷迫害也没有反弹之虞。这些虽然看似是技术性的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对专制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于是，“民心”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对中共来说，极权的进化程度使他不再需要那么担心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主导了信息技术使用权的中共，就像堡垒覆盖了防核材料，已不需担心外部的威胁，而集中于防止被从内部瓦解。中共更在乎的，是来自内部的现体制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不满、诉求为何。
能够让中共政权得以长久维持的，也正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对这个政权及这个政党的坚决捍卫。中共从建党起至今已累加了数千万既得利益者，加上其关系紧密的亲属、友人、相关者，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规模在2-3亿人，并依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寡等大体呈金字塔型分布。这样一个占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的群体，是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中相对得利者，也拥有着社会绝大多数重要资源、占据着绝大多数优越岗位，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诚然，这一群体也是由诸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明显利益冲突的成员组成，内部的政治斗争或其他矛盾也很激烈，但他们普遍都拥护中共的统治（或者就是统治者一员），是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是少数。或者说，反对中共极权的既得利益者普遍是沉默的、服从现状的，并未做出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反抗）。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大多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中共政权及其打造的体制而生存和获利，其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中共政权的整体利益一致、与身份背景地位职位捆绑、与现行体制共存共荣，而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正好相悖。“既得利益”绝不只是指经济利益，还包括在权力、地位、社会关系、话语权等诸多领域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尤其是在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利益博弈（或非利益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或优位的这种利益。既得利益者虽然也经常不满意于更上层级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凌驾，却更不愿意失去对既得利益者范围之外广大民众的相对优越。即便存在不满，他们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奋斗或非正常途径维权、获利，而不愿意与被压迫的人民一道推翻体制，实现人人平等。
至于指导、约束中共党员思想和言行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早已在当今绝大多数党员心中绝迹。信仰、信念只是用来遮羞的幕布，追逐利益才是中共及其成员的实际取向。曾经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所追求和捍卫的，如今谁真的奉行反而会被认为是傻瓜。纪律与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理想信念又能对他们起什么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在各种纪念缅怀时，红色政权的接班人们内心会热血升腾、骄傲自豪，但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同时想着如何骄奢淫逸。他们自有一套自认为自洽的逻辑。越是腐败堕落，中共越不会丢掉对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鼓吹宣传，这并不是为了激励改过自新，而是让不够用的遮羞布更长更宽。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成员大规模的道德崩坏并不是邓小平执政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毛泽东时就已经是了，早在没坐稳主子时的延安时期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不过延安时期还相对收敛，主要是为了收买国内民心和博得外国尤其美国的好感）。只不过，相对于邓时代腐化以明晃晃的金钱作代言，毛时代是直接通过权力提供特权分配的，看似隐蔽其实更加赤裸与残酷。
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分布是颇富秩序性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依靠又受制于国家暴力机器及体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既得利益阶层直至最高层，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流动机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进一步上升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不均等不公平，但是并非渺茫，且才能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当然，还有供既得利益阶层外的普通民众进身阶层内和进一步上升的渠道，如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吸纳尚未进入体制的精英分子“入彀”，以削弱社会潜在的反抗力量。这又是对中国古代既有体制的效仿。这样的体系和制度对避免政权的衰朽、保持政权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活力非常重要，是中国专制完善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政权又严禁通过挑战体制、危及政权存亡的方式争权夺利，对这样的行为残酷打击。既得利益者们也非常明白，想让自己的利益得以维系并传及子孙、荫及亲朋，就必须去保卫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就要去维护这个从头到脚皆是“利”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