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的力量与无力
我之所以用如此篇幅来记述我的遭遇、分析各种问题，既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希望改变现实。
无须讳言，我写作本文，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诉求。就像我写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而写作本文，如开篇所说，是希望人们知道中国弱势群体的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重点希望人们关注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普遍的、丑陋的、急需改变的现实。
例如，如孔杰荣教授的文章所说，“在中国，每天至少有上百人被精神卫生机构强制非自愿收治入院。”而中国如今正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公民，就至少有上百万人。而如前文所述，这其中相当比例的都是“被精神病”即没有精神疾病却被关进精神病院、有轻微且不需要入院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的公民，却被强制关押。也就是说，每年至少有数十万人丧失本该有的基本自由。而且无论是应当与不当收治的这上百万人，普遍都生活在恶劣的、经常性侵犯人权的类似监狱的环境中。这些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公民失去了有人身自由公民拥有的几乎一切，受到束缚与欺凌，如行尸走肉，乃至生不如死。我们难道不需要立即去改变吗？（何况，关进精神病房的，许多都是这个残酷社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不能得到补偿和开始新生活，却毁了一生，何其不公？在精神病房中被关押的，为数不少的恰是比“正常人”对社会认知更深刻、对世界感知更敏锐的，他们也比外面的人更渴望自由、更想无拘无束、更希望如外面“正常人”那样生活，实现理想与追求，起码免受侮辱。把这些心地敏感柔软的人关起来，是对他/她们多大的摧残？这些渴望自由和尊严的人，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除了精神病院的医护，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都看不到他们的绝望与挣扎。而医护则自以为在履行职责的压迫住院者，把这些追求自由却被囚的人的言语和动作，乃至忧虑愤恨的神态当成在发病，捆绑住这些有着高尚灵魂的肉体。这世界还有比这更冤抑、屈辱的吗？）
文字不能直接改变现实，但思想是实践的先导，驱役着人们具体如何实践和行动。没有文字的记录、头脑的反思、语言的批判，就不可能发生现实层面的变革。历史总是有先声，才有改变。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人们思想的解放，才让民主政治的实现、保障人权措施的实行有了动力和基础。而如劳工、妇女领域，也都是首先有了权利意识的形成、观念的觉醒，继而促进了现实中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然后实现了对劳工和妇女权利的保障。更早来看，如果没有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就还会处在蒙昧的奴隶社会；如果没有古希腊民主价值的萌芽与古罗马法治精神的勃兴，欧洲同样没有文明的变革，会继续处于早期的专制与野蛮状态。
文字记录的意义还在于反思。人类之所以进步，就是建立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现状反思批判之上的。其他动物没有进化到人类这样的文明，就是因为它们一直停留在每天重复吃、睡、交配等动物性的行为上，以及一任自然选择，而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反思和改变现状的能力。人则不同，人可以通过反思丑陋与落后，形成对过去的批判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去丑塑美、抑恶扬善、除旧布新，实现文明的进步，树立人性的尊严。
文字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传播和共鸣。培根说过“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思想本身，还在于它的传播”。文字作为记录思想的手段，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将一个人的想法、价值观、思想，传给另外一个人、一群人；将一群人共同的思想与记忆传递到一个民族、整个世界。没有文字作为载体，人们的交流就只能局限于短促的口语。有了文字，让人的经历、思想得以系统的记录、相对完整的呈现，并让更多人看到、知道，或批判，或共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让一个个个体不再孤单、不再孤单的承受，并促成共同的反思与认同，进而推动万众合作的变革实践。
当然，文字的作用还在于铭记历史。如索尔仁尼琴完成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巫宁坤写下震撼人心的《一滴泪》，虽然不能直接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却记录了他们所在时代的苦难，把历史真相用文字拓下。而越是缺乏正史、影像等记录的悲剧史实，个人的回忆与记述也就更为可贵。以文补史，以手写心，让被大众遗忘的苦难史得以留存，将权贵精英操纵下变得扭曲的历史记忆矫正，将残缺的历史记录补全。
有人觉得，有许多历史记下来了但是什么都没改变，有什么意义呢？“岂容青史尽成灰”，对真相的记录、对丑恶的鞭挞，揭露黑暗发出呐喊，本身就是意义，就是价值。我们不能让过去真的“过去了”，不能让恶人抹去历史对其兽行的记忆，而是要记下来、留存着。文字是对社会存在的记忆形式，是将过去的事情保留下来的手段，是张扬人性、抒发情感的载体。对历史的记录，对悲剧的铭记，承载着对受难者的责任，也表达着对时代的忠贞。我们需要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先辈曾经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有过何种悲惨的境遇，将为恶之徒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告慰先人，警示来者。
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草木，就在于人有思想。而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是文明的承重墙。文字的记录、思考，就是在祛除人性中还留有的野蛮兽性，辨识阴险狡诈、颠倒是非的两足禽兽，争得正义与尊严。（当然，文字也可以用来粉饰罪恶、避重就轻、颠倒黑白、侮辱诽谤、恐吓欺凌、洗脑毁心、掩盖兽行。从古到今，从书籍记载到目睹和亲历，我及其他许多人看到了无数利用语言和文字干犯的恶行。也正是因此，我们要秉承良善之心书写正义的文字，去对抗那些居心险恶、狡诈虚伪者写的歪曲事实、篡改真相的文字，不让作恶者逃脱历史的审判）
但同样无须讳言的，文字也的确有无力的一面。进一步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文字无力的一面更加凸显。
对我在文中提及的那些欺人害人的恶棍来说，本文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毫发无伤。文字记录了他们种种丑恶行径，可他们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例如前文提及的吴奕男、董佳博这两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流氓，现在过的都挺滋润。吴奕男这个性骚扰、欺凌弱小的恶棍，好好的在德国留学，看日常信息生活的有滋有味。而被他欺凌的“许k宇”等人，却承受着他的挑衅、刺激，精神受到打击萎靡不振，生活似乎也很艰难。虽然我当时很快离开了圈子，但是这两个流氓恶棍一副“我就这么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着”的嘴脸，还是给我心理造成不小刺激。虽然这导致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我不会因此变得麻木、阿Q的不知痛，也不惮于说出来。如果人们连受害都吃亏都耻于讲，那社会堕落的还有一丝正义吗？至于那些被吴奕男性骚扰的女性，她们的恐惧、难受，我作为男性就不具体揣测了，想必任何一个正经女性都不可能不在乎。他们在其生活的每个圈子里，大抵都是同样恶毒的，绝不止于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一点点。而他们在所处的圈子里无人敢惹，也让他们把控着话语权、输出着邪恶言行，传染和荼毒更多的人。他们好好活着，就意味着别人不能好好活着。（我所说的这两个高知流氓，在中国颇具代表性，他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处处都有，当然一些地方例如东北特别多）
而我提及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加害者，同样没有受到我文字批判的影响，即便知道我的书写，也毫不在意。他们没有受罚、没有赎罪、没有愧疚，从在吉林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名校到普通院校，这些参与辱骂、诽谤、袭击我的东西们都顺利完成学业，日子也过得很幸福。这对于受害者的我，本身就是极大的不公。我之所以维权、书写校园经历的自述、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刺激的对比激出来的。可是，我维权和呼吁近两年，又写了这篇维权自述，丝毫没有撼动他们的日常生活。
至于香港东区医院的护士卢伟杰，也没有因为我的文章受到现实法律和制度的制裁。他利用精神科护士对住院者绝对的权力肆意欺凌、虐待，按说早已触犯刑法和医院制度，但他却还继续待在精神科病房护理师的职位上，每月拿着数万港币工资，享受着医疗行业优厚的福利。我前面说过，他仅仅在我被关押的23天内就多次欺凌、虐待包括我在内的多名住院者，难道其他几月几年都对住院者很好、没有欺凌、没有对住院者尤其弱势病人发泄和虐待？其脾气秉性、行为模式会有变化？可想而知其罪恶累累。可我写文揭露，有用吗？现在看是没用的。（除了写本文，我还循正规途径进行了投诉。关于投诉的过程和回复，我会另写文章专门记述和分析）
对我想要改变的丑恶现实，我书写这么多文字，同样是没起作用的。当然，或许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起作用。但未来就有作用了吗？我2016年开始，写的12万字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以及9万字的《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还有上百封致政府机构、新闻媒体、高校、社会知名人士的各种请愿信、呼吁书、求助信，累计几十万言（如果算上其他相关信件通信，就有百万言了），可曾起到对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任何实际作用？有对现实的改变起到一点推动作用吗？建议哪怕被采纳了一条吗？
而我这篇重点论述精神卫生和强制收治问题的维权自述，又能对于改变精神卫生体制、呼吁人们关注和改变精神病房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有多少作用呢？我呕心沥血的写，字斟句酌的改，可是却没人真的参与到改变现实中去，最好的也不过是看看这文章罢了。能从开头跳着浏览到现在看见的这段话的，已经算是比较有耐心的了。再让读过本文的到现实里去，改变我说的丑恶的现实，谁肯呢？哪怕每天中国至少有上百万人在精神病房丧失自由、遭受欺凌、被恶待与虐待，无处可逃。如果能将心比心的代入，设想一下自己被关在精神病房任人摆布，什么自由都没有，就知道这些生不如死的人多么痛苦绝望了。但人们却并不将别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不能将别人的绝望状态真正理解到自己的脑海。于是，我如此耐心细致的记述和分析，为这些受难者全力呐喊，却不能得到现实领域变革的回声。写了这么多字，耗得精疲力尽，却不能换来哪怕一个不应被强制收治者的自由。
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说，“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烂了。”契诃夫所说的“当前”是1892年。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全中国多少个这样的恶似巴士底的精神病院都还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存在着，成为统治机器维持稳定、主流社会驯服反叛者的工具？即便香港这样的国际都市，精神卫生诊治、关押过程中也有多少丑陋？契诃夫的文字乃至罗森汉的实验，并没有让人类做出足够的纠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房依旧担当着作为驯压边缘者、社会反叛者工具的作用。
除了不能报仇雪恨、伸张正义，我也无法报答老师、亲人、同学。这些年来，对我好的老师有至少七八位，我却无法考上名校，以荣誉和物质报答他们。而为我操心劳神的父亲，还有虽然虐待但是帮我照顾了祖父母的姑姑，我都无力营救他们出国或者在国内过上安稳健康的晚年。还有那些虽然是少数但是给了我很大支持的同学，我现在这样子又能有什么能力感谢呢？写了这近五十万字文字，加上前面其他的共计百万字，可曾对于报答有恩之人有半点作用？
当然，我写作之前之中之后都知道文字的局限性。首先，任何文章的传播范围都是有限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文字、图片、视频，只可能挑选着其中的少数阅读。而愿意阅读书籍、长篇文章者，一下子就减掉了八到九成的人群。在剩余的这些人中，又有大多数只看非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字。再往下减，还可以不断筛除不会阅读本类文章的人群。最终，愿意看的就没多少了。当然，作者必须写的足够吸引人，才能得到愿意阅读此类文字的人关注。如果文笔不好，再多惨痛的经历，也无法呈现在文字上。而且，不同身份地位、人脉厚度广度不同，潜在阅读者数量也是天差地别。
文字、个人的叙述，存在着有关可信性的疑问。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谎言？有无选择性描述？有没有歪曲、变造事实？人们产生这些疑问是正常的、难免的。虽然我可以发誓文中每件事每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个年头发誓有多少人信？还有，有没有歪曲事实，陈述时所带的感情是不是“带节奏”了？我竭力让自己写的客观公正，绝不歪曲事实，但也免不了感情倾向。此外，对于我这样一个被精神疾病污名化的人，还涉及到被质疑所说为“幻觉”、“妄想”的可能。可信性遭质疑，就会削弱叙述产生的力度。在这个缺乏信任的社会，我的忠直之言，经过各种削弱，还剩下多少力度和锐度？
还有共情问题。这是最重要的。看到他人经历的许多事情、种种苦难，有的人感兴趣，有些人就不关心在意；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不解其意。而关心和理解的，也不一定能共情，没有共情就难以感同身受，也就不知道写的文字的意义。
经过不断筛（准确的说是写作的文字“被筛”）的过程，最终能够影响到的人数相当有限，其中得到共鸣、支持的，则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比白身都低、性格孤僻朋友圈极狭隘的我，写作水平又非常有限，写的东西能有几个人看呢？我呕心沥血写的这几十万言，到头来恐怕只是淹没在无数被淹没者构成的历史长河中了。淹没了、湮灭了，无人知晓或说无几个人看到，遑论改变现实了。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传媒与印刷业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阅读了他人的经历、呼喊。这比相对互相隔绝、只有口口相传的古代好了许多。可是，仅仅只是“看到”，由看到到共情、由共情到以行动去帮助他人、去改变社会，中间还有着深深的障碍。
最根本的，就是文字的表达是有限的。再好的文笔，都无法将最直接的、大脑皮层和神经元中直接直观直触的感受原原本本用文字析出，“以手写心”永远是比喻而不是事实。人在回忆和思考中的悸动，肉体和魂灵生发出的喜怒哀乐悲思恐，都不能“拷贝”到文字里；其他所有人即便再认真阅读、每个字都读到，也无法真正体验到作者这具肉体的七情六欲，不能真正明白他人的大脑都思索了哪些、思索的过程和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逻辑与直觉，更不能体会他者精神与躯体上的各种变动、反应。再强烈的同情心同理心，都无法真实的代入到他人那深不见底的人心、深不可测的大脑中的思想世界，不能真验到他人驱动着思想运转和产生应激反应的躯体。何况，人的大脑、思维是高速运转的，一分钟就能想到、联想到、意识到、分析到几百几千字都表达不了的大量信息与思想，大脑意识中的跌宕起伏，不知比文字中的起承转合，迅速了、复杂了几千倍，那大脑皮层与神经及躯体感知的亿万变幻，除了当事人自己，其他人都无法真实确切的感触到和明晰真情。只要人与人的头脑和神经在物理上不联通，就永远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别人的思、感、痉挛、应激，都只有其自身一人有确切感知。
当然，每个独立躯体下独立意识的不互通，是完全没办法解决的。而推己及人基础上的同情心、同理心，在浅层的互相交流、理解、共情，人们还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如今的时代，后者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