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假如我跻身既得利益者行列，而非成为沦落人
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自己在2014年咬牙挺过校园冷暴力如各种诽谤和孤立，成功考入如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院校，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圈子里，我如今的心境、价值观、行为又会如何？这是一个很复杂而巨大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我的人生完全不同，连带的心境、遭遇自然与如今大相径庭。我主要想探讨的是，那时的我还会对底层有现在这种强烈的同情吗？有强烈改变现实的欲望吗？没有现在有过的底层经历，我还能对因各种原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国人如此感同身受吗？尤其，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精神病房，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深切体会到被囚禁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的痛苦吗？当然，诸如我陪护父亲过程中体会的艰辛、四处求助碰壁的绝望、遭人鄙视和欺凌的屈辱，这些也都无法直观感受得到了。对于这些“不是自己的事”、“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还能像如今亲历过这样感受、记忆、书写吗？
就像索尔仁尼琴，如果他没有被关进劳改营，只是以一个旁观者角度描写古拉格，还会那么的深刻、细致吗？还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吗？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的确做到了以旁观者角度叙述他人的苦难。可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终究是有极大区别的。只有自身亲历，对于伤害的一分一毫才能明明白白明白，对于失去自由的究竟如何苦楚，才有从肉体到思想的直观感受。
如果我成为名校的高材生，有了非常体面和收入优厚的工作，会变成我现在极为厌恶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吗？我多年前一直对中产阶级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素质、有能力。我那时这样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那时我并不很了解中国中产阶级真实的思想和行为（现在才有所了解，尤其通过精英聚集地知乎），或者说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并不像现在如此的朽烂恶心；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把自己代入到那样群体的原因呢？虽然我当时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中产阶级，但是心里想的就是必然会上211、985院校，以知识分子自居，对知识者、精英有一种过高的估计和赞誉，而对于粗鄙的民众经常有着很强的鄙夷（虽然也只是痛恨如乡村恶势力、底层暴民如《盲山》中的众村民那种，当然也对各种“闹事”中的“野蛮”行为很反感，如什邡、启东事件，但毫无疑问是有一种从整体上将下层民众视为“暴民”的看法的）。那时的我，虽然也追求民主自由，但同时也崇尚精英治国和强调秩序的重要。我那时还认为受过名校教育的高知阶层非常有理想和素质，是最适宜相处和交际的群体。我当时甚至觉得，中国的未来在于中产阶级。
而如今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转变，没有180度也有90度。当我自己真的过上了底层生活，才明白平民、贫民、草民的艰辛与无奈，才知道“低端人口”的种种粗野、不雅、低俗乃至违法犯罪，有多少都是被逼的、是不得已，根源在于权贵的巧取豪夺，也在于中产精英利用不公的规则和制度不断侵犯，还在于权贵和中产的合谋与分赃。它们共同造成了底层为争夺残羹剩饭而吃相难看的相互倾轧，精神上浑浑噩噩、物质上捉襟见肘，以及附带的知识短缺、思想贫乏、话语权丧失。相对于工人和农民遭遇的盘剥、生活的艰辛，那点“不雅观”算得了什么？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精致利己分子、权贵高层，才是外表文明的衣冠禽兽。（我在高考前崩溃放弃，也有一种觉得自己此前犯各种错误而觉得“不配”考上名校的心理因素在作祟（虽然同时我也非常渴望考上，是一种矛盾心态），现在看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如我的品德，并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这些名校学生品德太低下了。）
阶级之间的感情是很难互通的。即便是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中产阶级，也免不了对底层的优越感和自负，更何况那些心性恶毒、品德败坏的东西们。我算是少数一直有知识和正义感的，早就立志改变现实实现社会公平的，都曾难以与贫民大众共情，那些坏东西和冷漠者就更不用说了。假如我没有走到这几年的悲惨境地，当年过着还不错生活、憧憬进入211、985院校时我的价值观和心态，恐怕不会有多少改变。即便看到了身边各种精致利己分子的冷漠虚伪，也还带着“精英拯救中国”的念头以及对劳动人民各种卑琐的暗暗鄙夷。当我真正“被社会暴打”、真正的阶级沉沦之后，我才实打实的（而非那种泛泛同情式的）知道“民生疾苦”是什么、看起来不雅观不文明的人民有多么不容易、人们究竟有哪些痛苦、怎样痛苦着，以及意识到改变的急迫性、知道了改变什么。尤其是我在精神病房被关押的经历，让我真实的感到“自由”二字的分量多么重，在失去后才明白自由的价值贵于珍珠金银，也真的明白了丧失自由的人是会怎样的痛苦或麻木。（之所以强调“真的”，是因为亲历之前，这些只是通过耳闻目睹的他人之事，并不能感同身受，只有作为局外人的理解）
尤其涉及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问题，我的观点也有明显变化。小时候，我姑姑因受刺激精神异常后，经常发疯打人，我就特别希望把她关进封闭式的精神病房；后来遭遇校园暴力，我还主张把有精神问题的校园暴力加害者也关进精神病房里一辈子。我那时是很赞同用关进精神病院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没考虑过精神病房侵犯自由与人权的问题。或者说，我当时是不在乎其他人被关起来受多少罪的。可是当我亲身被关过23天，又大量查阅中外关于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案例，才深深明白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制度的恶劣、精神病房内的恐怖。虽然我此前也只是主张把加害者而非受害者关进精神病院，但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加强强制收治的惩罚范围和力度的，对精神病院里侵犯人权只有模糊的认识和作为局外人的一般性担忧。例如我在大陆上访时，也担心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还写在举报信中，并且是驱使我离开大陆到香港维权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在大陆没被关，我去了香港却被关进精神病院了。
而当我被玛丽医院的护士宣布要把我关进精神病房的那一刻，我才真的对精神病房、强制收治产生了身心上真正的恐惧；当我被关了23天，我才深刻明白了失去自由、任人摆布是什么滋味，才知道监狱式环境无形的给人以屈服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没被关，这一切体会都没有，我对于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社会上各种人还是持相对赞同的态度，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耗费巨大精力研究精神卫生制度及关注精神病房内的人权侵犯。
除了精神病院，我也对于监狱的残酷有了间接的认识。精神病房和监狱是很类似的，当然监狱会更糟一些。我当然知道监狱里关押的是犯罪的犯人，和精神病院里大多数是未违法犯罪者不同。但其实罪犯违法犯罪往往也是有许多原因，罪犯也是形形色色的。如果弱肉强食、残酷暴力下笼罩的监狱，又如何教化的了人？况且本身过于残酷、充满不公，就是错的，就是罪恶的，哪怕这是惩罚犯罪中的不得已和必然。我感到，监狱的问题也是要改变的，或者至少要有改善和变动的，不能像现在这样。
上层人士、主流群体，思想里多少都有“牺牲少数、成就/保护多数”、“做事总有代价”、“冤假错案和意外的概率总是存在”等想法，对社会残酷竞争和高速发展下一些人的被牺牲轻描淡写，或者只有一种局外人的浅薄同情。而真的自己成为那“牺牲品”、“代价”、“概率”后，才能明白这些代价和牺牲多么沉重、惨痛，甚至许多是比死亡更难承受、长期生不如死受折磨的。我不是上层，也从小都不是“主流”，但在吃了这么多苦头，尤其高考失败和被关进精神病房之前，同样有这些“上层”和“主流”的看法。直到这几年遭遇大难尤其栽了这两个巨型跟头，我由相对于这些受难者的“他者”变成了同病相怜者，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员。
这样说来，难道我的受难、沦落，反而是一种幸运吗？不，绝不是。首先，受难就是受难，它是痛苦的历程，是失去权利、自由和尊严的，“苦难即是财富”纯属胡扯八道。如果让我有选择，我绝不会选择经历这一切伤害。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受难者、沉沦者，都丧失了得到或重返幸福生活的能力。即便像我这样略有幸运的逃离绝境者，前途也依然未卜，更何况那99%以上已经或将要终身沉沦于下层、受尽剥削压榨和被欺凌的人了。既然没有“翻身”，苦难更不能成为什么财富、经验教训，而是纯纯粹粹的创伤、为未来人生更多伤害和失败“奠基”的负面资产。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确因为一系列悲剧和沦落，从肉体到灵魂都体会到了这社会的不公和人心的可怕，明白了社会急需改变、具体来说需要如何改变。可是，我更失去了参与改变社会的基本条件，没了名校的学历，也就没了研究、探讨社会问题的环境，更没了至少能稍微改变社会（哪怕至少有了参与改变的机会）的身份地位。我现在知晓的社会弊病再多、切身体会到的不公正再直接，明白改变现实的多么必要和急迫，都并不能转化为改变社会的实际推力。从心理上或许增加了改变的动力，可改变社会不是凭心理上怎么想，不是靠空想与冲动，而是物质、地位、人脉等实际的条件，是现实中做事的能力。空有切肤之痛、亲身经历，以及渴望改变现实、拯救国人的心，是没什么用的，虽然略胜于无，略胜。何况，当长期空有志向而无机遇实践，还不断遭受挫折和打压，回馈和反响更是全无，好不容易坚守的热心与理想也就淡了，甚至逐渐没了。仅从体会疾苦的严重和改变世界的动力而言，成为上流阶层也好于自己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居于上流才能全局的、系统的了解民生疾苦及其根源，也才能保持一颗敏感且具批判性而不被涂黑煎烂的心。
有句名言“解放女人的是男人，解放黑人的是白人”，残酷而真实，即解放被压迫者，往往需要压迫者阵营主动去做。因为，身为被压迫者的一方，根本没有意识、智识、资源去改变现状，想获得解放，大抵需要统治阶级中的良善者去做，起码也是由上流社会的人做领袖、引导，下层民众跟随参与。即便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也要先有自上而下的启蒙，以及上层精英分子引领。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作为庶民革命的领袖或启蒙者，其身份反而都是有产阶级，有的还是颇有资财、为旧时代特权阶层的成员。这些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才更先知先觉、洞察社会，其利用在旧的社会中的人脉和地位，振臂一呼才有纷纷响应。
而我显然是当今这个没有民主法治、充斥功利与弱肉强食、欠缺社会保障时代的牺牲品。这在同时致使我无法成为改变者、引领者，哪怕我曾经有过跃升至这样身份的机会（也就是高考考入名校）。而涉及的微观问题，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精神卫生体制的伤害，因为受害者分散、弱小、边缘，尤其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我就更无法去改变了，甚至一个起码的平台和组织都没有。眼睁睁看着不合理甚至在犯罪的、以“精神病”为名义强制收治行为和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普遍存在，却无可奈何，我可以想到数百万计失去自由者在精神病院的各种悲惨遭遇，其中失去自由就是第一层的悲惨。这些年，我把来自体制之恶、恶人之恶，都清楚的体会了多次，与恶佞短兵相接过（虽然都是大败亏输、落荒而逃），因此才明白了人因为“弱”、“穷”、“贱”，要遭受多少不公不义，懂得了世间许多冤抑六月飞雪也不足以表达、江河倒灌也难诉。
当我现在明白过来，知道没有身份地位更加被欺侮摆布以至走投无路、想到当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硬着头皮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要考入名校、改变命运时，已经晚了。当然，面对骚扰和欺凌，也不是我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克服的了的（否则我当年怎么可能在百日冲刺时崩溃休学？），但竭力去克服总比退缩和逃避有成功的机会、冒着其他风险总比沦落下层要好上许多倍。然而失去的人生唯一的机遇，再也回不来了。自己已经与经天纬地、为国干城离了多少万光年般的距离，成了百事皆哀、遇事无力的底层百姓，一个乞食者、投机者、落魄者。现在的我，与原本轨迹上的我，完全是在两个天壤之别的世界。自身难保之下，世间体制之恶、人性之恶都见识甚至经受过了，却已丧失了参与改变世界的能力，成了局内的受害者和塑造世界的局外人。（而且，就在我写到本文结尾的这段时间里，看到互联网上到处弥漫的保守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到处是黑白颠倒善恶易位，更面对社会黑暗而绝望的现实，我已经时常丧失对于正义的强烈追求，代之以“反正怎样都行”的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的想法了。我在有知有觉又不知不觉中，正义感与参与改变现实的信心正在消退，心已经在渐渐的“凉了”，向现实投降了，麻木不仁了。虽然这样的想法还没成为我如今固定的价值观，但它的确正在取代我的理想，也正在侵蚀着我的热血与良心。这个变化过程很可怕，但是的确在发生着）
这世界上，有理想而无条件、有参与变革之心而无参与变革之力者，是不乏其人的。这也更从反面证明了精致利己者的可恶。那些有着地位和体面，收入也算丰厚的社会精英，明明有改变祖国的条件和机会，肩负着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使命，甚至其身份职位本就是负责国家发展和民生大业的，却自私自利、尸位素餐，毫无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为自己和家人以及所在的“圈子”、利益共同体谋利，从制度设计到具体决定，都是官官相护、“亲亲”相隐（利益共同体的盟友也算一种“亲人”了），对他们真正应当服务的对象劳苦大众的权利权益不闻不问，甚至对弱势者狎侮之、欺骗之、凌辱之，并以此为能、为乐，还因此得到变态的快意，并不惮将这种变态的快意在某些场合溢于言表。（而且，当今这个时代的精英，比历朝历代的上层都更有义务去改变现实，因为他们从特权和腐败中获取的利益是空前的，有更多的原罪。他们不思改变和赎罪，却疯狂的为现行体制辩护、维护既得利益）
我自认为自己不会“一阔脸就变”的，而是有了优越地位和充分资源后改造国家、造福人民。但是自认为的，终究不是发生的事实。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已经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过的要革新，大抵如此。”这世上许多事，许多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我是例外吗？我自认为即便“已阔气”，也会去改变现状，为他人发声。可实际上会是怎样，没人知道，因为“阔气”没有发生。包括我自己在内看见的，只有成为沦落人之后的、以沦落者身份生发的思想、做出的行为，成了人们眼中“没本事才抱怨社会”的失败者。
当然，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我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的诉说这个社会给我带来的伤害，声讨我切身遭遇的不公。前面说过了，在如今社会，弱者连抱怨都会被再次侮辱贬低，讲出受害的事实都会被进一步鄙视和虐待。但是，越是如此，受害者发声越重要。我们已经是残缺的生命，失去过自由、尊严，还要怕语言暴力、蛮横无理的指责吗？哪怕这些言语上的暴力同样伤人，在伤口上撒盐，逼的许多人丧失诉说苦难的勇气。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未能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或类似水平院校）而是以高考惨败收场时，我的人生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了，变成截然不同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