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命运背后的国家与时代
人类缺乏共情能力，但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没有谁的人生命运不与体制、社会、时代相关，每个个体也都与国运和民族整体兴衰紧密相连（虽然不一定是正相关）。
我在《自述》和本文中都不断的提及，我受苦受难的命运，和社会环境、体制机制、时代现状，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我是一个孤独、孤立、孤僻的人，但自己的遭遇却从不能剥离社会与时代。经受的越多，我对自己与家国命运、社会结构、历史进程的关系，感受的越强烈。即便我与社会疏离时，这种疏离本身及造成的连带影响和伤害，也是在证实、提醒着我无法脱离社会现状。因此，我思考自身经历与出路时，也必须思索这个社会在结构上与本质上的丑恶，抚摸当今时代的伤痕，并提供变革的思想处方，用实践的手术刀推进国家的改造与民族的振兴。
如果中国是真的法治社会，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都会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说，法纪严明之下，那些试图犯罪者本身就会慑于法律的存在和执行力，一开始就不敢作恶。作为潜在受害者的弱者，也就有了勇敢生活下去的底气。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有罪不罚、选择性执法，即便不直接落到具体人的头上，这样的社会环境也会使得恶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而弱者则无助无援、任人宰割。我不断通过正规途径试图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可是换来的是敷衍、嘲讽、羞辱，以及伤害的继续、报复的到来。再往上申诉、抗争，就被维稳体制的铁板死死的阻住。
而中国社会保障这种“梯子”和“安全网”的缺失，则让我在遭遇不幸后没有托底的庇护，最终连基本活命都顾不了，更是丧尽尊严、屡遭羞辱。没有钱，没有基本的吃住，逃避都不可能，更不用说面临社会矛盾时的弱势。有钱不一定有在这残酷社会生活下来的底气，但没钱一定没有底气。没有权力、金钱、人脉这些资源的弱势者们，地位自然低下，在丛林社会要么任他人盘剥折磨而苟活，要么要摒弃良知不择手段的爬。甚至，即便不想向上爬，就算只想维持日常的卑琐生活，也会有种种不幸、压力、损害，逼得这些沉于下层的人不得安宁、生不如死。人在这样的社会挣扎，为避免发疯、接受现实，就必须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从物质需求到人格尊严，都要一点点削减，让原本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不断打折扣，最后没了人权，也丧失了好好生活的意志、兴趣、自主性，只有忍耐、麻木，以及牲畜化的应激性。
当人们出卖自己和家人的人权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连反抗的念头都一并缴械。每天为挣钱消耗的精力、被社会种种不平打磨肮脏凹凸的灵魂、被欺凌和折磨损害了的精神，都把弱者的脑筋浆糊化，判断力、意志力、组织语言和筹划行动反抗的能力，都被捣毁、清干。这时剩下的，只有逆来顺受乃至主动的逢迎以求善待，对有权有势的人谄媚讨好，变成十足的贱骨头。这时驱动人活下去、做事的，只剩下作为人应激的反应以及外部的命令式、有暴力作后盾的支使。这时的弱者，不能或不敢再去想尊严、自由、独立这些概念，既是因为知道思索无用徒受刺激，也是因为已经自我麻醉和自我洗脑的对奴役心安理得。只有将苦难、不公、压迫合理化，人才不会精神崩溃，才能自我安慰、浑浑噩噩的活着。
而对于无法接受压迫合理性、不能忍受不公正对待的，就会出现精神问题，或者至少有一些在“正常人（也就是那些从众、既得利益而心情舒畅者、受压迫但逆来顺受者）”眼里“异常”的言行举止。当这些受不了不公不义的人精神因刺激和压力诱发出激烈行为，此前对这些受害者不闻不问的国家机器、社会体制，就将包括强制收治、关押判刑等手段用了出来。不仅大陆，香港也是如此。国家机器在弱势民众受害时不积极提供保护、社会制度没有给予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生活保障与经济补偿、话语权赋予，但却在镇压弱者反弹（哪怕只是自杀、弹给自己）时纷纷粉墨登场，将绝望呐喊的喉咙扼住，再扣上一顶“精神病”的帽子污名化，然后其控诉也就成为“被迫害妄想”。“精神病患者”的呓语、被贬为粪土的呼喊，自然引不起他人的关心，更不会有反响，弱者对加害者、对制度、对社会的控诉，里边多少冤抑，也就被化于空气中了。
至于弱者为何不平心静气的讲出自己受害的经历？为什么不条分缕析的辩清是非？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渠道”温和理性的表达诉求？
为生活精疲力尽、因百事焦头烂额的弱势群体、被压迫者，是不可能有能力去思考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他/她们的反思能力、逻辑推理、全局观念……一切略需静下心、在不受身心打击情况下理性思考才能得出的思想物，他们都不可能拥有（除非脱离了那环境，有了起码的衣食和安宁）。连活着都难，何况思考呢。他们即便能说出个大概，也缺乏平台和声量，更没有能力讲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枯燥琐碎让人没耐心听下去，甚至基本的事实都讲不清、没个条理。
因此，即便偶尔有弱者试图对不公呐喊、批判社会，没条件进行日常知识储备、完全无能力构建思想体系、没有时间精力参与舆论战的他/她们，也会被如今有知识、有闲时、懂言论技巧的强者打的屁滚尿流。如今的既得利益者，是千方百计去破坏抗争的，根本不给受难者以沉静思考、理性讲述的环境。在强者掌控的舆论、编织的话术、集体的语言暴力、毫不留情的羞辱面前，弱者发声只会在既有失去的基础上再丢失更多尊严、受到新的打击。在没有同情心的世界，向制造伤害者主导的舆论圈子诉苦，得到的自然也必然是无情的摧残，摧毁仅有的好不容易鼓起的那点勇气、击垮那残存的意志。抗争是无望和痛苦的、压力巨大的。逆来顺受、顺服强者，甚至自轻自贱，反而轻松许多，在难受中有了几丝好受。
当自己都没有尊严，自信和勇气被现实的高压和众人的残忍摧毁殆尽时，就更不能形成对于他人的共情、同情，更没有对社会的爱。人与人、人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当对面是冰冷的，另一方不可能一直一头热着。在虚伪残酷的人际关系中，各方都变得利己、损人，时刻考虑的只是利益而没有是非。而且互害型残酷社会中的生存者，即便有某种“共情”即理解他人受难时的痛苦，不是心生怜悯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故意戳别人软肋。
伤害也是容易传导的。当弱者饱尝来自强者的剥削、侵凌、欺骗、暴力，就会将这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导给更弱者以及整个社会。没有伸张正义的渠道，独自承受感到满腹委屈，转移伤害也就心安理得。面对强者高高在上的权力、砸两打就能弄死自己的钱财、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和背景，作为人天然的欺软怕硬本质就会被触发，选择去“小鱼吃虾米”。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职场暴力中种种隐形但清晰的欺凌链条，对人和动物的虐待，都是伤害转移、“踢猫效应”的表现。当自己受屈遭罪无法伸张正义，也会让人丧失对他人的同情心，恨人有笑人无，别人痛苦自己感到变态又常见的快乐。当然，这些伤害与虐待多存在于隐蔽处，并不显露在这世界的表层，但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每个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刻蚀于身心。
长此以往，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冷漠、待人待事双重标准的自私、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虚伪、言语横蛮行为狠毒的暴力……这些意味着人心败坏、社会溃烂的思想和言行，就会像瘟疫一般迅速交叉传染，从校园到写字楼，从施工队到党政班子，到处都感染着、污染着。这个民族的灵魂，每个民族成员的精神，如同得了艾滋般溃烂。
这样的民族组成的国家，又哪里有向心力、团结性呢？民族主义的鼓噪只有既得利益者在非行动领域热切追捧，平民大众则更只是在形式上应声。没有人权的保障，没有自由和平等，精英实际上顾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老百姓空洞的喊口号，离心离德下又有谁真的有心捍卫国家？民族主义幕布背后，只有算计、生意、利益交换，以及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权贵极力压榨百姓，既得利益者居高临下践踏弱者尊严，各种二代花天酒地，底层衣食住行捉襟见肘。整个社会是没有是非的，缺乏良知的，糜烂化酱缸化的。
从香港到台湾，对这丧尽天良的社会怎能不离心？正经的国家利益不维护，却很擅长借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阻止国人利用海外平台发声（难道不正是因为国内无法发声，所以只好才在国外发声吗？），对于国外为中国不公仗义执言的人士更是极尽污蔑；不懂不愿甚至故意不去分辨哪些外国人是为中国好、哪些是真的反华的敌人，该合作的不合作、该反抗的不反抗。日本右翼和西方反华派，面对这虚弱、肮脏、欺软怕硬、对内奴役人民、对外不分好歹的国家，“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政权，自然会放心大胆从中共政权那里讹诈中国利益，因为他们深知中共的软肋和为统治不惜出卖一切的秉性。如此糜烂的国家，国际社会又怎么会尊重？
当然，最重要还是国内人心的毁坏。当人民见到了太多肮脏、无耻，被不断的欺骗、愚弄，对于来自外敌的伤害也不会生发出真心实意的愤慨，只会顺着统治者舆论引导的方向喷吐无知的怒火。这怒火如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般没有理智根底的民族狂热，如红袖章们的“反帝反修”般实际枪口对内的专制与暴民结合，除了荼毒自己国家、被统治者用来镇压国内追求改革进步的力量，何尝有益于国？
一方面，每个个体的人生都刻着国家或民族在一个时代的烙印，都被裹挟在时代的“主旋律”中，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浑身都沾着时代的气息、牵连着家国的命运；另一方面，每个个体组成了国家、民族，也共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黑与白、是与非。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有英雄、有败类，有唯利是图的奸佞，有为民请命的先驱，有阿附权贵的走狗，有风骨傲然的国士，有随波逐流的帮凶喽啰，有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的卒吏市井。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这是我们在这时代最起码可以做到的。但如今却是蛆虫满地在爬、狡诈阴恶之徒无处不在。虽然校园中暴力严重，但相对于包括互联网世界在内更大的社会，已经纯洁许多了。当我走入社会，才知道比校园更为残酷的事情、阴险的活物比比皆是。这个祖国是伟大的，它有着千千万万辛勤工作的劳苦大众；这个祖国也是丑陋的，它被吸食人民血汗的权贵把持，还有数以亿计满口谎言、狐假虎威、狡诈顽劣的既得利益者在扭动着罪恶的躯体，欺凌着弱者、粉饰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