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救赎之路上的绝望
我从2016年开始走上维权与呼吁之路，讨公道只是一方面。我深知自己在那些年伤害了一些人、连累了许多人，给不少的老师、同学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有些是极为严重的麻烦），也给父亲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但这些并不是我主观上希望发生的，而是在抗争与冲突中客观造成的。
我不知道往下还会发生多少这样不应该发生的事。因此我决定通过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以及对我个人事情的追根溯源，厘清每一个人的责任，为我经历的一切中所有对不起的人道歉（最好有补偿）和告慰，惩罚那些造成各种恶果的始作俑者和胁从者（包括我自己）；把一切不平的东西摆平，将所有歪曲的看法扭转，损有余补不足；让每个人得到应得的，失去应失去的；让一切悲剧和尴尬不再发生和重复，后人不重蹈覆辙。我也没想自己能将这些一蹴而就，只是希望以绵薄之力略微把世界向这样好的方向推动一点。
说到这里，我是在下意识的效仿《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希望通过亲身行动，把自己直接和间接惹出的问题解决、帮助因自己客观受到伤害的人，以实现心灵的救赎和灵魂的复活。
可是结果是什么？是我在维权过程中饱尝世态炎凉，还有信访工作人员的侮辱谩骂，到处碰壁的惨痛。当然，最惨痛的，无过于丧失自由。我被关进精神病房23天，知道了丧失自由有多么痛苦。我维权和呼吁的出发点显然是正义的、善意的，甚至从目的上称得上“高尚”，可是却被这样的对待。至于后来自杀，那是我走投无路，高考失败，最重要是没钱了、没钱了。关于更具体的为何自杀，我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不想重复了。我想用命做最后一次呼喊，但是除了受辱和更加落魄，什么都没有得到。
巫宁坤在《一滴泪》里，评价他回国后的悲剧人生是“三十年来如一梦”。对我而言，这十多年的残酷人生会如时空穿越般直接进入现在的我的脑海，回忆起来如同再现，或者就是头脑中再现。梦境是“过去了”，而我记忆的过去时常出现在现实的醒着的脑海，过去的失败还时时刻刻影响着我现实生活。
我无法改变过去，无法扭转现在，也无力决定自己和社会的未来。两年的抗争，我什么积极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付出的代价则是结结实实的。当然我也可以安慰自己，毕竟抗争过了，有过一场不英勇但自觉可叹的斗争经历。但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而且，应该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这几年抗争行动的详细动机。即便我写在了这里，许多人恐怕也不会相信。因为，当今世界上的人，是普遍缺乏自省、内疚、同理之心的。他们很难明白我的痛苦，更难明白的是我对给他人制造痛苦的痛悔。例如我对抗大那位女老师、对六中的王乾坤同学的愧疚，以及因此波及我高考前的心态，促使我走上维权与救赎之路，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这就像聂赫留道夫在申诉之路上，人们对他为马斯洛娃争取自由的行为暗含嘲笑一样。
（六）等待黎明
我非常地明白，社会的进步、人道主义的实现，都是一步步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社会，首先要让主流群体、大多数人生活有了自由和尊严，才可能考虑边缘人群、弱势群体起码的权利。
以韩国为例，有了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和后来的民主化运动成功的前提，即经济民生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实现，才有了对《熔炉》中聋哑孩子遭性侵的全国性关注和“电影改变法律”的可能。如果民生凋敝、独裁横行，哪里会有那么多正义的公民和媒体？同样的，欧美国家出现那么多民权组织、公益组织，有那么多被社达分子蔑称为“白左”的舍己为人的正义之士，也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充分的社会保障、完善的民主法治体系之上的。整体的文明实现（并达到相当的高度）后，分支的问题才会被提及和重视、边缘的黑暗才能被揭露和关注，弱势群体才能在晚些时候有一些自由和尊严。（而且即便“高度文明发达”，侵害弱势群体的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只是相对少了、摊在阳光下一部分了而已）
正如我在《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所说的，“从根本上说，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进步是解决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等分支性社会问题的宏观基础，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未成年人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样，关于精神卫生领域尤其精神病院内部的人权问题，也需要到整个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得以充分实现后，才能够有本质性的改变与进展。在如今“正常人”的社会都充满不自由与压迫、到处都是勾心斗角和残酷竞争的情况下，精神病房内又如何成为人权净土？被标签为“精神病人”的人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这些特殊群体又如何有条件得到额外的关怀？
众所周知，仅仅40多年前，中国人民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搏杀之中。暴力、歧视、羞辱都是常见至极的事，是“时髦”的事。改革开放的这四十余年，人们不择手段的追逐财富与权力，伟光正的光环下到处是肮脏、法治的招牌下尽是潜规则，平等自由博爱无影无踪。在如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是真正的“主旋律”。贫穷、暴力、欺骗、不公，处处都是。还有户籍壁垒这样的制度性歧视在国家堂而皇之存在。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又如何奢求作为边缘者的尊严？普通人活着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焦头烂额，精英也是使尽浑身解数明哲保身，哪怕是处于特权阶层的人也需处心积虑才能维护特权，弱势群体“有什么资格”在这样残酷的世间争得一席安稳生活的余地？换句话说，在这样残酷的现实和黑暗的历史下，弱势者想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就是奢谈、是妄想。
我生活在校园、经常使用网络、待过精神病房，所以遭遇和关注起了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精神卫生体制尤其强制收治问题。这是我倒霉吗？并不是。这个社会各处都有着各自的问题，我所遇到的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社会黑暗的冰山一角。例如，如果我成为公务员，就会知道官场的丑陋；在企事业单位或私营公司上班，又会接触和遇到职场的各种黑幕的残酷；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还要面临同事、朋友、邻里的各种纠葛，以及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许多领域的压力、麻烦、事故、冲突，甚至灾祸。虽然我没直接经历这些，但是耳闻目睹让我清楚的知道，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社会中的黑暗面，甚于校园十倍百倍。
我并不倒霉，我其实没有比别人多遇到恶人、坏事，只是我不能忍耐、不会对付、容易闹大罢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默默忍受一切，我却什么都想按道理、法律、平等性来对待，自然处处滋与被滋出各种事端。有些我现在很后悔，因为我本来可以化解、避开，起码不给其他无辜者尤其朋友和帮助我的人带来麻烦。即便不能化解的，也可以采用不损害无辜者利益的方式对待。可是那时我很不会处理，最终酿成许多悲剧，既是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如果我前些年又在别的领域工作生活，会在今天遭遇之上又添出许多事来。那是我的不幸，也是其他无辜者的麻烦。
我说“等待黎明”，并不是指等待中共政权垮台就是黎明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历史更是曲折多舛。一个独裁政权覆灭与否，虽然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有着重大影响，但绝不是真正决定性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社会形态，以及政治上更深刻的变动（而非简单的一个政权的兴衰），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各自不同的命运。社会变革后，人们的命运不是统一的，而是多样的。有受益者，有受害者，有曾经的失败者经变革获利，有曾经的受益者既得利益受损。即便整体上大家进入了民主法治，边缘和弱势者依旧会遭遇曾经有过和过去未有的各种伤害。例如民粹主义，在民主体制下同样甚至更为泛滥。在早已民主化的台湾，对精神疾病患者及疑似群体的污名、对相关犯罪的放大、主张扩大强制收治等声音非常强烈，就是一个例证。人们面对异类尤其被严重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异质群体，有天然的敌视、歧视，并会将这样的心理转化为制度性的迫害（而且将迫害冠以“治疗”等名头），以剥夺弱势者的自由与尊严，保障多数群体的安全与生活的宁静。
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发展中走入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只是为保护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提供了一个地基。至于修屋搭床、遮风挡雨，则是在这之后更漫长的时间去实现的。而建成让所有人民幸福生活的文明丰碑时，我们这些代人，骨灰都已不知会失散到何处去了。
真正的文明曙光是遥远的，遥远的让人怀疑它究竟是否存在。
（七）结语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如何。还有千言万语，只是说不尽、道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