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广西桂林全州县卫生健康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截图,引发舆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体记忆。当地政府在九十年代执行计划生育过程中,曾以公权夺走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且不留任何纪录。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近半个世纪,给中国人的家庭带来的灾难与悲剧罄竹难书。但将超生婴儿进行社会调剂之罪恶仍然刷新了人们对中共对权力之运用的想象。

信访事主邓振生与唐月英一共育有7个孩子,4男3女。1990年一家人在全州桥头旅店时,突然冲进来3名女子,外面还站著2名男子,从他们手中抢走孩子,他们哭喊著拚命护著娃儿,但最终还是被他们抢走了。“从事主的申诉来看是一起公开对幼童的绑架行为,他们以拐卖儿童指控已经是轻的,但当局振振有词的回答:这是县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部分,是统一的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当局的回答出人意料,大跌眼镜,将30多年前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订下的”社会调剂“政策暴光于世。确实这不是一起拐卖儿童事件,也不是绑架儿童事件,而是比拐卖、绑架更大的罪恶,是以政府的名义实行的罪恶。没收,收归国有,再调剂他人,甚至调剂出境。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罪大恶极的政府,也有太多的令人发指的罪恶,但对超生婴儿进行社会调剂,以绑架的方式来实行,却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1992年,就在实行超生婴儿社会调剂之时的这一年“春晚”,黄宏与宋丹丹演出的《超生游击队》轰动一时,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的夫妻,因超生而东躲西藏的“浮世绘”。那时,对超生者大都采取罚款开除公职等政策,更多的是五花八门,令人望而生威的口号,什么“宁让你家破人亡,不让你超生一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对妇女进行强制结扎,暴力堕胎,杀死活婴等惨绝人寰的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对超生婴儿象调剂商品一样的进行调剂,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项决策到是未曾听说,而这样一种由地方政府公开的决策竟然隐藏了三十年之久。这一“告知书”使得30多年前的罪恶因不予立案使罪恶得以延续,在引发社会强烈的舆论后,政府有关部门才不得不立案,有关人员遭停职。

“超生婴儿社会调剂”相信可以成为汉语新的词条,他告诉我们在专制政权下,政府的的权力是无边的,只要政府认为是利益与国家的,便什么都可以做,财产可以调剂,商品可以调剂,女人可以调剂,孩子同样可以调剂。只要是政府需要,完全不需要考虑被调剂对象的利益与痛苦,有血有肉的人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过是一个无痛感的产品,人在中共手里已经被物化了。中共以这样反人类的统治方式治理着中国,还要将它输送出境,将中国人的命运成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让人不寒而栗。

(北京之春202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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