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周恩来婚姻的真相（下）
2023年09月20日
在中共的文宣中，毛泽东是伟人，周恩来是圣人，圣人的家庭婚姻也散发着神圣的光辉，周恩来与邓颖超是模范夫妻，在所有公开的夫妻照片中，两人都相互偎倚，情深意蜜，令人羡慕。情深，对于邓颖超，是真的，但对于周恩来，则是做戏。
邓颖超少女时代，受五四运动妇女解放思想影响，曾经有独身不婚的决定，但接到白马王子周恩来的求婚信后恋爱婚姻观念大变，两个月后她在天津鼓吹妇女解放的杂志《女星》上发表文章，歌颂男女爱情，说“两性间的恋爱⋯⋯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表达了邓颖超对她与周恩来今后婚姻幸福的憧憬。而她婚后，也经常很大方地公开表达她对丈夫的深情。周恩来秘书纪东曾回忆了这样一个场景，说1969年周恩来访问越南回国，进门后当着许多工作人员，邓颖超即上前迎接，要求丈夫“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纪东等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周恩来在众人面前，哈哈大笑，然后把邓颖超紧紧揽在怀里，深深地在邓颖超脸上吻了一下。
可惜，这只是在众人面前的表演。现实生活则是另外一回事。写《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的作者权延赤引用周恩来身边一位秘书的回忆。这位秘书1940年即来到周恩来身边，一直为周恩来工作到周恩来住进301医院逝世。这位秘书说，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私下的生活与一般夫妻完全不同，两人的生活作息完全错开，常常是邓颖超睡醒一觉，周恩来还在办公，邓颖超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到睡房吃了安眠药睡觉。除非请客，两人很少在一起吃饭，也很少睡在一起，两人的夫妻生活很少。权延赤说“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邓颖超就曾经抱怨两人的夫妻关系“犹如参商二星”。有时邓颖超想与丈夫同吃一餐午饭都会惹来夫妻间的一场冷战，周恩来表现不耐烦，邓颖超则情绪不快，搞得身边工作人员很尴尬。
江青因长期被压制，患有强迫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导致她性格扭曲乖张。邓颖超也有同样的情绪反应。由于缺乏夫妻生活，她对周恩来的爱得不到情感上的回应，加上事业上还被丈夫压制，邓颖超在她被迫赋闲的时候，也患上了忧郁症。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邓颖超“疾病缠身，长期休养在家”。1965年他第一次见到在西花厅无所事事的邓颖超时，邓告诉他说，她“正患著胆道疾病，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而张佐良看到的邓颖超“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点气急。”引发植物神经失调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与精神心理状态有关，包括精神心理创伤、生活工作压力等。邓颖超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女革命家，曾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女战士，神经应该足够坚强，但在舒适的中南海竟然会如此脆弱。显然邓颖超精神很痛苦，对丈夫的冷漠和政治上的压制是耿耿于怀，长期积压在心而又无法释放，终于成为生理疾病。
对自己的婚姻真相，邓颖超是否有过怀疑？我认为是有的。周恩来临终之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的回答也一样“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结果两人都没有把想说的话吐露出来，而是“永远埋藏在各自的心里。”我想，在邓颖超内心装着的“很多话”，至少会有一个疑问：丈夫周恩来到底是否爱过她？如果不爱，为什么要向她求婚？
另外，邓颖超是否怀疑过周恩来的性倾向？是否怀疑过她是周恩来利用来掩饰其性倾向的工具人？就现有的资料，是无法获得确切的答案，但可以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作一些猜测。邓颖超要怀疑周恩来的性倾向，首先对同性恋要有一些基本知识，但囿于邓颖超身处环境和经历，她未必会有这种认知。
本来中国传统社会对同性恋相当宽容，断袖分桃的风流故事传之不绝，到中国明清朝时代文人雅士间还盛行男风，同性恋名士比比皆是，比如郑板桥、袁枚、毕沅等。但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西方开放，西风东渐，将同性恋视为有违人类自然秩序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同性恋开始成为社会禁忌。而中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扶持派生出来的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苏联又是极端反同性恋的，将同性恋上纲上线到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负面高度，因此同性恋在中共革命队伍中也是很大的禁忌。因为是禁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对同性恋的认知。我的书《周恩来秘密情感世界》批评中国官方学者隐瞒周恩来性倾向，但《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告诉我，不存在隐瞒，因为他们在读到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关同性恋的表述时，确实不知这些表述与同性恋有关。邓颖超加入中共革命后，又生活在思想相对比较封闭的中国意识型态中，很有可能，她对同性恋完全缺乏认知。退一万步，即或有所怀疑，邓颖超也不敢直面，只能隐忍下来，因为她毕竟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女共产党员，即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
来源：大纪元时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