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就是要彻底摧毁一个人的良心和人性
反右时我被定罪“泄露党的高级机密、攻击兄弟党领袖”
为了表现我拼命的左——白天整人晚上流泪 父亲死了都没流一滴眼泪
其实“三反”时我就受到了审查
在反右派的时候，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泄露党的高级机密，攻击兄弟党领袖。原因是在1956年的朝鲜劳动党，后来有一批中央委员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当时他们的几个中央委员揭发出来的，搞个人崇拜，打击了大批干部等问题。而且事后因此却关押了一万多农民，其中也有被处死的，罪名都是“反对领袖”，这都是无稽之谈，有的仅仅发了点牢骚，有的就是把金日成的像位置没挂好、没挂对，还有就是金日成的像被风吹得撕毁了一角，有的就是不小心用印有金日成像的报纸包东西，甚至也可能擦屁股，都是这类事情。当时带头反金日成的四个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在朝鲜的全党全国对这四人展开大批判，还没有最后的处理，这四个都跑了，
原来从苏联回到朝鲜的跑到苏联，原来从中国回去的，又跑到了中国。
他们逃跑经历我没细问，跑中国来的好像不难，坐车就到了延吉，到苏联可能难一点。这四个朝鲜中央委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的名字，现在只能记得我认识的一个叫徐铭，他当时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总工会委员长，平壤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来在中国是林彪手下，是个旅政治部主任，是在抗战的时期。
这四个人逃了以后，大概苏共和中共都认为，这件事对社会主义政治影响不好，苏共的赫鲁晓夫派了一个米高扬到中国来，希望中共派一个人，派的是彭德怀，两个人到朝鲜给金日成做说服工作。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两个组织，希望金日成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把这四个人都收回去，给点较轻的处分还叫工作，金日成坚决不同意。没办法他们在中国的就安置在北京，也不能安排职务，不能公开露面。中共中央就这个事件发了一个内部的情况通报，是给中央委员的情况通报，当时陕西看到这个文件的只有三个人。
多少号文件记不得了，看了以后觉得金日成很恶劣，陕西的两个中央委员，加上我这个第一书记的副秘书长。
1957年的春节，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当时是西安师范学校的校长，省委地委已经决定让他做安康县长，他是从西安派回去做地下党的，49年前他是中共的巴山交通站站长。他到西安来，住在我家里，谈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给他谈了。这个人在反右派的时候定的是右派。揭发批判的时候，他又跟别人散布了，把这个问题揭出来，自然就把我揭出来了。
于是安康的地委书记来省委开会的时候，就向省委的主管书记反映情况，省委主管书记说，有没有这个通报我不知道，我要问一下第一书记，这个重大问题，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材料核实，由地委给省委写正式报告。这以后，这位主管书记就找我谈了：这次我们保不住你了，这个问题是泄露党的最高机密，连我们非中央委员的省委书记都不知道，都看不到的，陕西只有你们三个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兼省长，这两个中央委员看过，再就是你看过，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两位中央委员和你那个朋友不会有关系，不会给他泄密，这个事情我们恐怕无法保护你了，最后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你得做好精神准备。
当时我的精神准备是进监狱，开除党籍是必然了，还要进监狱。中共是要维护跟朝鲜劳动党的关系，陕西的这个口子开了，好多人知道，我已经做了这些准备，心想这下彻底完蛋了，非进监狱不可。后来却不了了之，也是因为安康地委书记一看主管书记讲的口气是保护的，非要他们写出正式报告，地委就要承担把我这个干部彻底摧毁的责任，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把你这个人送进监狱，但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他们地委肯定记恨，所以就不了了之了，也不再过问。
按我自己做过的事来说，应该五次开除党籍，其中有两次就被保护了。反右倾，第一书记第二次跟我谈话，那就是解放的意思，在实践中改正错误，而这个实践就是起草反右倾报告。在这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就配了专职秘书，而我是兼职秘书。事后专职秘书跟我讲：咱们书记为了保护你是费尽心思了，省委大部分常委都认为，你的问题这样严重，非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可，而且要在大会上批斗，几个不表态的都是和第一书记最近的。第一书记后来就想了这么个点子，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了一下保护秀才，因为毛主席的几个秘书，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开始的时候都是同情彭德怀的，都赞成彭德怀的观点，后来毛主席做了个讲话，要保护秀才，彭德怀要拐走我们的秀才，秀才是我们的，他拐不走。胡乔木就是做了检讨过去了，贺龙就说，乔木你赶紧检讨，就检讨吧，田家英大概检讨都没检讨，他当时是毛的办公室主任。毛的几个秘书只处理了一个最不重要的李锐，当时是工业秘书兼水电部副部长，还处理了一个周小舟，他是毛过去的秘书，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是起草过毛不少文章的人，也是很有才华的。毛主席讲了这样的精神，我们陕西省到底有几个秀才呢，比较能够拿得下来的秀才只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林牧。你们一定要把他定下来也可以，你们能不能给我找到接替他的人，其他人都不说话，从此我就解放了。
后来就找我谈，我这个人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我写的反右倾的总结报告有声有色，非常生动，这就是以功补过。不仅如此，反右倾受到保护以后，第一书记把我保护下来，因为大家还有意见，他对大家要有所交待，所以他要我去立功。最痛苦的就是这个，领导批判别人，我就要更加表现左的一面。在反右派的时候，我主要领导的是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比如说在全省科学界批判专家周尧，这当然是我定的，因为在科技界当时最著名的就是周尧。社会学界是批判王杰三，他是国民党教育厅长，傅作义北平行营的办公室主任，解放后当了西北大学教授，状元的后代。后来我见了周尧给周尧道歉，我说那一年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在全省自然科学界批判你，当然西农已经定了你右派了，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因为在全省文艺科技界的右派大都是我定的，省委指定我主管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尧听后感到莫名其妙，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当然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呢。周尧说这种事谁还会给人道歉，你也是太厚道了吧。谁给我定的，我都不知道，我光知道把我拉去，拉我到全省批判。
就在反右派会议上还有两个插曲，批判了几个人，除了陈元方以外，还有一个西安市委常委从一平，也是安徽人，比较有才华的，在大会上批判从一平，也批判省委农工部当时的副部长刘国声，那是个老红军，这两个人都不服。在大会上，刘国声问：你们为什么批判我，不批判林牧？他的话好像没有人回答。批判从一平的时候是文教书记主持会议，从一平在西安市委是主管宣传文教的常委，我们经常在一个小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意见。我的意见并不比他轻，为什么不批判我而批判他？
因为我是第一书记秘书。后来在批判大会上点我的名字，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人最痛苦的时候是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在会场上还得摆出一副党旗下宣誓的架式，但实际上到晚上躺到床上就想，人家的问题没有你的大，你怎么批判人家去，良心过不去，这种事情是很痛苦，你自己问题最大，这就是要摧毁人的良心，你的良心没有摧毁完是非常痛苦的，晚上睡不着觉。
觉悟是从阶级斗争开始，而开始对毛有了不同的看法，是受到一个人启发。这个人将来在历史上应该记下一笔，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西安交大校长陈吾愚，最后自杀死的，不是因为别的事，就是信仰崩溃。不忍心来回翻腾，他原来是西北农学院的党委书记，比较有志气，比较能干，我们两个算是同病相怜，我们都被“保护”了以后，有天晚上陈吾愚到我这儿来谈了一会儿心，他比我应该是先知先觉，向我提出两个问题：你说我们对毛主席够忠心的吧，步步紧跟，但是老是跟不上，起先以为只是我们自己少数人跟不上，现在看来大多数党员，大多数群众都跟不上他的思想，毛主席不是讲要相信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群众，而且说当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要善于等待嘛，现在大多数人都跟不上，都通不过，你老人家是不是也未必正确吧？他说的我们没有明确想出来的话，不但不敢说，是不敢想。同陈吾愚这次谈话后我就敢想了，毛未必正确，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反右派，开始都是大多数人不同意，从此我开始对毛有怀疑，敢想了，陈吾愚比我先知先觉。
我的一生思想变化大概就这么几次，开始就是有思想，是民主主义，当然是对国民党的不满，加上李公仆、闻一多事件、昆明四烈士事件，在国民党时代比现在还是自由，而且西方启蒙时代那些哲学、政治著作，从高中到大学都看了。比如说伏尔泰，都看了，最初接受的是民盟的思想。第二次由自由民主向共产党这一方面转变，就是民盟解散以后，从那以后开始看马列著作。第二次转变只能说是转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偏左的方向，第三次已经相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了，它不仅是个组织，确实对你的意识形态是个改造，成天过这个生活，看的就是这个文件，读的就是这个马列，后来你的专业就是马列主义。我对毛的入迷就是从入党到反右倾，反右派的时候，我虽然言论那么尖锐，但是思想基本上还是相信马列，马列和民主应该是相容的。第四次转变是反右倾以后，特别是与陈吾愚谈心以后，对毛开始怀疑。直到六四以前，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列主义。当“六四”后我逃回浙江，带的都是西方马列主义著作。第三次开除党籍以后，西方马列主义彻底丢掉了，这才回到青年时代的自由民主。当我已经对马列主义迷信的时候，我的父亲死了，我都没掉一滴眼泪，那不是有人勉强的，那会很自然就没有感情，我父亲也不是坏人嘛，他是个比较大的地主资本家，有权威的士绅。
解放前夕，我父亲是做安康争取驻军起义和平解放的工作，得伤寒病去世的，他不相信共产党，后来组织上要到陕南去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地下工作的人叫我给我父亲写封信，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要他争取地方驻军起义，争取安康和平解放，我父亲真是照办了，为什么照办呢，都是为了儿子，儿子在共产党嘛，给儿子积累点政治资本嘛。我父亲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当时没解放呢，回不去，后来我才知道，我没掉眼泪，这就没有人情了，人性没有了。我们家作为地主，土地要没收，但是作为工商业应该保护的，我当时根本什么都不要，房产也不要了，还给地方政府写信说不要，一切全都捐，捐给政府。后来我母亲来了，见我的夫人，她说也没有什么给你的，就给你一个金戒指吧，比较大的。我跟夫人商量，地主资本家的东西不能用啊，干脆把它捐了，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接近泯灭人性了。后来又经过反胡风，反右派，彻底把人变成二重人格了。
在三反的时候受审查，说我贪污。我的一生两次因小钱而受过审查，从延安到西安编辑边区政报，边区政府的那种公报，有很少的一点稿费，用于给作者买笔记本，买个铅笔，牙刷、牙膏这一类的。三反时他们知道了，为什么这点小事他们知道了？因为那会我已经离开西北局办公厅，我已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杨老（明轩）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原来的上级是西北局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主任，他对我有点嫉妒，我原来是他的下级，新来的小青年，怎么一到西北文委，就变成副处长跟他一样了。这家伙要查账，结果查出来有一笔稿费没记账。
我当时这笔没记帐的稿费买了三十几个笔记本，要追查这个账，我回忆了一下，这三十几个笔记本，是在钟楼旁边一个文具店买的，我记不得这个文具店是什么字号。不过你们可以派人跟着我，我认识他的门面。结果就有人跟着我去查找，一找就找到了，大约几月份买的，账一查，清清楚楚，一分都不错。
再一个是第一次全国政协的西北代表团，给了一笔钱。除了会上接待以外，还得活动，路上还得花费，在北京还有单独的活动，查代表团的账，为什么多出八万块钱（旧币），也就是八元，相当于现在一两百块钱吧。我记忆力好，为什么多出八块钱，后来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代表团在颐和园听林轩吃了一顿饭，我身上带的公款不多，我就把自己的津贴加上了八万，后来我又没有要回来，记账也是由我记，我并没有把那八万要回来，大概也不好意思要。再去找人证明，随团的秘书还有几个，他们一回忆，真是在颐和园听林轩吃了一顿饭，我给买单，有这事，林牧就是乱七八糟，他就不会记账，这又过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