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陪胡耀邦“百日新政”
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觉得他夸夸其谈
胡把我写的资料一摔：林牧你徒有虚名，没有真本事嘛
胡耀邦1964—1965年初在陕西的百日维新的力度超过了1978年邓小平的思想解放
我通过田家英上书毛泽东为耀邦鸣冤
叶剑英带走了胡耀邦
在文革中第一次就是自杀，不是绝食了，自杀和绝食连在一起。1966年6月17号吧，一开始打了西北的三家村，这个三家村就是胡耀邦、赵守一和李启明等，下面还有几个骨干分子，我就是其中骨干分子之一。要讲文革的历史，我有现成的材料。讲就很长了，想不起来一些事，主要是胡耀邦在陕西搞了一个超前改革，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开放的程度，远远超过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当然赶不上，可是那地方也无权对外开放，就是思想政治方面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八十年代。
胡耀邦在陕西的改革，大约就是从1964年12初开始，到1965年3月9号受批判，大概就是一百天。
我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耀邦是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胡耀邦的任命是1964年11月16号，到职是1964年11月30号。
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64年12月3号，就是他召开的中共第一次陕西省委常委会。
第一次见胡耀邦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当时我是去参加常委会的。胡耀邦披了一个旧军大衣，嘴上叼了根中华烟，旁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还一边抽烟。他到了常委会上和其他第一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讲话，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过去其他的书记不一样，哪有这样随便的：他军大衣往身上一披，扣子也不扣，手上拿着一根烟，大摇大摆的，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夸夸其谈。
前任第一书记那时病危了。我是前任的副秘书长兼第一书记办公室主任，胡来了，是不是用我还不一定。胡所以知道我这个人，又继续用上了，还有一点戏剧性情节。
胡耀邦到任是1964年12月1号，陕西省委办公厅给他送的第一份文件是有关我的。按照西北局的规定，当时要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干部家属里面有一批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四类分子），原来到机关来，都是经过批准的。在中共的八大以后，都已经改变了成分了，都不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了，但是后来在土改里就又不认账了。说他们还是四类分子，跟干部家人同住的都不允许了，要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要送回原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陕西省委要清理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清理完了，陕西省委办公厅写了一个清理省委干部家属中的几类分子的报告，其中就涉及到我。当然也还有个别的书记，胡耀邦跟他带来的秘书就此议论。
他带来的秘书是戴云。他是团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胡当时跟戴云就说，我刚到省委，有多少重大的文件不给我送，偏偏送了这么一个鸡毛蒜皮的事情，第二书记去看他，他就问：说这个省委办公厅是什么意思啊，给我送的第一份文件是这样的文件，第二书记把这文件拿来一看，说问题就在这个林牧身上。他向胡耀邦介绍，林牧这个人既是南方人，又是北方人，他有南方人的才气，有北方人的胆识，是个人才。有些人怕你要用这个人，就把这个报告送给你，叫你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出身不好，既是地主，又是资本家，而且父亲还是国民党。
胡耀邦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能招人嫉妒的人，大概都有点本事。就要试试看，找我去谈话，胡耀邦的标准当然不是民主自由的标准，他的标准你是不是精通马列，随便提几个问题，马克思讲过一段什么话，原话我记不清了，你记得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面。我当然记得呀，这个原话是怎么讲的，在哪篇文章上，我一一道来。从此我就在耀邦身边工作，一直到他离开陕西。
当时我正在担任陕西省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小组组长，为什么叫我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我不是宣传部长，是副秘书长，当时西北局对学术批判和文艺批判抓得很紧，宣传部主管文艺的是方杰，方杰是个好人，但是他抵抗不了压力，第二书记就想了个办法，说方杰你到学校搞社教去，结果就派我去担任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小组组长。
方杰当时是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主管文艺的。他知道让我干肯定没问题。后来人家揭发他，叫林牧去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就是这一条罪状，事实如此。我当时保了柯仲平、马天林等这么一大批人。由于搞文艺批判我经常不在家，所以不能给耀邦办事，到了1月18号，耀邦从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陕西省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准备大干，他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跟我说：林牧啊，你这个文艺批判干脆停下来，你回来，我这儿忙得要死，文艺批判不要搞了。现在你在批判什么？我说现在正准备让胡采（文艺批评家）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自我批评。胡耀邦说：什么自我批评，又不是人家自觉要求自我批评，你们指定人家自我批评。我说：那不行，要批到头了。胡说人家没自觉要求批评，胡采不要批判他了，从此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就停下来了。
1月18号省委工作会议后，他发表长篇演说，同时在会前会后，在科技界、新闻界、中学教师、大学学生、军队干部、民主党派和文艺界、通通发表演说，实际上就是宣传一套新的政策。他的新的一套纲领，概括起来是这样的：解放思想、解放人。
2月份在安康，他提出第二套纲领，就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的第一个纲领解放思想，解放人，有这么十二条，第一条就是解放思想，不要有框框，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重要要求，不强求一致，这和邓小平大不一样，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是要保持一致，他的解放思想是不强求一致。
第二条是反左，在二十三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到西北以后，胡耀邦明确提出反左，再一条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很重要，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涉及路线问题。斗争的矛头指向官僚特权腐败分子，而不是全部同志。
再就是强调教育，当时不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嘛，当时二十三条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定的，最重要的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在这里面。而胡耀邦提出社教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而不是整人，惩罚是必要的手段，但它是辅助手段，教育是主要的。
他讲了个故事，他到北京开会，1月15号团中央开了个会，他就宣传他的思想，有一个17岁的青年，叫黄国玉，给他递了个条子，说我的爸爸是花岗岩脑袋，改造不过来。胡耀邦给他解释：黄国玉啊，花岗岩下面是什么？黄答不上来。是页岩，就是比花岗岩软，页岩下面是什么呢？是石灰石，更软了，石灰石下面是什么呢？土壤，那就更软了，他是花岗岩脑袋，你可以给他做工作嘛，越做他就越软。胡回答黄国玉的话，意思就是人都是可以改的，强调教育人，但不是整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教育人，而不是整人。
还有一条，就叫做抓关键向前看，抓关键不要抓鸡毛蒜皮，不要抓人家的小毛病，要抓就抓关键问题，抓大问题，抓关键就是具体化，他还提出一个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一不反社员，就是农民，二不反工人，三不反学生，四不反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六不查是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这在当时实质上是对毛主席计划的抵制。第六不查市场上的小的交易。毛泽东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我最欣赏的是他的向前看和对任何问题都要加以分析，第二就是向前看，不要去纠缠那些历史问题，历史说不清楚，放下来，让历史去回答，不要去纠缠，向前看就是抓好当前的工作，搞好当前的事业，不要老是纠缠什么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影响，不要老是纠缠土改彻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是不是有人要复辟，彭德怀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嘛。
再一条是鼓励发表和听取不同意见，当时林彪强调什么都要讲究过硬，搞民主也要过硬，民主怎么才能过硬？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要鼓励人发表，他举了个例子：他主张为志丹县县委书记魏登瀛（音）平反，因为魏登瀛在社教中被开除党籍，就是因为他讲了不同意见，因为当时刘少奇提出的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魏登瀛不同意，就认为他是反对少奇的。胡鼓励这些敢于讲不同意见的，树立几个标兵，民主要过硬，关键是怎么对待不同意见。
再就是政见公开，不要搞神秘化，神秘化是藏污纳垢，是庇护那些专制主义的，这些都是在大会上讲的，他的观点在各种会上都反复讲。
社教运动，是把政策交给群众，看群众要怎么办，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干部包办代替，现在的二十三条，一杆子插到底，一杆子插到生产队。
他当时不是评估购粮任务嘛，任务也是由省一直通到基层，不许层层打折扣，就是公开化。还有就是查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讲多少。
比如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时候，说大学有什么阶级斗争啊，在省军区，说军队有什么阶级斗争啊，大学里面、军队的坏人大概百分之零点几吧，哪来那么多阶级斗争，这些话在当时都很犯忌讳。
再就是群众运动，这个思想很精辟，他说我觉得我们党历史上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走上正轨，所谓群众运动，就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享有特权，情况听他们的介绍，政策靠他们去传达，实际上没有依靠群众，依靠的是少数积极分子，少数积极分子在运动群众。
再就是保障国民的民主权利，尊重风俗人情，他说一到陕西就发现到处在搞隔离，这个人把这个人隔离了，那个组织又把那个人隔离了，搞得凄凄惨惨。华县有一个女学生，给胡写信，讲人事部门什么领导人把他关了三天，叫他交待男女关系。胡耀邦说：他这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这种事绝对不许做了。
事实上当时各地都办有集训班，一般人你没有给人家定案，判什么罪，你怎么能限制人家自由呢，把集训班都解散了，问题查清了再说。有些问题严重的，也还不能解除隔离，但是这些人不能虐待，春节应该回家。二十三条等一些重要文件，让他们看嘛，让他们讨论嘛，春节还是应该让他们回家，不让他们回家，老婆孩子怎么办，群众也不满意呀，这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啊。
当时不是有些极端分子嘛，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不要搞龙灯社火，反对大吃大喝，但是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忙了一年，大家要看看亲戚，拜个年，串串朋友，拜年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限制人家，只要不是拿国家的，吃得好一点，也应该的，给亲戚送送礼也是可以的，大家欢欢喜喜，不要搞得凄凄惨惨。还有就是科学教育文化部门，社教运动搞重点教育，不搞批判教育，学术批判改为学术讨论，文艺界以发展创作为主，鼓励大家多出成果，有些不好的作品，不好的戏，让作者加以修改，不必去批判。
这些讲话稿都是胡耀邦自己起草，我们就是加工整理一些重要文字供他参考。还有一条重要的应该排在前面，学习毛泽东著作，应该系统的学习。而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是在十几年以后。他讲：“不要零敲碎打，我不赞成学语录，毛主席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出的结论，语录把这些都删掉了，只留下几个干条条，有点生搬硬套。”
当时敢于说出不赞成学习毛主席语录，很不容易。再就是以后贯彻，贯彻是以后的事了，有些事马上就执行了。后来到了春节期间，当时开的省委工作会，春节前期干部的压力很大，思想很不健康。你看我们省委工作会，一再提倡大家讲不同意见，讲话的人战战兢兢，面无人色，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工作搞上去？书记处除了常务书记看门以外，其他都分头到各地去贯彻，参加多级干部会，一般春节后都要开一个县市的干部会，有些还从专区到省里来开会。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把生产搞上去，所有书记都下去了。我跟他去陕南，和安康地委书记陪上他，八天走了七个县，每到一个县他首先抓的是监狱、集训班关的都是哪些人，有什么法律程序等。
开四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地委第一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干部、队级干部都跟着他，一切错误摆出来大家来谈，大家一致认为是错了，关了好人，其实这些人关起来，都没有经过任何组织。后来到了安康地区，生产凋敝，农民生活困苦，感受很深。到了安康县是2月12号，他向地区机关和安康县机关的干部做了一个报告，提出来第二个纲领，然后又把这个报告的内容，2月14号自己起草了一个电话通讯，先发到省委。省委书记处通过以后，立即发给各地。内容大概有，第一，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要颠倒过来，生产在前，革命在后，原来只能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讲抓革命抓生产，现在就是颠倒过来，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标志就是生产是否上去。衡量一个干部的好坏，工作的好坏，根本标志是生产是否能上去了。
这在当时可是不行的，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抓粮食，一手抓作风建设，在关中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就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业畜牧业。第三，在政治领域再抓大一点，不要抓小一点，不要着重仪式问题，要着重现实问题，不要着重男女关系呀，鸡毛蒜皮的作风问题呀，要抓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把生产搞上去。不要抓那些检讨过的问题，要强调将功补过。第四，在经济领域要相对宽一点，不要相对窄一点，要解决商业运输业的问题，又提出新的问题，短途运输不是不允许，是一条艰巨的道路，应该提倡，再有就是恢复集市贸易，发展乡镇，这是他第一个提出的。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不能只抓农业。先搞手工业，然后发展现代工业。再一条就是农村责任制，当时还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农村解决三个问题，一个粮食完全按劳分配，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就是包产到户，实行定额管理。
最后一条是林业，他又编了一套顺口溜：植树造林，种苗先行，一草一木，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均分，开山育林，促进更新。这里面当然有新东西，植树造林，而且谁种归谁使用，强调开山育林，不能自生自灭，还要促进它新陈代谢。
可我们从汉中回来以后，就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汉中的时候胡耀邦就有几件有趣的事情，在城固县，一下车，县委那些书记把我接进去，把胡耀邦晾在一边，为什么先把我接进去呢？因为我比他高大，我穿得比他好一点，他穿一件破军大衣，我穿的是呢子大衣。正好省上的常委副书记在那儿蹲点，他给县委书记介绍，这不是胡书记，这是秘书长，胡书记在后面呢，人们才去接他。
可胡耀邦当时也没什么表示，后来我们两个吵了一架：胡耀邦后来到了汉中地委，大概是2月18号吧，城固的社教搞得比较稳当，不太左，他叫我写个材料介绍一下。我当时满不在意，本来这些小材料都不是我写的东西，写这个小材料随笔一挥，就给他交卷了。胡耀邦把这个材料往桌子上一扔：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一到陕西，我听说你是个才子，徒有其名嘛，你没有真本事。
当时听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很倔的，我就把门砰的一拉就走了。汉中地委书记当时就劝我，我说太粗暴，我不干了，他的脾气跟我一样，很暴的。
胡耀邦年龄比我大十二岁，都是属兔的。汉中地委书记说，胡耀邦就是工作要求严格，他看你写的小材料，没看你写大材料，你不要在意。
但是我还是很在意，我就是那种脾气，要顶撞他，就顶撞他几天，有几天都不理他。后来到了晚上我看出不对头了，大祸要临头了，脾气也就闹不起来了。2月17号到18号零点左右，刘澜涛打来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认为，你从安康发回的电话通讯，有错误。特别是其中关于干部政策问题。（刚才忘了说了，解放干部有四条，搞错了应该平反，搞重的给人家减轻，现在一时搞不清的不要限制人家自由，让人家工作，有了结论以后再给做结论。）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一下就是泼了一头冷水，胡耀邦回来情绪不好，感到大祸临头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康，刘澜涛打电话说中央和西北局批评胡耀邦，安康地委书记说，现在这个问题不是翻案风的问题，还是左的，左的倾向非常严重。安康地委书记当时是魏明海。
左的倾向很严重，有些条令是不是还落实不下去，不是翻案风问题，胡耀邦把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也叫来，张军和魏明海看法一样，现在不是翻案风，谁敢翻案，问题就是不敢翻案，政治压力那么大，谁敢翻案。
在这期间他跟我私下商量过这事应该怎么应对。
他谈了，我们都一起商量，也跟汉中地委书记张军说过，我们大家都认为没有错。
我和张军还这样讲：刘澜涛和胡耀邦一个是第一书记，一个是第二书记，汉中和西安很近，你打个电话来提醒一下就行，为什么要把这个文件送到中央去告一状，然后让中央领导来批评胡耀邦，然后再用中央和西北局两顶大顶子来压胡耀邦，我是这样议论的。胡耀邦当时反正是不服，没有认为自己错，也还没有看到后果很严重。
但是到西安以后，开始空气紧张。西北局宣传部点名批判，西北局办公厅收集耀邦所有的材料。在3月11号至16号，西北局书记处开大会批判，很严厉的批判。省委所有书记都列席参加，全盘否定胡耀邦。16号在当时陕西省正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胡耀邦做检讨，公开检讨，检讨完了，耀邦就病倒了，医生诊断是大脑蜘蛛网膜炎，有生命危险，批判会只好停止，他住院了。
住院以后，生命危险刚过，他夫人也来了，杨尚昆当时在那儿，稍微恢复了一点，杨尚昆叫耀邦继续写检讨，说：你不写检讨，西北局就下不了台嘛，写个检讨我还可以给你说话。耀邦趴在病床上写检讨。
西北局了解情况了，这个检讨写得也很好，耀邦恢复工作以后，西北局派人，从书记到部长到处长，到陕西各地收集耀邦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实际上各地生产都是蓬蓬勃勃，他们专门收集缺点。到了六月份，又到省委开了个工作会议，又批判。最后胡耀邦是这样走的：有天晚上，我和耀邦的秘书，在耀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耀邦出来了，说好消息，余秋里来电话了，余秋里说，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耀邦说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余秋里说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余秋里说他要跟贺龙谈谈，他过去是贺龙的部下。过了几天，叶剑英带着张爱萍等到西安检查工作。那天给叶帅接风，吃饭以后别人都走了，叶剑英对耀邦说，耀邦你留一下，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你了。耀邦说是，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就问你什么问题，胡耀邦跟他讲了一下。叶剑英这个人在党内，历来是比较开明的，叶剑英说，你老弟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去谈。耀邦说那我走不走？我怕走不脱，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后来胡耀邦就跟叶剑英走了。我们去送行的时候，叶剑英临上飞机说了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耀邦走喽，这个地方搞不成喽。
走了以后，耀邦就住到北戴河去休养，后来省委连续开西北局兰州会议，省委一二八次会议，省委一二九次会议，连续批判，都不许给耀邦送材料，我们是私下里送，我们秘书长给第一书记送材料有什么，他们认为这是搞情报，开会不给第一书记送材料，你这算是非法组织嘛，送了以后耀邦就知道了内情，耀邦跟罗瑞卿讲了，他跟罗瑞卿私下关系很好，罗瑞卿说他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你写个信，我回去交给小平同志。你给中央写个信，他就写了个信，就叫杨尚昆给西北局打电话，你们不能搞缺席裁判。以后又是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西北小组又批判，后来毛泽东表态，虽然含糊其词，他是强调阶级斗争，就把耀邦撤换了。
耀邦是1965年10月2号中共中央通知免职，10月6号邓小平才通知他调到北京。到1966年又搞批判，1966年2月到3月搞了一次，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西安的揭幕式就是批胡的，阵势可大了，西北各省一直到县委书记都来开会，开了一个月，批判了一个月，省委又接着开，那时候我就关进监狱了。
讲一下我在耀邦事件里起的作用，批判以前就是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开始批判以后，起先是我给刘澜涛写的信，因为论历史关系，当然我和刘澜涛的关系比胡耀邦密切得多，刘澜涛是陕北人，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就是我的上级，他们俩人又是同班同学，他们的老师，又是我的第一上司，我给他写了封信，意思就是不能把耀邦问题看得过头，搞得不适当，陕西的干部是不会接受的，耀邦在陕西干部中声望很高，虽然时间很短。写了信以后，刘澜涛的夫人，就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来，说你给澜涛的信收到了，澜涛也不好找你谈，常黎夫会跟你谈，常黎夫当时是统战部长，谈的是收集耀邦的材料，耀邦讲的什么话。我就实事求是的说讲了什么话，最后他干脆点题，要你提供他怎么攻击西北局和澜涛同志的，我说没有听到，耀邦讲话都有记录，记录以外没有听到。
在西北局批判耀邦中间，发了一个材料，前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临终以前有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我给他整理的，他最后自己没有签字，不能算数的，为了政治需要，他把这个东西当作正式遗言，报中央并且发了会议纪要。由于张德生在他的遗嘱里面把刘澜涛吹捧得很高，因为他们是老同学嘛，他这是借死人压活人，而且还给我做工作，常黎夫把我和张德生的秘书叫去，叫我们做假，耀邦开省委工作会，搞翻案，德生听到以后是很不满意的，德生拍着病床说：怎么能走回头路呢？你们是不是听到了这几句话，万一听到了，你把这个话补充一下。我说我没听到，我们听到的是相反的话，张德生说耀邦来了以后，现在陕西省委，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很强，我放心，一线指的胡耀邦，一把手，二线指的第二书记，三线是从北京调来的，北京的市委副书记冯季平，是常务书记，四线的是省长，这四个人都很强。
他们希望我们给制造假遗言，不要真的。因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这种活动是反党的，是非组织活动。后来我第一次给中央上万言书的时候，把这个作为附件，西北局领导同志某某某，几月几号跟我这么谈，我认为这是非组织活动，所以必须向中央报告。
我的重大事情是在后面，5月份发现了省委书记处副书记，四次向西北局告密，舒同向杨尚昆告密，我们几个人都在一起议论，也有秘书长，副秘书长，他们能告状，为什么我们不能告状，大家推举我起草一个万言书。第一封万言书，是给中共中央的，写耀邦的主张和产生的成果，西北局怎么样采取不正当的手法，又介绍了陕西在耀邦来以前，西北局搞得如何左，如何民生凋敝，人人自危，耀邦来以后又是怎么样的，大概也就是一万字吧，提供材料的人也不少，写好了以后，参与的人都看了，但最后都说，我们不敢署名，最后就剩我一个了，我就署名了。
写好签名状直接寄中共中央，写的是中共中央毛、刘、邓收。第二次是二十天以后，第二次是半万言五千字，通过田家英转的。
田家英用中央办的名义给回信：你给中央的两封长信，已给负责同志看过，署名是邓小平同志，毛、刘没看过。我是两次上书，后来我所以问题严重，就说我是胡耀邦的辩护者。
我原来没告诉胡耀邦，后来他的秘书告诉他，没叫他看，看了还不要承担责任吗？这样就不是他指使的，自发的。耀邦知道了，别人都不签名，只有我一个人签名，耀邦就说，听说你要上书，只有你一个人署名，风险太大，你官又不大，书记常委都不敢署名，你的官不大，你的承受能力不强，你不要发了，算了，别人不愿签名就算了。
我是主要执笔，在他们批的太不像话的时候，邓小平带领余秋里、薄一波到西安来。
余秋里跟胡耀邦关系很好，都是湘潭人。66年3月7号，我当面请余秋里给邓小平转了一封信，大意就是原来给中央的两封信，已收到回信，10月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决定，这个问题以后不再提了，现在他们又旧事重提，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实事求是，我负责起草文件，在我的笔下，我实在写不出违反党纪和良心的东西，希望总书记能够过问陕西这次会议。信是7号发的，余秋里当面给他的，8号，他就把西北局的省委的所有书记都叫去，简短的讲话，主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陕西省委正在开会总结经验，这是必要的，但是算老帐算不清楚，我的意见不要算了，向前看，抓好当前工作。这样会议才讲完，不了了之。
文革一开始抓这个问题的时候，分三条战线抓的，一条是西北局的扩大会和陕西省委扩大会，连续都开了，再一条战线，他们叫集训班，一般老百姓都叫黑帮训练班，要把与第二书记有关系的这些中层干部都抓起来，在会上揭发批斗。揭发胡赵李三家村的党徒，起先在西安，后来就发展到耀县。
那儿原来是文化干校嘛，在这附近找了一个学校，都限制自由了。后来就搬到耀县的一个山沟里，大概一共四十多人，就是在这儿拟的抓胡赵李三家村的骨干，开展批斗，当时就整了秘书长陈元方和汉中地委书记张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