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5）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78）
在苏共党内斗争中，一方经常给另一方扣上“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大帽子，宣判对手的政治死刑。斯大林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和“布哈林右倾反对派”都说成是“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把党内反对派的行为看作是“反党行为”；赫鲁晓夫也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
那么，什么是“反党”行为？首先要知道，苏联历史上的一个或一些政治领袖反对另一个或另一些政治领袖的行为不是“反党”行为。布哈林批评斯大林不是“反党”，莫洛托夫等人反对赫鲁晓夫也不是“反党”。因为斯大林代表不了全党，赫鲁晓夫也代表不了全党。所以，党员同斯大林个人和赫鲁晓夫个作斗争并不是“反党”行为，是党章所允许的党员正当权利。其次，提出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不同的方针政策并不是“反党”行为。国家每个转折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谁的方案更符合客观实际，谁的方案就更可行。斯大林、赫鲁晓夫所选择的方案不一定都符合客观实际。实际上，正是斯大林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同斯大林的斗争则是捍卫列宁思想的斗争。第三，在1920一30年代的党内丰争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有违背党的政治准则和党的纪律之处，但斯大林操纵党的组织机器，动用国家专政机关同反对派斗争，这更是违犯了党章党纪。斯大林在1930一40年代对全党实行了“大清洗”，处死了六七十万人，这是不是“反党”行为呢？第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都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是不顾情面的争论，但列宁并没有因此说他们是“反党”，也没有把党内任何反对他的言行说成是“反党”行为。当时，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争论时，虽然指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但不扣大帽子。而这些反对派同斯大林争论却成了“反党”行为，斯大林逐渐将自己与党等同起来，严重违背了党内斗争原则。第五，斯大林还发明了“人民的敌人”概念。根据这个概念，任何对斯大林有意见，对斯大林表示不满的人都成了“人民的敌人”，都得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斯大林处理党内斗争的逻辑十分简单: 一切反对斯大林的行为和言论，或者一切不合斯大林意愿的言行，都是“反党”行为，都要“清洗割除”。赫鲁晓夫虽然也给反对派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但与斯大林的做法有重大的区别。自赫鲁晓夫干掉贝利亚以后，反对派不再被肉体消灭，他们还有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勃列日涅夫时期及其以后，苏共党内斗争不再出现“反党”字样，这算是一种进步。由此人们看到，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高层在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时长期存在着极“左”的情况和偏激的心理。
以上所说的“反党”，大体上是在共产党的正统理论框架里说的。跳出这个框架，人们要问，如果是真的“反党”就是一种罪错吗？须知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是可以公开地反对执政党的。当然，“反对”你并不等于“消灭”你。你可以喊“打倒共产党”，但不能喊“打死共产党”。在这里，“反对”的意思是可以批评执政党的内外政策，可以揭露执政者的腐败行为，甚至可以要求执政者下台。所以，在民主体制下，“反党”不但不是一种罪错，而且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
学者马龙闪在其《社会政治运动后遗症与苏联剧变》一文指出: “苏联剧变和解体是由诸多原因导致的。但归根结底，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历史原因来看，1930一40年代苏联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连续不断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是造成日后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龙闪对斯大林时期社会政治运动情况作出如下概括:
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的对工业专家的镇压，以及随后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实施的“大转变”，到战后诸多审查运动、意识形态批判和制造的一系列“案件”，在前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当中，除苏德战争正紧的二三年间政治运动有所缓和外，其他年份在各个领域发动的各种批判、清洗、镇压，几乎从未中断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曾经历过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3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和战后(1946一1952)意识形态的大批判、大斗争。
这三次大规模批判浪潮，几乎每一次都席卷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甚至连工程应用技术的许多部门也未能幸免。这些批判运动和镇压使苏联科学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对农民群众的伤害，在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征粮运动当中，在1932一1933年和1946一1947年的两次大饥荒中，曾造成惨重后果。强迫集体化运动和驱赶“富农”的情况广为人知，而继集体化进行的大规模强迫征粮运动及其对农民群众的伤害，在90年代初发表的作家萧洛霍夫1932一1934年间给斯大林的一组书信中，才以比较确凿的事实披露出来。
对各级干部的清洗和镇压，从20年代下半期到二战后，连续发生，而以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从中央到地方，从工业部门到集体农庄，从内务干部到军事干部，被镇压人数之多，直到近年才由俄罗斯当局披露出接近真实的数字。至于二战时对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迁徙流放，战后在“反对向西方卑躬屈节”口号下对一批军人的镇压，以及对上百万被俘、被遣返人员和至今未被研究的对沦陷区附敌人员的审查、逮捕和监禁，更是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上面所有这一切直接或间接牵连的人员或亲属，涉及的社会层面很广，这对社会人心影响很大，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概括起来，苏联社会政治运动的后果和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重消耗甚至摧残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干部资源
斯大林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包括“大清洗”，摧毁了党政军大量可贵的干部资源，使他们或者丧命，或者坐牢，或者消沉。镇压造成了党内极为紧张的气氛，使干部唯命是从，对斯大林的既定路线和理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创意和革新。几十年间，凡越出教条而欲革新者，凡能独创而有才干者，大都受到镇压和迫害；相反，凡是眼睛向上、善于察言观色者，凡因循守规、一味守成者，大多得到提拔和重用。贝利亚式的人物能得逞，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能高升；而头脑敏锐、理论修养高如布哈林者，敏于行政、可当治国重任如皮达可夫者，年轻有为、堪做接班人如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者，都在党内斗争中被一一“清洗”。这就使斯大林之后，苏联一直缺乏真正的领袖人物，只能由文化修养如赫鲁晓夫者，决策能力如勃列日涅夫者，思想性格如戈尔巴乔夫者，来充当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没有培养领袖型人物的环境，缺乏造就真正有才干人物的机制，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政党要想生气勃勃，必须要有一些思想观点的交锋，这样才会有造就真正人才的环境。这就必然导致党内有派。众所周知，党内派别活动是苏共党内斗争的重要现象。那么，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苏共党内允不允许有反对派的存在？允不允许有党内派别活动？
列宁明确指出，党内不允许有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他说: “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再也不能有一点派别活动了，不管过去派别活动表现在哪里，表现得怎么样，也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专门通过《关于党的统一》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但是列宁在禁止党内派别活动时，并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党员讨论和批评党的政策和方针的权利。而且还强调说，这一决议只适用于党目前所处的时期，只适用于当前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大召开前的1921年1月12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十大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针对这一决定，中央委员梁赞诺夫建议在关于党的统一决议里写上专门一节，说明决议不仅谴责派别活动，而且今后要禁止按不同政治态度实行代表大会选举。他对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作如下补充: “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列宁否决了这一建议。列宁说: “我认为梁赞诺夫同志的意愿可惜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像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 “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看来，列宁并不反对党内存在意见分歧和斗争，他只是反对以派别活动的方式来表现党内分歧和斗争。这种不许党内派别活动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苏共垮台。到1990年7月，苏共最后一届代表大会二十八大出台的新党章还规定: “苏共内部不允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并不限制CP员在辩论过程中按纲领进行联合的权利。” 实际上，早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内各派已经纷纷亮相，这条不许建立党内派别的规定早已形同虚设。
斯大林把党内的一切正常的意见分歧，一切对党中央或中央领导人提出的批评都冠以“派别活动”，并加以禁止。他把俄共(布)十大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当作打击反对派的有力武器，迫使反对派就范。这也许是列宁始料不及的事情，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自做自受。
在1920一30年代，苏共党内反对派处境艰难，进退维谷。一方面，斯大林控制了党的组织结构，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反对派已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派在组织派别组织与斯大林斗争时，他们又在列宁起草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面前惶恐不安。他们在批评斯大林搞独裁、扼杀民主的同时，又不得不问全党表示忏悔，承认自己搞派别活动是错误的。斯大林就是利用他们的矛盾心理，利用全党对派别活动的反对，步步紧逼，把反对派逼到绝路上: 要么投降，彻底承认自己错了；要么另外组一个党，将党一分为二。然而，二三十年代的反对派没有成立反对党的勇气。尽管当时的现实已经迫使反对派这样做，但是，他们是“列宁近卫军”，老布尔什维克的情结，使他们无法承受分裂由列宁和他们共同建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罪名。托洛茨基在1924年5月召开的十三大上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心理。他说: “反对党是不可能正确的。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依靠党才会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创造出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 他还说: “我认为这些决定的某些部分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但即使决定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也丝毫不会动摇我们对党的事业的耿耿忠心和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遵守党纪的决心。而且，如果作出了我们当中某个人认为不公正的决定，那么他也会说: 公正也罢，不公正也罢，但这是我的党，我将对它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到底。”
什么叫“愚忠”？托洛茨基上述讲话就是。虽然他始终忠于布尔什维克党，结果还是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于墨西哥。
当时的俄共(布)已经注意到禁止派别活动时所出现的非正常现象。1923年12月5日，俄共(布)中央在一项决议中指出: “为了避免派别的产生，就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党内广大群众的呼声，不要一见到各种批评就看成派性的表现，否则会把诚恳的、纪律性强的党员推上缄口不言和派性的道路。当党员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讨论他们有兴趣的问题和作出结论的时候，不要滥用‘党的纪律’压人。” 斯大林在禁止派别活动的同时，把任何批评都看作是派性的表现。至于斯大林，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有自己的团团伙伙。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政治联盟，反对托洛茨基；随后又和布哈林联合反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只不过斯大林的派别活动与众不同: 第一，他不断改变同盟者，善于用新的同盟者反对旧的同盟者；第二，他不提什么明确的纲领和政见，他总是利用同盟者的纲领反对政敌；第三，斯大林是中央总书记，他在书记处和组织局本身就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集团，其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他的得力助手。斯大林就是这样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不断排斥反对派的政治势力而获得最高权力的。
马龙闪在指出苏联社会政治运动导致党和国家的干部资源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又指出了苏联社会政治运动导致的下列恶果:
第二，耗损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从1920年代末反“右倾”开始，党内形成了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 人们动辄得咎，养成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习气，没有任何理论的创新。这样，就形成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一成不变的体制模式，长期阻碍或贻误了苏联多次出现的改革机遇，造成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第三，严重摧残了苏联的科学文化资源——知识分子队伍及其创新思维能力
斯大林时期，历次社会政治运动对各行各业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苏联实行哲学监督学术文化、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政策，使整个科学界受到压制。受迫害的不仅仅是学者个人，一些理论思想、科学学派、学术杂志和著作屡屡被禁，许多学术机构和团体被解散。控制论的被禁，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造成苏联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有机合成化学的新知识被视为“唯心主义”，曾造成“在许多新的合成原料生产上比西方落后七至九年”；生物遗传学的遭禁，影响更加深远。这些情况以及体制上的问题，使苏联长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19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工业和整个经济停滞不前，与此紧密相关。这也为苏联的危机和解体准备了条件。
第四，在多次社会政治运动中，对宗教民族人士的镇压，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对广大农民的伤害，对“前方军人”的审查，波及的社会面很广，对社会稳定、人心向背产生了长远影响
最为严重的是，1930一40年代多次社会政治运动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不能纠正，酿成的后果随着时间持续与日俱增。在斯大林时期，除个别年份对个别案件有所甄别外，在多数情况下对冤假错案不仅不予以纠正平反，每逢运动还往往对以前的“案犯”进一步加重处理。比如1937年“大清洗”中，对集体化时被流放，此时已服刑期满的“富农”进行再次逮捕，对其中一部分甚至处以死刑。又比如在1948年镇压中，对30年代“大清洗”中被逮捕、被流放，此时已服刑期满者，又再次逮捕，许多人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获释。即使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未对过去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有人虽获平反，但还留着很长的“尾巴”，或不能进入首都，或不准返城，或不给安排工作，等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出现了反复，把赫鲁晓夫时期平反的案件推翻，又二次“戴帽”(比如，对列宁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案件的处理)。对一些重大案件，如布哈林案、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案等，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平反。
这些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彻底平反，牵涉到千百万人，这使人们由此长期蓄积的怨尤和不满，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醇，最后酝酿成各种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形成政治派别和政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情绪化地说: “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其实不然，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的极权专制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使苏共和苏联背上了以下几个难以卸下的包袱：
第一是政治包袱。斯大林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迫害屠杀了数以千百万的无辜者，其残暴的程度举世无双。
第二是经济包袱。布尔什维克掌权70多年，苏联的经济并没有真正搞上去。商品馈乏，民众贫穷，这些不能不使人感到，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第三是民族包袱。苏联民族问题本来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斯大林统治时期情况并没有改变，由于实行民族高压政策，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成为骗局，由此引起民族问题积重难返，引起各民族(包括俄罗斯族)的普遍不满。
第四是腐败包袱。苏联由于实行一党专政，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享有特权，腐化堕落，在人民群众心中早就失去了威信。
一项社会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而认为它代表官僚机关干部的则占85%。一个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怎么能不被人民所抛弃！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