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77）
上文讲叙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内幕，让大家了解苏联高层领导更替的非法治特点。由此可见，苏共高层一直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有两条基本主线: 一条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的斗争，即政见分歧。另一条是高层领导人个人权力之争，即党内最高领导层一些人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权力斗争。这两条主线构成了苏共党内斗争的基调。而这两条主线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一方面，苏共最高领导层内部政见分歧的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激烈的个人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某些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也往往通过激烈的政见分歧表现出来。例如，19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和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就是如此。但也要看到，并不是每次党内斗争都同时反映出党的政见分歧和权力之争。例如，列宁时期的党内斗争主要表现为党的方针之争(次要表现为个人权力之争)，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和1980年代初更多表现为个人权力之争。
政见分歧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个转折时期，苏共党内都存在着尖锐的政见分歧——政策主张的对立和思想倾向的斗争。
从1917年到1930年代，苏共党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1927年9月9日，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向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把你和托洛茨基之间主要的意见分歧简略地告诉我们？”斯大林回答: “首先我必须说明，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假如这是个人性质的意见分歧，那么党连一个钟头也不会花费在这上面了，因为党是不喜欢使个别人物突出的。这里指的大概是党内的意见分歧。我是这样了解这个问题的。” 看到这里，我不禁要问: 什么“党是不喜欢使个别人物突出的”，你斯大林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力图在全党全国突出你这个个人吗？既然是党内意见分歧，你为什么要把与你意见不同的老布尔什维克打成“人民的敌人”赶尽杀绝呢？
1950-60年代，苏共党内政见分歧的主要问题是改革与保守的较量。1980年代后期，苏共党内斗争同时存在着改革与保守路线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改革与反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斗争。谁也没想到，这一次苏共党内的政治路线斗争和个人权力之争的后果，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言极是。
个人权力之争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苏共高层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表现为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但长期以来，苏联政界和理论界对苏联的高层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讳莫如深，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不存在。从斯大林时期起，苏联高层领导人的权力斗争问题成了经久不变的政治禁区。但是人所共知，从列宁时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高层领袖之间的个人权力斗争是苏共党内重要的客观事实。而且，苏共高层的个人权力斗争呈波浪推进趋势。这是因为，这种激烈的权力斗争是同苏共党内的权力更替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每个权力更替时期都是苏共高层领袖争夺最高权力的时期。
很长一个时期，苏联学术界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但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哲学教授布坚科认为，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领袖地位和权力斗争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在列宁去世后，领袖地位问题成了理论探讨的禁区。实践还没有向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这个问题。布坚科教授还指出: “应当承认，不仅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条件下，而且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苏联社会学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政权的问题上，尤其是对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过渡时期和在新制度下为权力而斗争的问题上，不是由于惧怕这里出现问题的实际复杂性，而是由于惧怕面向当权者的‘神圣’权力所引起的后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于是干脆保持沉默。”
“然而生活在发展，这就需要开诚布公地分析不久前还是被禁止的东西，促使人们克服过去的恐惧和政治偏见，其中在社会主义世界广为流传的一种观点就是，似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政治领袖角逐和夺取权力的斗争问题。”他还指出: “越往后，人们越发现，同领袖更替，自然也是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同夺权斗争有关的政权的连续性问题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同时也发现某种事情比活着的领袖替代死了的领袖更重要。这就要求用新的态度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领袖的地位问题和夺权问题。”
历史的铁证是，高层领袖权力斗争问题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而且更尖锐更残酷。苏联在列宁去世前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个人权力斗争就十分明显。托洛茨基跃跃欲试，试图充当列宁的接班人；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在渴望党的最高权力；至于斯大林更是觊觎党的一把手地位。托洛茨基咄咄逼人的结果，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结成同盟，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不惜用揭“疮疤”的方式诋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后者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大揭托洛茨基的“疮疤”。斗争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受到重创，季-加“双胞胎”也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只有斯大林坐收渔翁之利。季-加“双胞胎”以为自己大权即将在握时，却突然发现斯大林已经占据了通往最高权力的有利位置，他们真正的对手是斯大林。于是，他们转而联合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结果被斯大林打成“托-季反党联盟”而遭到整肃。这些所作所为充分表现出苏共党内权力斗争的无原则性。而斯大林为了掌握党内最高权力，不断改变同盟者，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的政治竞争对手，这表明苏共党内斗争的无底线和残酷性。斯大林消灭了“列宁近卫军”，消灭了与自己同一个层次的竞争者之后，着手培养了一批“斯大林近卫军”，栽培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然而，斯大林此时已经同他们保持了一定的“领袖安全距离”。斯大林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其他领导人所能进行的，只是争夺斯大林继承人的斗争。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仍然持续。贝利亚早已等待着党的最高权力。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意识到悬在自己头上的“贝利亚之剑”就要落下时，临时结成联盟，共同除掉了贝利亚。然后，赫鲁晓夫在农业和轻工业问题上指责马林科夫，迫使其辞职，在社会发展阶段提法的问题上迫使莫洛托夫公开认错，这些都表明，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在持续不断地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权力斗争达到了最高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企图夺取赫鲁晓夫的党的最高领导权，而赫鲁晓夫则竭力捍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夺权和保权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克里姆林宫仍然充满了围绕权力的明争暗斗。谢列平对夺取最高权力的急不可待与勃列日涅夫捍卫权力的处心积虑，表明了克里姆林宫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随后，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的冲突，与柯西金的矛盾，使苏联的“三驾马车”体制摇摆不定，最终倾覆，最高权力归于勃列日涅夫一人之手。
1980年代初的苏共党内斗争更具有个人权力争夺色彩。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在竞争总书记职位。安德罗波夫在总书记职位上去世后，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都想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契尔年科不顾体弱多病，接替了安德罗波夫总书记的职位，足以显现最高权力的魅力有多么大！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同罗曼诺夫和格里申的争斗都具有个人权力斗争的性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又开始了新的一轮。
可以说，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只要回顾1991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之间围绕着最高权力的缠斗便会明白这一点。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围绕着领袖权力总会出现野蛮的表现。这是为什么？
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代表作《领袖论》一开头，就领导的权力问题用讲故事的方法论述道：
我们热切地追求领导权，并试图拥有它和驾驭它。我们畏惧权力，然而又被权力刺激和挑逗着。权力鉴赏家试图教导人们——什么是权力、如何得到权力、如何使用权力、如何“获得全面控制”，“使任何事情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赋予权力一个新的定义 ：通广大，凶猛无比。我们从一些伟人的助手身上，就可以窥到权力的一斑。正如塞缪尔.马特勒所述：如果说在过去，权力使权贵们变得虚荣自负、利令智昏的话，那么在今天，权力已使追求权力的人和无权的人都神魂颠倒了。
为什么人们会对权力如此偏好，对权力如此着迷呢？部分原因是在这个世纪(20世纪)，我们还无法摆脱权力带来的恐怖。斯大林利用手中的权力，年复一年、一个监狱接着一个监狱，把成千上万的人秘密处死，一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连一丝轻微的反抗都没有。在倾刻之间，希特勒可以决定是否对东方或西方进行一场恐怖的大屠杀，他对一个洲和世界命运的影响就是如此巨大。从小的方面来说，美国士兵屠杀了畏缩在(越南)坑壕里的妇女和儿童；农村的独裁统治者可以随意奴役农奴；革命领导人把成干上万的人驱赶到农村，让他们在那里苦干或死亡。
惊心动魄的权力表演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一直使我们困惑不解。长期以来，有关约翰•斯皮克早年在尼罗河源头旅行时，与乌干达国王马太萨相遇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位英国人被礼貌地请进宫殿：当时国王的臣民们正趴在王座前，斯皮克则被允许坐在一捆草上。在乐师演奏鼓乐的间歇，斯皮克被传唤到宫殿，里面到处都排列着妇女、奶牛、山羊等。国王对斯皮克带来的枪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请斯皮克对奶牛进行射击，当斯皮克射倒五头奶牛后，宫殿里爆发出极大的欢呼声。斯皮克报道说:
国王于是拿起我送他的枪，装上子弹，打开扳机把它交给身边的一个小侍从，告诉他到宫殿外去射击一个人。不一会儿，侍从就跑回来，报告说完成了任务。他看起来非常兴奋，脸上带有一种刚刚抓到一条鱼，或做完儿童游戏时儿童所带有的那种表情。国王问他: “你打中了吗？” “是的，打中了。”
斯皮克说，这件事在宫殿里没有引起任何轰动，没有一个人问起那个被杀死的人的情况。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马太萨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难道就可以这样根据独裁者的荒诞想法而随意被枪杀吗？尽管动手的是一个男孩，难道这个牺牲者就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恋人、没有和他一起追逐玩乐的伙伴吗？
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克•威廉的事例，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由于国王看不起他的长子温柔的性格，便经常对他百般羞辱，并在公共场合鞭打他。当王储和他的一个伙伴逃跑后，国王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并对王后谎称王储已死。当其他王子为他们的兄长求情时，国王痛打了他们。对王储的一名同伴——一位高级将领的后代，国王更改了军事法庭对他终身监禁的判决，而改为死刑。国王强迫王储观看他的朋友被杀的场面。当国王试图把吓得发抖的王子们从桌子下拖出来时，敢于站出来阻止国王的只有王子们的保姆，并且侥幸获得成功。
至少在西方文化里，恶棍总是比圣徒更出名，无情的权力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更现实，而道德影响则显得更天真。这是因为强大的极权似乎对历史有更大的影响，至少在本世纪是这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巨人的时代，我曾经假设过这些政治巨人的实际权力和影响力是相等的。也许这正可以解释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一些局部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血腥的革命，以及为什么会投放惨无人道的原子弹。
我担心，由于我们对权力的偏爱，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理性和政治代价。把政治当成权力，使我们看不见权力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领袖人物的关键作用。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部分是由于经验主义和我们心理上的作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马太萨和斯皮克的故事，这件事很容易使我们相信整个故事的真实性，而不会产生丝毫怀疑。我们对独裁统治是如此的震惊，对有关反抗的报道如此之少，以致使我们忘记了即使排除来自道德反叛和激烈的暴力反抗，独裁专制还要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和抵制，如官僚作风、暗中破坏、通讯失灵和决策失误等。
我们的希望是从理论上或至少是概念上和实际效果上，而不是单凭经验，把我们自己从过分热衷的权力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把权力和领袖看成是一种关系，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我们必须分析权力在人类动机和人类自身约束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把握权力的这些特点，我们就有希望了解和领会到领袖的真正实质——不是单纯玩弄权力，而是进行斗智斗勇的一种冒险行为。
一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政治实体和组织是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方针路线上、思想认识中，而且也表现在苏共高层领导人之间、上下级关系中、各个党组织之间。苏共高层领袖的权力争夺，往往以党内论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名义作为最后结束的说辞。
历史上，苏共所谓的团结和统一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即分歧公开状态下的团结统一、恐怖状态下的团结统一和暗中斗争状态下的团结统一。
分歧公开状态下的党内团结和统一，是比较正常状态下的党内团结局面。其特点是，党内分歧公开化，问题摆到桌面上；通过辩论消除分歧，达到思想统一；通过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纪律来维持党的团结；党的团结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列宁时期基本就是这样。列宁对白卫分子毫不手软，但从不用专制手段解决党内分歧。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也曾出现过这种局面。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面对叶利钦的忤逆行为，也不过是将其降职而已。
恐怖状态下的党内团结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局面。其特点是，把专制原则引入党内生活，运用恐怖和暴力手段来维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斯大林时期就是这种非正常局面的集大成者。斯大林采用“清洗割除”政策，用高压手段来维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在高压下，党的一切分歧都消失了，出现一片讨好声和附和声，党的各项决议都是“一致通过”。在恐怖状态下，党员的意识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的意志，党的统一就是全体党员无条件地完全服从斯大林，党的团结就是全党绝对地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斯大林变成了党的化身。凡是对斯大林稍有不逊，便会成为“人民的敌人”，轻者坐牢，重者杀头。
苏联东欧问题专家马龙闪认为，苏联的剧变、解体，在相当程度上与斯大林的专制镇压有关。他指出：
苏联三、四十年代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一方面造成了苏联凝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教条性和僵化性铸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这种保守思潮又以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为载体，二者互相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在这个派别的阻挠下，从战后初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滞、贻误了一系列改革……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的清洗镇压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此使不满情绪发酵而形成改革诉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和战后形势的催化，形成并加强了改革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义的打击，造成阻滞梗塞，回旋激荡，蓄积了更大的势能。在赫鲁晓夫时期终于能爆发奔泻出来，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经受压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政见的思潮和运动。这种思潮经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和“民主化”的释放，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
戈尔巴乔夫的“航船”，就是因受到上述两股强大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的双重夹击，而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而葬身海底的。
暗中斗争状态下的党内团结和统一局面，是表面上看一派团结和统一，实际上隐藏着分歧的非正常局面。这种局面的特点是表面上党的上层领导似乎团结一致，党的各项决议都是“一致通过”，似乎党没有任何分歧；党内分歧和斗争只能通过寓言式的语言和哑语式的方式表现出来，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下台大都是“健康原因”所致。它与恐怖状态下的党内团结统一局面不同，暴力和恐怖手段不再是维持党内团结的手段。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时期，契尔年科时期，是这种所谓党的团结和统一局面的典型表现。
如此来看，现在的中共也处于这种局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