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朝鲜驻英国公使太永浩携全家投奔韩国。作为朝鲜驻英国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大使玄赫峰）、在朝鲜所有驻外人员中都属举足轻重的太永浩，突然弃朝投韩，令各方震惊。而太永浩抵韩之后，就不断接受采访，讲述许多让外人感兴趣的朝鲜秘辛。
2018年，太永浩发布了回忆录《三楼书记室的暗号》，轰动韩国，成为了当年韩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这部书详细讲述了太永浩在朝鲜的成长与生活、长期的外交生涯、朝鲜社会各方面尤其高层不为人知的内幕。后来，该书经翻译，在台湾出版繁体中文版。
笔者在两年前购买了“博客来”的本书电子版，通读了全书。在此，我就相对简略的对本书的内容做些记述和评论。
太永浩自书的前言与自序
本书的开篇，是作者自书的前言和中文版自序。在前言中，太永浩表达了写作本书的核心目的，即希望韩国各界人士，能够通过他的书了解朝鲜的实情，以便于更好的促成朝鲜专制的垮台、民主人权的促进、朝韩的统一。太永浩认为，应该从朝鲜社会各方面全面了解，而不仅仅是谈政治。太永浩还批评了韩国及国际上一些媒体，认为他们对与特朗普、文在寅会晤的金正恩，评价过高，认为不应对暴君不吝赞美、却忽视朝鲜人民的苦况。
太永浩更表达了对他出版本书过程中提供帮助的韩国各界人士的感谢。的确，没有这些韩国人的帮助，太永浩出书的过程就不会这样顺利、影响也不会这么大。正是韩国各界（尤其保守派）的积极支持，才让太永浩能够在脱北后迅速融入韩国社会乃至投身政治，乃至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竞选议员开始，他已改名为“太救民”。但因他的书讲的是他改名以前的事，内容中仍然自称“太永浩”，本文就仍以“太永浩”称呼他），成为在韩国极有影响力的前脱北人士（影响力应仅次于1997年叛逃韩国、2010年去世的、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前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黄长烨）。
而在中文版自序中，太永浩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渊源。他的中学是在中国北京就读，在返回平壤读本科后，又回到北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所以他的中文很好，对中国也颇为熟悉。而他弃朝投韩后，中国大陆封杀了关于他的大多数讯息。而他在中文自序中，寄语中国大陆人（原话为中国人）也能像台湾人一样自由的生活。
在朝鲜内外交困下开始外交生涯
回忆录的正文，是从他1988年10月履职朝鲜外务省（外交部）开始讲起（本书中文版对朝鲜均称为“北韩”，但出于中国大陆读者方便，我在本文中一律称为“朝鲜”）。而这个时期的朝鲜，无论内政外交，都正在急剧在下坡路滑行。正如太永浩所说的，为与韩国举办首尔（汉城）奥运会竞争，朝鲜以倾国之力举办“世界青年联欢节”，靡费甚巨，让本就处于困境的经济雪上加霜。
而仅仅一年后，东欧剧变。又两年，苏联解体。这不仅象征着社会主义阵营一夕瓦解，也意味着长期依赖苏东经济援助的朝鲜丧失了大部分外援。而当时的中国，因六四事件受国际制裁，同样经济恶化，无力援助朝鲜，反而与韩国拉进了关系（并于1992年建交）。而苏东各国也都纷纷与韩国建交，疏远朝鲜。朝鲜国内的饥荒开始出现，进入了所谓”苦难行军”时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永浩开始了他三十年的朝鲜外交官生涯。
太永浩刚进入外务省时，朝鲜表面上仍然一片祥和太平。当时年仅27岁的太永浩，也满怀理想热情，希望在外交舞台上为朝鲜建立功勋。
不过，他很快体会到了劳动党高层对政治理想的倦怠。经过几十年的金家专制统治，共产主义理想逐渐烟消云散，代之的是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政治疲劳。人们更多是在勾心斗角、谋取私利。不过，随着朝鲜外交环境的恶化，太永浩和外务省同僚们，逐渐又吃力的投入到拯救朝鲜外交的繁忙活动中了。
朝鲜在苏东剧变下试图打开外交局面的种种尝试
面对苏东国家、中国、其他曾经的朝鲜盟友，纷纷与韩国建交，金日成也试图与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建交。但无论欧洲各国还是日本，都并无与朝鲜建交的意愿。
而金日成和外务省想到了罗马教廷/梵蒂冈和教宗。金日成希望通过邀请教宗来访，向世界展示宽容开放，缓和与西方关系。为此，他们还找到了一位在金家当权前就已虔诚信奉基督教的老人。但老人对基督教的虔敬，却吓住了劳动党高官们。担心基督教重返朝鲜影响统治的金日成和劳动党高官们，放弃了邀请教宗来访的计划。
这件事很能说明，金家和劳动党权贵始终将自身安危存亡放在首位，有损自身利益的事绝不会做。哪怕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也要维持劳动党政权的存续。而这件胎死腹中的外交筹划，如无太永浩披露，外人是无法知晓详情（尤其具体为何夭折）的。
面对严峻的外交形势，金日成也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例如此前朝鲜拒绝与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也拒绝“交叉承认（苏联中国等承认韩国政权，美国日本也承认朝鲜政权）”，这些原则都在1990年代初放弃。反而是美国日本等国拒绝与朝鲜建交。不过最终朝韩同时但分别的加入了联合国。而之所以产生这些外交变化，根本上是朝韩国力、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国际环境的巨变。
而朝鲜虽未能成功与美日等国建交，但仍然争取到了一些西方政要的来访。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率代表团访朝，就令金日成颇为欣喜。此后许多年里，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为促成朝鲜释放美国人质来朝访问，也被劳动党政权大加宣传。
金氏父子和劳动党政权，一方面鼓吹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希望有西方尤其美国的政要访问朝鲜，把这当成一种荣耀和认可，乃至当成外国人来朝鲜“朝圣”（哪怕对方动机和访问内容完全不是这样）。而西方代表团来到朝鲜后，看到了朝鲜农村饿殍遍野的境况，十分震惊和同情，决定向朝鲜进行经济援助。太永浩还披露，金正日非常实用主义，不再因意识形态影响外交，一切外交活动以利于政权生存发展为目的。
不过，这些有限的访问和关系缓和，并不能改变朝鲜外交孤立的局面，金日成也心知肚明。内外交困下，金日成并不是选择推动改革、发展经济民生和促成政治民主，而是走上了“先军政治”的道路。
而“先军政治”不仅在提高军人待遇、集中力量发展军备，还包括核武器开发。对于朝鲜核武研发的内幕，太永浩有详细的披露，再次不多重复。他的披露为人们了解朝鲜核武问题及如何化解朝核危机，有着重要的价值。尤其其中关于朝鲜和美国各怀鬼胎、充满算计的谈判过程，很是值得一读。
虽然包括太永浩在内朝鲜外交人员拼命工作、四处奔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内经济的崩溃让外务省人员也陷入经济困难，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一国的外交部都面临饥荒，世界上没有第二个。
金氏父子肃清内部不满者巩固统治
太永浩披露了金正日高超的外交手腕和用人能力。例如金正日很希望苏联的“八一九政变”成功，但他认为缺乏民众支持的政变必然失败，最终要外务省放弃对政变方的支持。而在用人方面，相对于外交能力，金正日更看重对自己的忠诚和服从。金正日经常直接干预具体外交事务，而忌讳外交官自行其是。没有及时汇报外交活动的外务省副相（副部长）的姜锡柱和参事吴昌琳一度被流放劳改（流放和劳改，在朝鲜被称为“革命化事业”）。金正日正是通过类似方式确保务省官员对他唯命是从。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余波，冲击了封闭的朝鲜。一些留学苏联、东欧、中国的朝鲜青年学生和高干子弟，试图推翻金家独裁统治。而最高学府金日成综合大学，也有一批试图推翻金家统治的青年精英。金氏父子毫不犹豫的将他们肃清，其他未参与者哪怕仅仅曾留学于苏联，也被波及和整肃，许多人被投入集中营。朝鲜之所以没有发生像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变革，恰恰是由于金家政权更加封闭、强横、残忍，所以可以将一切反对力量扼杀于萌芽，从肉体到影响力完全灭杀。而曾经作为苏联打入朝鲜高层内部的间谍组织（成员都是朝鲜军政高级干部）也在苏联解体后全被揭发和处决。
不仅反抗者被处死，即便表达一些不满的人也会被严惩。太永浩的岳父仅仅表达了对朝鲜未来的悲观，就被流放。太永浩是幸运的，因为岳父情节较轻，自己最终没有被波及。但他一些同学、同事，因为被怀疑试图颠覆专制体制，哪怕没有确凿依据和行动，就被全家流放，甚至一些人被枪决。
这样的肃清在1997年的“深化组事件”中达到最高潮。成千上万的劳动党干部被投入监狱甚至直接处决。但这种残酷的确让因经济崩溃而风雨飘摇的金家政权，逐渐稳固了下来。金正日成功树立了权威，专制统治得以延续。
太永浩外派他国的秘辛与朝鲜外交的困窘
1994年困境下的朝鲜，金正日的远房亲戚/总理女婿，也在担任外交官时脱北。太永浩临危受命，经过严格筛选审查后，和其他几位外交新秀，替代高干子弟赴欧洲进行外交折冲。这也能反映太永浩当时深受信任。而大多数外交官都需要让子女留在国内，名义上是接受朝鲜本土教育，其实当然是“质子”。太永浩几经争取，才得以携妻子和幼子一起前往丹麦任职。
朝鲜国内的“苦难行军”，让外交官的薪水和外交机构日常经费都发不出来。于是，一些朝鲜外交官利用外交官不被海关检查的豁免权，走私香烟等物品，且屡犯不改。早已知觉的欧洲各国忍无可忍，最终人赃俱获并将这些朝鲜外交官驱逐出境。除了此事，多年来，朝鲜外交官贩卖毒品、使用假钞等行为被捕。朝鲜外交官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不得已之处，但无疑是丢人现眼之举，让朝鲜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差。
走私之外，朝鲜外交官另一项“副业”，是照顾在欧洲留学的朝鲜权贵阶层子女的生活。无论金正日女婿张成泽的儿子，还是金正日儿子金正哲和金正恩，都是朝鲜外交官服务的对象，优先性超过了正经的外交事务。在张成泽伪造护照旅行被捕后，朝鲜外交官还要去“捞人”。另外，朝鲜外交官还要像采购员一样为金正日和劳动党权贵们购买外国的奢侈品和其他商品。而劳动党干部们也趁着外派机会，大肆采购私人物品，而不在乎国内饿殍遍野。这更能反映朝鲜劳动党政权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只是金家和权贵阶层私人领有的奴隶王朝、“家天下”政权。
当然，外交人员也会做一些正经事，例如帮助朝鲜寻求粮食援助。但得到粮食援助后，并不是给最需要营养的儿童和饥民，而是供给军队。太永浩好不容易争取到的2300吨菲达起司援助，被金正日当成“将军的礼物”赐予军队，成了收买军心的工具。
而太永浩所述的“江陵潜艇渗透事件”，证明了朝鲜军队在困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忠诚和战斗力。这并不是起司的作用，而是长期的洗脑，以及朝鲜军人的确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优秀军人品质。
虽然军人仍然相对忠诚于金家政权，但脱北者越来越多。最知名的就是曾任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朝鲜“主体思想”实际创立人黄长烨。关于黄长烨脱北，有不少报道和记录，我在此不再重复。黄长烨也写过一部回忆录《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也非常推荐阅读。
太永浩在亲历黄长烨叛逃事件时，恐怕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也步了黄长烨的后尘。
太永浩与韩国导演林权泽会面
太永浩在丹麦期间，观看了韩国导演林权泽指导的电影《太白山脉》（改编自韩国作家赵廷来的同名小说）。这部反映1945-1950年代朝鲜半岛历史，尤其关于朝韩厮杀、同胞相残、反思悲剧的电影，让太永浩深受触动。他抵达韩国后，就与林权泽导演会面。关于《太白山脉》的内容和思考，我写了一篇长篇影评，在此不加赘述。
太永浩和林权泽，都热爱着民族和人民，以不同形式为朝韩人民呼喊。他们的爱国精神，令人感动。这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异见人士、电影导演在内）普遍缺乏对民族的热爱，在爱国（而非爱党）方面非常冷淡，甚至成为恨国的、逆向民族主义立场者，迥然不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