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8)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1)
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一书中对苏联克格勃的地位和作用予以极高的评价，并且称之为“经典的斯大林主义”。接下来他说:
自那以后有过什么变化呢？这里评价的契卡制度的实体丝毫未变，但在它的内部结构中发生了力量转移。各当权集团之间的作用和比重改变了，这在外界造成了斯大林后专制本质发生变化的幻觉。我们习惯于看到和指出的仅仅是一个主要事实: 制度对人民的肆虐，但我们却无视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相互关系，即契卡分子对党和军队的暴行。在围绕斯大林之死和斯大林去世后的危机时期，后两种力量联合了起来，以便剥夺契卡分子的主导作用，像列宁生前那样把他们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党只有求助人民和揭露契卡分子的暴行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谁若触犯了契卡分子，谁就触犯了斯大林本人。这对整个制度的命运是一场复杂、艰巨和极其冒险的赌博。宣布贝利亚为国际间谍要比弑神——宣布斯大林为罪魁祸首容易得多。斯大林的学生们在意识形态、政治、升官、友谊之中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与斯大林相关。正是斯大林引导他们通过十月革命父辈的尸体达到权力的顶峰的。感恩戴德的义务和人所共知的跟自己的导师共同犯罪的事实，似乎应当阻止学生们触犯斯大林本人。然而，一般说的政治，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无论同虔诚的历史回忆，还是同诸如良心、荣誉、义务、感激之类的道德一伦理激情都是毫不相干的……军队支持下的党的机关，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力并从而拯救整个制度，决定进行经过权衡的冒险: 宣布斯大林是假神。更有甚者，它大声疾呼地宣称，制度的全部罪行都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契卡分子干的，而制度的一切成绩在和平时期归功于党，在战争时期归功于党和军队。
正是党和军队结成了这种联盟，才得以逐个消灭了以国家安全部三位部长麦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为首的契卡大军的主要头头，并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谴责他们的罪行以及他们的鼓励者和组织者斯大林的罪行。但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不仅十分了解他们现在做什么，而且十分了解制度本身赖以生存的是什么——是通过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体现的契卡大军。他们牢记列宁的话: 没有契卡，CP专政就不能存在。因此，斯大林的继承人并不反对制度，而是反对个人；并不反对国家的警察实质，而是反对警察专党的政。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党由警察的辅助力量变为主导力量，而政治警察由主导力量变为党的辅助力量。但是，当权集团加数与被加数的易位并不改变总和。只不过警察不再是无所不能的警察，而苏维埃国家本身则还是警察国家。
关于军队在苏联国家机器中的地位和作用，阿夫托尔哈诺夫是这样阐述的:
制度的三根支柱——党的机关、警察和军队的前两根支柱共同地或交替地操纵国家，而第三根支柱军队却一直是被操纵者。就社会地位来说，党的机关和警察离人民一直无限遥远，而军队则与人民一直血肉相联，军队其实就是人民，是穿军装的人民，正因为如此，党一警察当权集团从来没有相信过军队(以前的政治委员制、现在的政治部和政治处)并彻底地清洗了它的指挥人员。当然，列宁和斯大林善于利用这支军队既反对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又反对非俄罗斯人民的独立。不幸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竟利用它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匈牙列、捷克斯洛伐克)。更有甚者，克里姆林宫的头目们依靠这支军队以及它所掌握的可怕武器，经常对自由世界进行讹诈，公然武装和资助所谓“解放战争”、革命起义乃至军事政变。但苏联军队毕竟已不再是斯大林时期的军队了。它从斯大林时期的权力工具演变到今天的权力因素，即专政三角中的一角，这是一个细心的观察家所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
……今日的苏联军队再也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是权力本身，没有它，党的政权就无所作为。但这个权力有一个缺陷——就是它不知道它是一种权力。被马列主义关于党“伟大”、“英明”的思想药酒灌醉了的军队，正在蒙眬地坠入虚无缥缈的烟雾之中，钻进政治部和政治处的警察枷锁之内。正是在这里淤积了三角中最荒谬绝伦的矛盾: 实在的、实体化的权力——军队受到仰赖于它的、自称为党的那个无能政治集团的操纵。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一旦苏联军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军队、人民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危机就要出现。何时发生危机，谁都无法预言，但总的趋势是这样，——这是不大会有什么疑问的。
就在阿氏写出这些文字的15年后，1991年8月，苏联军队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军队、人民军队，而不是党的军队，服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召唤，把炮口指向了克里姆林宫……
最后考察苏共党内斗争方式。
苏共党内斗争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辩论方式。这是苏共党内常见的斗争方式。争论双方在报刊、在各级党组织中进行观点论争，通过辩论，明辨是非。这种方式在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最为普遍。但辩论方式也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不平等的辩论方式，如斯大林与反对派的辩论；另一种是平等的辩论方式，如列宁与反对派的辩论。
组织派别活动方式。所谓“派别活动”是指具有其集团纪律的集团的活动。这种斗争方式在列宁时期最为普遍，例如，1917年以后有“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等。1921年俄共(布)十大明令禁止这种斗争方式。但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内部又出现了派别组织，如“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等。
宣传鼓动方式。斗争双方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都竭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出版自己的出版物，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例如，老布尔什维克柯伦泰曾出版过《工人反对派》小册子。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多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辞职方式。运用辞职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通过辞职向对方发出“最后通牒”，施加压力，以求自己的主张取胜。列宁1917年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和1918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提出辞职就是如此。其二，因政见不同，难以执行对方的方针政策。加米涅夫在苏维埃政府组成问题上，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提出辞职就是如此。其三，因某种原因而被迫提出辞职。在党的十三大上，当列宁“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布后，斯大林不得不向党中央提出辞职。其四，因某种原因而主动提出辞职。1953年马林科夫主动辞去中央书记这一重要职务，以便“集中精力”做政府工作；米高扬和葛罗米柯都是在时代已不属于自己的情况下，急流勇退，主动辞职。其五，因工作受阻提出辞职。1954年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1987年叶利钦辞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都属于这类情况。
组织裁决方式。斗争双方的不同主张经由党的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乃至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后通过决议定夺。这是苏共党内斗争常见的组织决定方式。
强制力量介入方式。斯大林屡屡动用各级国家保安机构力量打击反对派；1953年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借用军队力量清除贝利亚。这都是特殊方式。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也属于这种方式。
对党内斗争失败者的处理方式。对党内斗争失败者的处理，从轻到重可分八个等级: 党内警告处分；降职、免职处分；强迫退休；开除出党；国内流放；驱逐出国；投入监狱；肉体消灭。
以上是从总的方面综述苏共党内斗争方式，实际上，苏共党内斗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侧重的斗争方式。从历史顺序来看，从1917年到1991年，苏共党内斗争有五个领袖的五种方式:
列宁的党内斗争方式
客观地说，列宁总是通过辩论方式，通过疏导和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而不强迫反对者无条件地服从自己，接受自己的主张。当列宁感到自己的主张无法在党内通过时，他以提出辞职来达到目的。列宁对反对者的指责是十分严厉的。他曾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斥为“工贼”。在列宁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把官僚主义关起来”，“应当枪毙”等极端话语；而他的战友和反对者有时也对列宁出言不逊。但这些都是激烈争论时的语言，而不是行动。列宁和他的争论者都不想把对方的口捂住，然后宣布自己获胜。
但是列宁坚决主张运用党的纪律制裁反对派。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 同时决议还强调: “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 由此可见，列宁对反对派制裁的最高限度是开除出党。而列宁在世时，很少有人被开除出党。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一书中，对列宁在党内斗争中的开明做派，以《列宁反对左派》为题评述道:
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对俄国爱国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它使布尔什维克感到难受。在有些人看来，列宁在1917年的表现称得上是俄国人民的救星，是他把俄国人民从彻底失败和战争死亡中救了出来。
但是，德国在1918年2月间和3月间对俄国的突然入侵，布列斯特和约中那使俄国失去大片领土和5500万人口的条件，以及关于德国置已经缔结的和约于不顾还有可能再夺走一块领土的恐惧心理，这些都成了反对列宁政策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的论据。根据1918年2月24日中央的决定，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选民”进行了意见征询(一共对42个省的选民进行了意见征询)，选民的回答不能不使拥护和约的列宁派感到震惊: 6个省会赞成和平，20个省会赞成战争；88个县城和村庄赞成和平，85个县城和村庄赞成战争。当然，对意见的征询并不是普遍的。对人民委员会的问题作出回答的只是苏维埃的选民们。但是在1918年3月间，各级苏维埃已经是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和十分民主的机关了。
意见征询的结果表明: 俄国的战斗精神并未消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需要同他们实行联合；很多苏维埃并不赞同列宁的观点。
当时不仅在各苏维埃，而且在党内都保持着民主作风。2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注: 左派共产主义者大本营)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谈到，区域局“鉴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成员状况，对中央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德奥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规定”。
对中央委员会不信任！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进行公开的挑战！这样的行为在三十年代和稍后一个时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当时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其结果就会是把所有的参加者统统枪毙。但是，列宁在2月28日和3月1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对莫斯科的决议这样写道: “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时苏维埃制度在有可能吞没它的漩涡中已经深陷到喉咙的地方了。可是列宁却仍然把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央的不服从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现象。
……俄国CP(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日至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与以后的几次有几千名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不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共只有4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每一名代表代表着五千名党员。这是一次可以进行自由辩论的协商性会议(会上有20个人发言)。代表大会以自由投票的方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9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如下的投票结果: 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列宁全集》的编辑们引用的材料与此有所不同，他们引用的材料是: 28票赞成，12票反对，1票弃权。
斯大林的党内斗争方式
这是非理智的、残酷的党内斗争方式。苏联学者布坚科指出，斯大林“以执行列宁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遗嘱之名，行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原则之实，把阶级斗争的原则和准则搬入列宁的党，搬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理论争论，从而把昔日同志间的争论变成了同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分歧。对于斯大林，对于斯大林的个人野心和对非志同道合者的做法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列宁不仅同自己理论上的反对者争论，而且还同他们合作共事，不仅不排斥他们，而且还关心各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反映。此外，列宁还直截了当地写道，不能允许‘对意见不同的同志’进行任何迫害。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也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他把对意见不同的人采取的组织措施和镇压手段变成了常规，不管这会对党内的整个气氛，对党员的积极性造成什么有害的后果。斯大林就是用这种反列宁主义方式尽力保障自己不容争议的统治地位和在社会政治体制核心——执政党内忠实于他个人的亲信的统治地位的，并逐步把列宁的党变成了斯大林的党。”
斯大林对反对派不仅使用了一切党内纪律处分方式，而且将镇压和强制手段引入党内，对反对派骨干分子实行极端措施。苏联哲学博士齐普科指出: “三十年代斯大林流放制度的残酷性要比沙皇时代流放政治犯的某种可以容忍的条件要惊人得多”。斯大林反对者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许多人被监禁，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都死于斯大林的枪口之下。
应该指出，斯大林并不是最先主张采用暴力手段制裁反对派的，早在1924年列宁去世不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主张镇压托洛茨基反对派领导人。但当时斯大林不同意，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说: “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 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我们党还会留下什么人呢？”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热衷于采取“割除”政策呢？苏联学者费奥多诺夫认为: “我们的先辈，二十年代的人们，未能驾驭局势，因而出现了三十年代，在迫害的大火中自己也被烧毁了。他们信奉对反对派意见的不能容忍的态度，导致了恐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恐怖，对少数派的镇压导致一个人践踏大多数人的状况。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这一概念本身的缺乏，造成了那种愚昧的‘一窝蜂综合症’，它以人民的名义使任何专横神圣化。”
关于斯大林的专横残暴后面将另有阐述。这里将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一书《从列宁的党到斯大林的党》一章摘录如下:
……斯大林事先有所考虑，他不仓促行事，而是老谋深算，他不搞孤注一掷，而是精于策划。
在“斯大林秘书处”里当然没有一个“政策设计处”，但是在他头脑里他无疑是筹划过政策的。他依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同托洛茨基集团斗争，依靠布哈林一李可夫一托姆斯基集团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斗争，依靠新组成的“党的积极分子”同布哈林集团斗争，这样一部历史向我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是根据“规划政策”的原则事先是有所考虑的，是老谋深算的和精于策划的。
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掌声中谴责“割除和流血的方法”，谴责今天割除一个(托洛茨基)，明天割除另一个(季诺维也夫)，后天割除第三个(布哈林)，而他本人恰恰就是在那时就打算走这一条路攫取政权。从党史上随后发生的事件的角度来看，对这一点丝毫不必怀疑。斯大林遵照这一计划行事，从政治上在党的十三大(1924年)上排除了托洛茨基，在十四大(1925年)上排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六大(1930年)前夕排除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政治上排除了自己的对手，斯大林是否安心了呢？没有，他不放心。这只不过是完成了“最低计划”。对于独自无危险地统治这个国家来说，还要实现“最高计划”——从肉体上消灭(据赫鲁晓夫后来的证词，这是斯大林喜欢用的一个说法)所有列宁的老干部，甚至消灭那些从未属于任何反对派的老干部，代之以新的、对自己领袖俯首贴耳的斯大林干部。为了实现这个最高计划，斯大林选择了“流血的方式”，大规模地不断地清洗的方式。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