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学者徐友渔回忆录《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近日出版。《波士顿书评》授权发表回忆录前言，明天刊发书评对徐友渔的采访。
前言
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有一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诠释。
我是以最浅白和直接的意义来理解并践行这句话──自从经历了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发生于北京的那场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之后，我再也无法以身为一个书斋学者而满足，今后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写作，都必须与正在改变的中国现状相关，必须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相关。
1988年夏天——距六四事件发生不到一年──我自英国牛津大学返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那时的我，心态真可用“春风得意、踌躇滿志”来形容。当时，我被视为“牛津学成归来的学子”、“世界知名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Anthony Eardley Dummett)的弟子”，被学界前辈和同道寄予厚望;归国不久，我通过了特殊的考试和成果评议，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本所最年轻的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此外，我还是当时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核心成员。也就是说，不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都被视为是大有前途的。
然而，六四事件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方向，我的改变是内在的。我对个人在体制内的提升与发展全然失去了兴趣与动力。我研究哲学的本意是为了使国人的思维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面对社会上迫切的现实问题，继续研究语言分析哲学有点像是关在象牙塔中作诗，显得太高雅奢侈了点;因此我作出调整，转向研究与政治社会更为直接相关的领域。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各方面均呈现出与 80 年代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中共党内，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对声浪暂时平息，但贪腐、钱权交易、化公为私等乱象令人触目惊心;与 80 年代社会以科学、民主、启蒙的思想为主旋律大不相同，知识界内对科学民主的质疑和对启蒙的攻击日渐甚嚣尘上。
中国社会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有责任心的思想者提出了挑战，我必须回应这些挑战，而不能继续沈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理之中。因此，我治学方向的转变不但是一项道义上的命令，而且是正合其时的明智选择。
要完成从学院派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对我并不困难，因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经历了一场以笔为武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锻炼。“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尚存于身，对时局的敏感没有丝毫减损。但是，如何在做学问的同时表达社会关怀，我仍然面临一些可能和选择。
首先的考虑是告别学术，专心致志于社会批评，以匡正时弊为自己的专业，还是一边从事学术研究，一边着力于社会关怀？我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其次，取代语言分析哲学，我要以什么学科为自己的新专业？是与政治、社会直接相关的政治学、社会学？这样转弯太大，也不太投合自己的兴趣;几经反复思量，我的选择是在思辨和理论层面从事一种与政治、社会评论有关的专门学问，使自己在现实层面的社会评论有更深厚的学理资源支撑，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为此，我告别了苦心钻研多年的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我花大力气攻读当代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并发表一系列专题学术论文，我的社会评论偏重于公平、正义、平等、个人权利和法治层面。这个转向对我而言并不太难，也不完全出自实用，因为我本来就对政治哲学有莫大的兴趣，并在这门学问中不断获得灵感和启示。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和反思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空间中的种种学说、活动，以及产生这些学说、活动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动机。我相信，这一时段将在未来书写的中国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中国大陆的民间社会在此期间开始萌芽发展，思想文化上的种种言说与活动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机与阵痛。这一段时间很特殊，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党文化和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之后，随着“定于一尊”、“七不讲”局面的形成，民间话语空间日渐萎缩，几近为零。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民主、启蒙话语总是刚萌芽就夭折，今后中国的自由民主话语空间开阔发达之时，很多东西还得从中断的地方讲起。
我带着一种双重身份的自觉参加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言说活动中，一方面，我自命为思想史家，力求全面观察、客观记录、大力介绍这一时段的思想交锋和思潮流变，了解其生成的背景，判断其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作为思想者和言说者，积极伸张和捍卫某些立场观点，反对和批驳某些主张与看法，在某些争论中充当某个派别的发言人。
我尽量避免这两种身份合一的弊端和冲突，以免陷得太深而产生意气偏颇。然而我却反倒常常感觉到这两种角色的增益作用。让我最有感触的是──只有问题中人才能对问题有透彻的理解，只有身处某个派别才能对此派及对立派的主张有深刻认识，避免貌似的公允、面面俱到的表面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我能体会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Claude Ferdinand Aron)对自己身份定位中暗含的褒义，他在自传中自称为“入戏的观众”(中国大陆译为“介入的旁观者”)。
我深知，相比于滚滚历史巨流，我所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微不足道，甚至整个知识界的喧哗争鸣也可能被后人视为杯水风波而已;但我想强调，某些个人的努力与经历，还是能够反映并折射出时代的进退脉动，个人经历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构成了历史这个宏大故事的具体细节，品味这些细节，将有助于体悟历史走向和时代风云。
我对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作了大量的分析与批评，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读者们欢迎并欣赏我的立场与观点，是基于这两大特色：一是理性，二是建设性。我很满意这样的反馈，因为理性和建设性，正是我所追求与彰显的，我认为我对这样的赞誉当之无愧。
但是，大约从进入新世纪起，我的著作就无法在中国大陆发行，从2014年夏，在大陆的报刊、媒体(包括网络)上就再也看不到我文章的踪影。当局打压的原因从不言明，我想一是我不回避与刘晓波等异议人士的交往，二是我一直公开呼吁当局采取宽容政策。最后，各种打压终于达到顶点── 2014年5月5日，我被北京市警方传唤，6 日起转为拘捕，关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解释“我究竟为何被捕”不仅关乎我个人的声誉和利害得失，我将在本书中详细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来说，情况就是：一群北京市民在一个私宅中举行六四事件纪念研讨会，我因身为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而被捕。然而事情的实质是──中国已经沦落为员警国家，我被抓捕不是因为犯了法，而是国家的执法者公然违法。
抓捕我的罪名是“寻衅滋事”，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成天足不出户、伏案写作的教授而言，捏造这样的罪名真是不知羞耻！我在本书中详细记述了我与审讯员警之间的博弈，那是一场践踏和捍卫法治原则的较量。
和最近一、二十年中经常发生的抓捕和监禁相比，我的案子并不突出，但是，它同样表明了中国社会生活特征和趋势;这个特征和趋势是──中国日益法西斯化，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员警国家。当 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之时，我就将其与 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在这之后，我不断发出中国正在变成员警国家的警告。我说这话并不是空泛的谴责，而是对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显著特征的概括：员警无处不在，遇到问题都靠员警抓人解决。
中国目前距宪政和法治的目标还很遥远，而且近年来的趋势是每况愈下，但我从生活经验和历史研究中得知，这个目标迟早总会在中国实现;我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变为一个文明的国度。
此前言完成于 2022年5月6日，正好是我被关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8 周年的纪念日。
徐友渔
作者： 徐友渔
出版社：渠成文化
出版日期：2024/01/17
语言：繁体中文
内容简介
“虽然我深知，相较于滚滚历史巨流，我所发出的声音微不足道，甚至整个知识界的喧哗争鸣也可能被后人视为杯水风波；然而，我想强调，每个个人的努力与经历，都能反映并折射出时代的进退脉动。”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和反思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空间中的种种学说、活动，以及产生这些学说、活动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动机。
中国大陆的民间社会在此期间开始萌芽发展，思想文化上的种种言说与活动反映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机与阵痛。
作者以亲身经历，叙述意外入狱与和狱中员警斗志博弈的全过程。近年中国经常发生的抓捕和监禁，表明了中国社会生活特征和趋势;这个特征和趋势是──中国日益法西斯化，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员警国家。
作者不断发出中国正在变成员警国家的警告。这话并不是空泛的谴责，而是对中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显著特征的概括：员警无处不在，遇到问题都靠员警抓人解决。
这是一个关于个体经历的故事，透过深刻观察中国社会特征和趋势，呼应着民主自由的未知，以及沉重的无奈。
本书特色
1.作者徐友渔因六四纪念研讨会意外被捕，突如其来的入狱影响了他的研究与治学方向，揭示了中国社会日益法西斯化的特征和趋势，审讯员警之间的博弈展现了在当今中国法治原则受到挑战时的践踏和捍卫。
2.本书不仅呈现了“议题犯”狱中生活的困难，以及回归自由后面临的限制，更希望透过这本书提醒读者关注中国的法治、人权和自由现状，反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
1977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1982年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直至2008年退休。
曾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校从事访问研究，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与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学术研究集中于语言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获2014年度奥洛夫‧帕尔梅奖。
目录
前言
第 一 章 劫后余生：成为文革后中国首批大学生
第 二 章 我为什么要研究分析哲学
第 三 章 牛津大学的氛围
第 四 章 80年代“文化热”的荣景与脉络
第 五 章 我与“六四”
第 六 章 90年代：场景大变换
第 七 章 自由主义、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
第 八 章 我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第 九 章 在瑞典与帕尔梅结缘
第 十 章 刘晓波、零八宪章与诺贝尔和平奖
第十一章 我爱台湾
第十二章 员警如影随形
第十三章 六四周年纪念研讨会
第十四章 在看守所
来源：波士顿书评（BOSTON REVIEW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