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1）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4）
继续看《苏联的稳定和变迁》第二部分第五章《苏联的稳定及其根源》的摘录，同时思索文章中哪些情况与中国的情况相符合。
不管苏联制度的前景如何，它在国内制造了一个法律和秩序的社会的形象，在国际上则造成了一个刚开始发挥与它实力相称的影响的、日益发达的世界大国的形象。这种形象与动荡不安的世界现实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无穷无尽的政变、叛乱和变迁，损害了新老专制政权的基础；人民群众的觉醒、得力领导的缺乏和史无前例的挑战等，甚至席卷了最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
在这里，我们不想分析和考察有关设想中的苏联制度的未来的各种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研究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发展，特别是要研究勃列日涅夫时代。所以，尽管对苏联制度的现状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而且对其可能的前景的看法，分歧甚至更大，但在下面一点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取得一致的基础，那就是: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政治制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政治上是稳定的，不管我们对这种稳定的性质和原因有着怎样的争议。
不论用什么有意义的标准来衡量，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和可治性。对这种状况，始终是有人感到吃惊的。因为，这种结果不仅与勃列日涅夫上台时大多数西方分析家的预料相反，不仅与大多数西方工业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是，人们曾经预料，苏联的制度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某些挑战已接连不断地发生，其中有些挑战显然没有解决，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势必会产生不稳定的结果。
那些已经发生的变化，尽管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公开和广泛地减弱了对群众和骨干的控制；专家和经营管理人员取得了相对来说程度较高的业务自主权；各级骨干集团和机构得到了参与决策过程的较大自由等。至于过去和现在出现的预计可能对削弱苏联制度的稳定性的那些挑战，则包括: 反斯大林运动带来了破坏性的冲击，甚至在这场运动正式结束之后还不断出现对苏联过去的怀疑；在少数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文学浪潮；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更多的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中间，新出现了一种退出官场生活、在国内流动以及充其量也只对当局的官方目标保持中立的态度；在经过几十年的同化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前所未有的犹太人移民运动；在苏联和东欧的关系上，出现了对建立这种关系的原则可能已经产生的怀疑所带来的冲突；在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和几乎所有的地区出现了高度加速的现代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脱节和换位。确实，评论家们列举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的和严重的。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制度稳定的程度之所以出人预料，一部分是因为过去对苏联国家性质和前景的研究，长期受到认为它是极权模式的看法的束缚，这种模式的含义留下了影响。一部分则是因为我们对于现代化的专制政权有了大量的体会。根据极权政治的模式，一旦取消大规模恐怖，取消个人独裁和政权进行改造性动员的最极端形式的推动力，就势必削弱这种制度的固有的生存能力，势必会使它失去存在的理由，失去确保其繁衍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尽量把苏联理解为一个高度专制的政权而不是极权的政权，那就像大部分学者都会同意的那样，我们就会根据关于这一类政权的历史的体会，肯定这种长期高度稳定的例外性，而像苏联政权那样，它的长期高度稳定还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变化，那就更加例外了。但与此相反，根据我们对现代化的专制政权的体会，我们就会想起不断出现的政权合法性、人民参政权和可治性的危机了。考虑到有这么多有分量的原因来预计会引起不稳定，那么，试图从实践和理论的角度说明苏联制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所享有的出人意料的稳定，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成就和问题并存，这里只是就对后来苏联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点简单的回顾和分析。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国家实力由盛及衰。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总的来说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一1970年)的顺利完成，可以说是勃氏上任后烧的“三把火”，给全国民众以很大的振奋。这五年内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4%，从而使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速度连续下降的趋势得到制止。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一1975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6.4%。工业总产值从1965年的2294亿卢布，上升到1970年的3472亿卢布和1975年的5112亿卢布。农业生产总值则由1965年的883亿卢布，上升到1970年的1084亿卢布和1975年的1128亿卢布。粮食产量从赫鲁晓夫执政的“七五”计划期间(1961一1965年)的年均产量1.3亿吨增加到“八五”期间的1.67亿吨。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七十年代是苏联历史上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生产的发展，使苏联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
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的发展与西伯利亚地区大量石油天然气的开发成功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时期国际能源市场石油价格暴涨，因而使苏联得以通过出口石油换来大量的外汇。据估计，在1974一1984年间，苏联在这方面的收入共达2700一3000亿美元。有些学者往往从消极方面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大量的石油外汇收入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因而它所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的。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和弊端是早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未能正视和对待它们，而不在于“石油美元”的掩盖不掩盖。因为苏联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激增是客观事实，油价上涨则是一种有利的机遇，并非巧取豪夺，况且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靠出口石油所取得的。
七十年代中期，也是苏联军事力量的极盛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大国和使美国感到畏惧的头号敌人。但这是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结果，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经济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和广大职工的物质刺激。这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平常和很不彻底的改革，但在当时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这次改革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在随后的五年，工业生产就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了23%)，消费品(即乙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最后终于同过去总是被特别重视的甲类产品(重工业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相等。” 统计材料表明: 1966一1970年，苏联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率为8.6%，乙类产品增长率为8.4%。这种情况在苏联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进行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措施。196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接着就陆续出台了调整农业政策的一些决定和法令，其中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收购计划五年一定、减低农业税率、放宽宅旁地(自留地)限制以及国家每年拨专款补贴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农业管理方法，加强了对农庄庄员的物质刺激。从1965至1975年间，政府曾先后三次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应该承认，所有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红色帝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当然有它之所以然的原因。从以上经济方面看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而比亚勒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来了:
对苏联的稳定所进行的最普遍和最直接的解释，是明显而正确的。指导这一制度的苏联领导人和骨干人物，是非常努力地要保持这种体制的稳定的。如果说有一种价值标准支配了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苏联机构的心灵和思想的话，那就是秩序的价值标准；如果说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担心的话，那就是对打乱秩序、混乱、分裂和失去控制的担心。这种担心为世界上最广泛、最井井有条的警察国家机器提供了根据。这套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更多地来自于特别关心对任何形式的社会越轨行为采取预防行动，而不是更多地来自于对之采取惩罚行动。有一支数不清的成百万的告密者大军参加这种预防越轨行为的努力。在这种潜在的和现实的、预防性的和惩罚性的巨大的高压努力之外，又加上了广泛地利用教育工作、群众性宣传工作和消除对抗的思想等无穷的正面手段来促使人们适应社会需要。尽管这样，这些做法又如何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证明行之有效呢？
部分原因在于，担心社会混乱和希望保持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要求，不仅得到苏联领导人和各种骨干人物的重视，而且也在苏联群众心目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形成这种人心所向的途径和过程是无法追溯的。但无可否认的是，俄国各界人民都担心他们在生活深处直接意识到的那种混乱和无秩序状况的发生；他们担心那种标志着他们过去的历史的特点和在他们历史教科书中占中心地位的暴乱和狂热像自然力一样猛烈地爆发出来；他们珍视和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有一个能保护他们避免“动乱时代”的首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恐惧心理也遍及苏联持不同政见界，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要求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唯恐触发了苏联社会中的自发的破坏力量。斯大林的外长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孙子、持不同政见者帕维尔•李维诺夫曾经指出:
“在沙皇时代，我们是一个专制国家，而现在我们是一个极权国家，但它仍然是在过去俄国的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应当了解，领导人和老百姓有着同样的专制主义的框框。勃列日涅夫和普通人都认为强权即公理。事情就是这样。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完全是强权问题。从索尔仁尼琴的行动看，他似乎认为，因为共产主义，这些都从天而降了。但是，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他并不要求民主，他只要从极权国家回到专制国家。”
苏联稳定的第二个解释，则可以从苏联领导集团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不是积累性的这一点上找到。苏联“公众舆论”所表示的不满和提出的要求，重点很不相同。这些不满和要求并不是同时提出的，而且往往互相矛盾，而不是互相支持。人们只能认为，俄罗斯人的愿望同其他少数民族的愿望相对立；知识分子反专制和要求创作自由的愿望同管理人员要求扩大自主权和要求加强工人纪律的愿望相对立；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的愿望又同工人的平均主义和他们的反唯智力论相对立。
党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分歧，包括这些分歧对当前的直接政治影响和对将来的破坏性潜力，都不配合一致。这样，党就有回旋余地。党并不是面对整个“社会”普遍的要求，而是面对社会各部分的具体要求，党可以使它们互相对立或抵销，从而保持党的强大地位。
在说到苏联稳定的核心解释，即这个政权为维护秩序所进行的大量努力的效果时，就得研究苏联社会中许多更深的进程和潜流。苏联在作这种描述的时候，最典型的说法是，把苏联社会说成是“有计划的”，是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演进的。西方对苏联社会的说法往往没有很大的区别。
在苏联的制度下，集中作出政治决策的问题的范围明显地比较广泛，有意识地针对社会管理来作出精心决定的范围，也明显地比在西方民主社会大。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无形的手”的作用，在民主制度下比在苏联制度下有更大的支配作用。在苏联，则明显强调协调组织、规章和详尽的社会政策的“有形的手”的作用。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依赖合法性；而苏联的制度则更多地依赖稳定性。
我们谈到的西方和苏联对苏联社会的这种相似的描述往往倾向于夸大苏联制度强调正规组织的“有形的手”的特点，而低估制度进程强调社会组织的“无形的手”的方面。其结果，就会歪曲我们对苏联制度的了解。
首先，这种描述倾向于缩小自发性因素，缩小苏联政治进程本身交换妥协的程度。而夸大苏联决策的有计划方面，夸大通过决定和政策的阶段，而低估执行政策的阶段，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已经通过的“深思熟虑的”政策通常就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力量斗争中失去本来的面目。第二，这种描述低估了苏联政策所不希望出现的后果的意义和规模。它倾向于夸大苏联政策甚至在一开始就能有意识根据长期计划来决定社会环境的程度，而不能正确估计对这些决定的不断出现的反应和政策制定者控制不了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影响。第三，这也是我们所谈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描述倾向于夸大这种正规化的和有指导的控制机构在保证苏联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方面的作用，而忽视社会机构和社会进程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所以，要对苏联政权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稳定的根源进行分析，就要努力研究这些进程。下面将要谈到苏联稳定的四个原因: 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工作实绩；日益增长的居民欲望的性质；苏联政治体制化与人民参政的关系；以及社会和政治流动的影响。
《苏联的稳定和变迁》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独出心裁，阐述了苏联体制有稳定的一面，这是许多研究苏联问题的人所忽视的。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一般都着重研究斯大林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有赫鲁晓夫时期。当然，专家学者对这些时期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时期是典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以后苏联的发展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赫鲁晓夫时期虽然不如斯大林时期那么显赫，但这个时期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国内政策调整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与动荡却震动了苏联国内外，并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而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苏联由衰而亡的时期，是剧变发生的时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却成了薄弱环节，似乎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
学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之所以薄弱，其原因大致有三点: 第一是对这个时期的特点和重要性估计不足。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不对这个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便无法全面总结剖析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因缘，无法揭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但是，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并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他们看来，要揭示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应该研究斯大林时期；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主要应该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推行的改革路线，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斯大林体制，因此只要把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弄清楚，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也就会一清二白。以上看法都反映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和重要性估计不够。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的难度较大。这种难度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这个时期虽然长达18年，但是从苏联国内发展的进程来看，缺乏激动人心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大体上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而要透过这种平静和稳定的表象去揭示被掩盖着的矛盾和问题，进而剖析其性质，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很多政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领域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如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出兵阿富汗等。这些事件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国内外普遍的关注。但这些问题谈论得多了，则难以再深入一步。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关资料相对地较少。无论是历史档案资料或者是外国学者的著述都不多。所以，比亚勒的这本著作，对于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问题，尤为重要。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