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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勒在《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中指出苏联社会稳定的第三个原因是:
苏联政治体制化与人民参政的关系
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稳定，要考虑苏联社会的三个进程或特点之间的相互联系，即: 不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专业化三者之间的联系。在研究政治稳定问题上，一个最容易接受和经过反复考验的命题，是体制化与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经过争论已经令人信服的看法可归纳如下: 当一个现代政体在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并要求提高人民参政的程度和扩大其范围时，它也要求与这种趋向相应的高度政治体制化。如果政治体制化的水平不足以承受人民参政所增加的压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
有分析家指出，与赫鲁晓夫时期柏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少了。但我们认为，如果说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今天人民参政的水平比斯大林刚去世后的那段时间似乎还高些，不同的只是人民参政的重点、基调和方式变了，而在参政的程度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认为，这两个时期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人民参政与体制化之间的关系上。有人说，赫鲁晓夫时期参政的程度与体制化的程度是不协调的。的确，这二者是背道而驰的。赫鲁晓夫试图对制度搞一次大变动，使政治体制动摇。赫鲁晓夫在增加人民参政机会方面取得部分成功，使苏联政治出现了某些非体制化。我们认为，人民参政的机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增加了，但是因为苏联政治体制化与参政的步伐能够相配合，所以不引人注意。
这两个时期，都采取了鼓励批评、反映意见和建议的非斯大林主义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都在扩大人民参政方面承担了积极义务。然而，赫鲁晓夫的趋向是要使专职官员和群众积极分子的政治地位相等，而勃列日涅夫却成功地设法使扩大非官员参政，同保证官员的政治和机关自主权协调起来。
如上所述，如果说人民参政的扩大往往要产生不稳定的危险的话，那么像亨廷顿所说的，从制度的观点出发，社会上对政治一定程度的冷漠，不关心政治的因素，就并非不受欢迎，它毕竟可以起到一个稳定缓冲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正是在苏联社会中目前所出现的现象。看起来好像很矛盾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大了人民参政，与此同时又保留了苏联主要社会集团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高度的不关心政治。
为了认识这种不关心政治的特点，必须弄清楚“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之间的重要区别。“高级政治”包括社会的政治问题、政治学的抽象观念和语言以及社会领导集团的决策和行动。“低级政治”则包括直接触及到公民日常生活、公共事务和工作场所条件的各种决定。
普通苏联公民对于“高级政治”是不关心、不感兴趣和冷漠的。在苏联的条件下，他们不可避免地经常碰到“高级政治”，但由于缺乏好奇心和兴趣，他们对“高级政治”无动于衷。表明这种态度的口头禅很多，例如，“领导最了解情况”或“这些与我无关”等等。普通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生涯，看成是受过专门训练并靠它为生的人们的一种职业。他们习惯地把那些为了“高级政治”而不惜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拿来冒险的持不同政见者，看成是反常和行为不轨的人，或者干脆把他们看成捣乱分子。对“高级政治”普遍抱这种态度的，莫过于年青人了。在各种人当中，青年在政治上往往是最多变的，但观察家说，苏联的青年人都在为他们自己的前程和舒适的生活而奋斗。一些前共青团员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回忆，从“高级政治”的观点看，共青团是一个政治性非常不强的团体。
比较起来，“低级政治”却经常卷入大部分的苏联公民。正如我们下面探讨合法性时将要重申的那样，“低级政治”是苏联制度下人民参政的主体。在苏联的情况下，苏联的“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极少交叉。如果出现交叉，那就是群众参加“低级政治”给“高级政治”带来的客观影响，而不是公民自觉行动的结果。很可能，只有一场巨大的震动或长期的危机才能使公民采取自觉的行动。
这种不关心政治的状况，固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作为稳定要素的意义来说，只相当于，甚至也许还次于日益增加的苏联政治体制化的因素。日益增加的政治体制化表现在许多方面——苏联政治组织的稳定和精简，政治比赫鲁晓夫时期客观化，制定和坚持做决定的漫长程序，等等。而这种体制化的主要因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和管理各方面的高度专业化。这里要谈这种专业化的五个方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领导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他们努力的结果却是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挑战。
由于苏联上下阶层思想认识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社会生活停滞困顿，苏共领导人对现实的粉饰，所宣传的理论观念，与苏联的实际生活形成明显的反差，再加上政治上的教条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收效甚微。八十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说，“重要的是，思想教育工作应当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要官样文章，生搬硬套。苏联人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人，如果你对他们说话不慎重、官腔十足、一味用空诒来敷衍搪塞，不联系生活实际，不涉及具体事实，他们就会关掉电视机或收音机，把报纸丢到一边去。”事实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危机的表现之一是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或者是一批崇尚西方、主张全盘西方的人，或者是一批民族主义分子，或者是苏共党内的反对派。这个社会集团本身人数不多，但能量大，而且不怕镇压。他们坚决反对现政权，是当局的坚定反对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批公开的和潜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苏联剧变的社会基础。
危机的表现之二是出现了“夜间人”。所谓“夜间人”是指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着自己的生活: 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亲朋好友议论时政，抨击达官贵人。这是一些对现实不满而又没有公开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人。“夜间人”出现于七十年代，在当时的苏联相当普遍。一位七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入学时他没有发现班上有什么人对马列主义哲学和苏共抱怀疑态度，当时班里几乎天天有政治活动，但据他观察，到毕业时不抱怀疑态度的反而成了少数，只是表面上一切正常，没有一个异见分子。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夜间人”的出现，说明苏共对苏联民众的洗脑工作不但成效不大而且可以说是遭到了失败。1992年，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哲学家N.弗罗洛夫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说，苏联的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共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失败。这并不是苏共不重视，而是宣传内容严重脱离实际，陷入形式主义。而西方的反苏宣传却从老百姓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出发，更能吸引人。此外，在宣传手段上苏共也落后于西方。
比亚勒将苏联社会政治体制化的新因素，归功于苏联政治和管理各方面的高度专业化。它们是:
首先要指出的是，苏联在专业化方面的重大发展。在过去的25年中，苏联教育制度的发展，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带了苏联社会专业结构的飞跃。专业教育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今天，专业人员已形成了苏联社会，特别是技术科学占支配地位的上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占专业人员的百分比，从1965年的23.3%上升到1977年的33.1%。
今天，苏联专业人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他们的资格已经足以对整个行政管理机构施加巨大的影响。由一些从事政治工作的外行在一个缺乏教育的、发展中的社会称王称霸的时代，由一个他们在一个半专业化的、靠自己揣摸干事的管理结构中称王称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在二战后苏联的历史上，不当权的专业人员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第一次成为决定性的重要因素。与过去相比，这种飞跃在社会科学之类“软”专业上最为明显。社会学和政治学实际上已经重建，现在已经深入到不久以前还是禁区的领域，如对公众舆论和民意问题的研究等。
重要的是，不参与行政机关的各学科专业人员，在制订指标，尤其是在制订实施苏联各方面和各领域的政策时，发挥了从来发挥过的顾问和专家的作用。
第三，勃列日涅夫时代，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化出现了质的提高。苏联政府在吸收工作人员方面，已经提高了对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的要求。苏联政府内部，那种重视非专业人员的政治和万金油式多面化品质的跨系统调动已大大减少。
就连苏联关于管理工作文件中所用的术语，也说明了专业化管理的作用在提高。它们强调了“领导”和“管理”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领导是着重个人特点的一种艺术，而管理则是指与个人无关的一门艺术。
第四，苏联行政机构内部专业化的全部进程，也在可以称为它的政治大本营，即党的机构内发生。在党的机构内部吸收和提拔干部的条件，与一般或专门管理机构越来越相似了。不仅在用人方面专业资格、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有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干部晋升到高级职位时更重视专业因素了。
那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提升为州委书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经过长期在那个州的工作锻炼，又按组织系统经过逐步和定期的晋升，最后才被任命为那里的负责人的。
苏共受过高等教育的区、市和专区书记的比例从1957年的28.1%上升到1977年的99.3%；受过高等教育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书记的比例从1957年的86.8%上升到1977年的99.5%。
第五，为苏联社会不断专业化提供更广泛背景和基础的，是一些理论家和苏联思想界的两种新概念: “科技革命”和“社会的科学管理”。
勃列日涅夫时期，科技革命和社会的科学管理这两个概念，在苏联思想领域内已占据中心地位。这两个概念和马列主义学说，在它们相互适应的进程中，对前者影响和后者的影响同样巨大。
这两个概念之所以得到广泛和迅速的接受，部分根源在于苏联的传统和意识形态。苏联人从来都特别强调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带头作用，从来都培养强烈的技术崇拜。而且他们还一贯声称，他们通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掌握了科学管理社会和社会进程的钥匙。他们一贯蔑视“自发性”。这两个概念加强了他们这些“天然”倾向，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开始对这些倾问赋予了新的意义。
勃列日涅夫时代意味着，从列宁主义的革命品格、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品格和赫鲁晓夫的民粹品格，朝着一种专业化管理的品格过渡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苏联政治进程专业化和苏联政治及管理的体制化的发展，是积极地相互关联的。日益增长的体制化，与人民对“高级政治”的漠不关心和人民参与“低级政治”的较为缓和的发展相结合，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之一。
上面所说的问题很多，这里只谈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科技革命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兴亡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个时期就苏联体制的发展来说，处于急待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就苏联经济的发展来说，又面临迫切的生产转型期，即由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型生产。而恰好在这个时期，苏联又处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浪潮中，这迫使苏联又把科技革命急迫地提上了日程。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济面临着三大课题: 继续改革、生产转型和科技革命。这实际上是一项三合一的系统工程: 在改革中实行科技革命，通过科技革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能否完成这三大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苏联的未来。
当时从总体上看，苏联落后于现代科技革命的进程。这首先是由于联共(布)1930一50年代初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了一些前沿学科的落后。虽然在与军事工业有关的一些科学领域，如原子能和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苏联能够和西方发达国家相匹敌。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来说，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虽然早在六十年代初，苏联官方对科技革命问题就有反应，可是，苏共注意到科技革命这一现象，并不等于说就对它采取了实际行动。当时，苏共领导是在苏联学术界的呼吁、催促下才给予科技革命以足够重视的。
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发展的状况也把现代科技革命急迫地提上了日程。七十年代初，苏联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庞大。1970年，钢的年产量达到1.16亿吨，石油产量为3.53亿吨，发电量达到7400亿度，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各种机床超过20万台。这时，苏联在生铁、铁矿石、煤、内燃机车、水泥、木材、棉布、动物油和钢筋混凝土构件等产量上，已跃后世界首位。虽然在数量指标上达到这种规模，但在质量指标和技术水平方面却相当落后。1970年，苏联在基建投资规模上虽然已同美国大体相当，但其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这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生产中大都实现了电子化和自动化，在生产技术和工艺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苏联国民经济在总体上还是20世纪上半期的工艺技术水平。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巨大，投资回收率低，这是苏联工业的普遍问题。尽管这样，但还是沿袭着传统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追求规模指标，不断扩大基建投资，新建工业企业。然而到七十年代初，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已接近山穷水尽。这时苏联的后备劳动力资源正趋缩小，基建资金来源也相当有限。这样，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靠增加基建投资速度，扩大基建规模，不断补充劳动力来发展经济了。而在人力财力几近枯竭的情况下，再靠原来的粗放型方式发展经济就不行了。
那么，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那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由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而要实现这样一种转变，就必须实行科学技术革命。
可是，从1961年正式将“科学技术革命”这一术语写进苏共文件，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报告提出实现科技革命的计划和措施，前后用了十年。二十四大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筹备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筹备委员会。为起草文件，又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最后完成了一个长达130页的文件。
工作小组完成这个文件后，在1973年5月将它递交给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为首的专门筹备委员会。然而，到此就再也没见到下文。这个文件据说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从他的保险柜里找了出来，后来落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1989年10月，戈氏在一次同经济学家的会见中曾提到过这个文件，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文件，遗憾的是，在当时改革业已成熟的条件下没有得到贯彻。
上述事实表明，苏共二十四大及其以后关于实施科技革命、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议和措施，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绝大多数都落了空。七十年代，是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苏联实施科技革命的时机也已成熟。而恰恰在这个关口上，它却放过了进行这一革命的有利时机。
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究竟是什么原因贻误了苏联的科技革命呢？
第一，科技革命与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的矛盾是科技革命被贻误的根本原因。从七十年代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日趋强化，而新的科技革命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时的苏共领导还是沿袭旧体制下的一套做法，这只会对实现科技革命这一复杂任务造成障碍。
第二，实现科技革命要求有一个能够开拓、进取的管理干部群体，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个维护特权利益的官僚权势阶层。这个阶层的利益是同旧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求稳怕变，因循守旧，往往为维护自身的特权利益而反对变革，对于开拓进取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有关科技革命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没能兑现，同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直接相关。
第三，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的僵化保守，从思想路线上限制了科技革命和经济机制的转换。
第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科技管理体制本身也妨碍了科技革命的发展。这一体制的特点是学阀垄断和官僚行政管理相结合。这就在苏联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 科研机构庞大，人员多，耗资大，成果反而有限。
第五，部门垄断和狭窄的行业分割，严重妨碍了科研成果向生产部门的转移。
第六，七十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出现的石油涨价，作为外部条件在客观上也影响了苏联国内科技革命和经济改革的进程。
1974一1984年苏联的石油收入保守估计达三千亿美元。这笔意外的横财使苏联领导度过了眼前的经济难关，变得高枕无忧了。从1973年起，苏联大量进口商品，连苏联自己可以制造的一些设备，也从国外进口。这样一来，科技革命和经济改革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被冷落了。
综上所述，苏联的科技革命就这样被延误，从而把时代提出的三大课题——改革、科技革命和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推问了难以把握的未来。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