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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有关胡平先生提出的“见好就收，就坏就上”的争论还在继续。其实此论，胡平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当时是对“八九”运动经验的总结。
凯源先生发表文章说：“‘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是胡平在1990年初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当时尚未出现互联网，海外的媒体对中共镇压八九民运的报道和评论，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中共和老邓的血腥残忍，推崇学生及其领袖的英勇斗争精神。胡平大概是海外第一个对八九民运的学生及其领袖所采用策略公开提出批评的人”，“说实话，当时我亦不理解胡平的此一批评。我当时以为八九民运发展到六四镇压，学生完全没有责任，罪责全在中共，胡平的说法有为中共开脱之嫌”，“现在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我的看法有所变化，觉得胡平的批评有道理。八九民运未必一定导致六四镇压。如果学生，尤其是学生领袖，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斗争经验更丰富一些，及时地主动撤离广场，八九民运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赵紫阳未必下台，至少不会有这么多学生和一般民众死亡。”（注）凯源先生所言很是中肯。今天，我们回看“八九”运动，大概都会同意他的说法。
胡平先生提出的“好坏”论，其实是生活常识，不仅是于政治，在现实中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有诸多近似的谚语、格言，“过犹不及”、“适可为止”、“欲益反损”“进退得度”“迎难而上”“赴汤蹈火”、“坚韧不拔”、“更好是好的敌人”、“目标太高反而失败”、“不要向恶运低头”等等。“好坏”论无非是说，人生处世一方面要有勇气不惧艰险，另一方面要理性、适度、量力而为。再者，胡平先生的“好坏”论只是个通俗化比喻说法，并非是严谨的理论。
胡平先生提出“好坏”论是针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斗争方法、策略而言的，但是许多批评者却将之作为立场问题，生拉硬拽批评胡平站在中共一边，为之说话脱罪，瓦解民运。“好坏”论作为一种思想见解，可以讨论；群众运动中何为好何为坏，更可以讨论；但是将之硬扯为拥共反共之立场，甚至指责胡平先生是“敌人”、抓他的“特务”，事情就到了荒谬的地步，仿佛回到了“文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革命中会不断进行残暴的“肃反”、“清洗”。可以预料，如果这批“革命家”取得政权，其第一要事就是“镇反”，因为中国有几千万特务，而胡平也将作为一个新布哈林被枪决。要警惕啊，共产革命的毒素源远流长，渗透几代人的血液。千万别以为，换了“主义”共产革命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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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在谈及“六四”时，多次说到：政府有罪，学生领袖有错。罪和错是不一样的问题，前者要追责审判，后者要反省，汲取经验（大意）。胡平先生当初提出“好坏”论是对“八九”运动的一个经验反省，目的民众抗争运动如何减少牺牲，而取得更好的结果。
一般来说，群众运动，尤其是自发的群众运动都有情绪化非理性的成分，运动规模越大越激烈，其情绪化非理性的成分也越大，也越容易失控。见好就要，见坏就躲是人性的弱点，因此群众运动自然也就常常是见好就冲，见坏就散。因为人在顺利、取得胜利的时候，容易冲昏头脑，忽略事物不利的因素，会冒进；而且在胜利的激情中，人们彼此影响会更加情绪化，运动的要求、目的、理想会随之不断地拔高、放大，因此自发的群众运动往往会走上极端化，不顾后果；但是当运动受到挫折、失败、恐怖来临的时候，人们又容易灰心、恐惧，一哄而散。正是针对群众运动的这一弱点，胡平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无非是说，在运动顺利取得进展的时候，要强调理性、节制、把握住获得最大成果的机遇，恰当地妥协，避免胜利冲昏头脑，错失时机；反之，当运动受到挫折、失败、被镇压的时候，要有勇气、有意志、有担当、能坚持。
反省“八九”运动，假如学生更成熟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性，那么“六四”惨剧将有可能避免。如胡平在最近的文章“重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中的分析，如果学生们抓住赵紫阳“5.17”讲话的机遇，“见好就收”，那么这场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不会遭到清洗，学生以及民间的进步力量也可避免遭到全面镇压。即使学生们失去“5.17”讲话的机遇，那么学生们在其后还是有诸多机会，作出妥协，撤出广场，从而避免政府的血腥镇压。
“八九”运动的惨烈结局，其教训是沉重的，当然当局的残暴是本因，这是不言而喻的，全人类都有共识，但是面对这样的政权，民众社会抗争运动如何继续？要不要坚持？该如何汲取教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当然，从不同的角度，人们可以得之多种认知、经验和教训，而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正是有益的经验之一，弥足珍贵，特别是他提出建立群众运动的推出机制，更是有建设意义的。当然，你可以批评这不全面，更需要建立的是推进机制。其实，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便有自身推进的惯性，在群众运动中更困难的是有序、不失控和把握住进程和尺度，而鼓动是表面的、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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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是简单通俗比喻性说法，期望胡平先生将之完成为一系统的理论学说，并设计出一套适于群众运动的退出机制，这将更有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中民主运动的推进。
“八九”运动是自发的社会群众运动，是国人淤积几十年的愤怒和希望的突然爆发。就直接的效果为而言，大多自发性群众运动都会失败，因为其没有组织性，达不成共识，没有领导中心，缺少一致的行动，不能自我管控，而被情绪化、盲目性所推动。还有一层困境，就是群众运动之兴起总是为了某种公正和道义，否则不可能成为公共事件，不会聚集大批民众参加。而只要该运动形成规模，并产生社会影响，那么其便形成公共价值，而在群众的激情和奋争中，该价值便被不断地放大和拔高，而谁最能代表它，谁就是运动的中心，为了争夺运动的中心权力，各路人杰便竞相放大嗓门拔高声调——广场上喊声最大的就是中心，即人们一向所说的“革命比赛”，于是运动便被逼向极端。这是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
自发性群众群动的进程是不断激进化，直至极限，因此实际上，其做不到“见好就收”的。在此运动中，绝不缺少明智之见，但是谁听呢？人们被情绪被高调所左右所推动，明智之见必被边缘化。再者，就算大多数人明智，但是如果该运动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坚持极端化，整个运动也将被绑架。
“八九”之后，许多学生领袖也都多了反省，认为当初应适当妥协，提前退出广场。这是事后说，但作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极端化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此批学生领袖理智地决定撤出，但还会出来另一批领袖激烈要求坚持，而最终将是后者取代前者，成为运动的中心，将运动继续推向极端。“八九”学运的现场状况正是这样，诸多领袖，诸多总部，而愿意妥协、撤出的则被边缘化，而最激进者成为中心，直至政府开枪镇压。因此，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组织化，有组织方有秩序，方有合法的领导中心，方能一致行动，方能理性，方能掌控运动。
因此，于民众抗争运动，比“退出机制”更重要的是建立“组织机制”，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才可能是理性的，秩序的，可能做到进退得当，最大地凝聚力量，同进同退，争取最好的斗争成果。也就是说在“组织机制”的管辖之下“退出机制”才是可运行的。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而非群众政治、人民政治，其根本所在即，政党政治是有组织的民众政治。当下，中国民主运动的关键所在是组织化。
但是，于大陆，民间抗争完全没有“组织化”的可能。“组织”是中共当局的大敌，必见萌芽而灭之。按说，以许志永为代表的新公民运动，将事情做到极致了：有一批有理想有共识，献身公义的核心成员，关注民众现实切实的问题，具有现代文明的知识，理性、和平、循法、建设，并且身体力行，构成了松散团体——走向组织化，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希望，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导，也将可能是中国最大最有力量的公民团体。他们如此高尚如此理性如此温和如此节制如此有能力，但是仍被当局连根铲除，关键所在就是当局惧怕其形成组织，有行动的力量。
因此，中国的前景非常渺茫，所有积极、健康、建设的力量都被当局扼杀了，当局唯一不能预测、控制的就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官方所谓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其实就是地方民众自发性群体抗争，如果是暴力的，就是当代地方“民众起义”。整体看，中国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展，有几个趋势：频繁、普及、暴力化。如果这几个趋势持续下去，连成一片，那么中国就将陷入崩溃性暴乱。
中共集团就像一伙劫匪，总之这个山头是抢的，国家、社会、民众都被其绑架了，谁也别动，谁动灭谁，大不了全完。至于他们之后的国家、社会、民生，全不在其考虑之中，其政权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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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陆的政权和体制不变，香港将不可避免地大陆化。香港的民主化，退一步说是保护香港的过去，唯在大陆的政体变革才有可能。香港“占中”运动，如果其设定的目的就是实行真“普选”，那么此运动于起始便是无望的。北京可以不惜毁掉香港，港人能够做到吗？在政治中，道义是一回事，力量的对比是另一回事。
但是，是否说香港“占中”就是白辛苦、无意义吗？不是。港人治港、实行真“普选”是港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旗帜，这面旗帜需要高高地举起来，但是要有长久斗争之准备之坚持，不能指望于“占中”之一场战役即实现。“占中”能举起这面旗帜就是胜利，数十万走上街头，本身就是胜利，是了不起的事情。而港人的这场抗争也必将鼓舞大陆民众的民主期望和斗争，或是促使大陆当局的政治变革。香港的民主、繁荣必与大陆的民主、繁荣相关，相促相进，唯此才可能有香港真民主真繁荣。在如此庞大腐败的极权政体之脚边，香港想保有一角独立之体是没有可能的。
从整体从大处从长久而看，胡平先生提出香港“占中”在港府首次提出谈判之时，见好就收是有道理的。因为要求人大改变决议，落实真“普选”是没有可能的，在此情况下，坚持长久斗争，继续高举真“普选”的旗帜，保住斗争的道义性和民众支持、信心，及斗争气势就是“占中”的胜利，可谓不胜也胜。
当然，如果抱定主意，要通过“占中”，一举实行真“普选”，进而引发内地革命，推翻中共，那么胡平先生的“见好就收”不仅不可接受，简直就是可恶的，是为虎作伥。因此，胡平先生也就成了“敌人”、“特务”和讨厌的“教师爷”。
现实地看此次“占中”运动，其结果不甚理想——本可以取得更好些的结果，其失有三：1、由于占领的时间拖的过长，过多的影响到香港普通人的生计，使近半民众对之反对，造成港人的分裂；2、由于未顾及普通港人的生计，致使“占中”的道义性部分流失，失去相当一部分的人心；3、由于拖延时间过长，亦未达到目的，而发起者也呼吁占领撤出，致使参与者有挫折感、失败感，折损了自方的信心和气势。
但是，由此可以说“占中”失败了吗？我以为，可四六分，四分失败，六分成功，或者一半一半。毕竟在面对庞大的极权政体，香港弹丸之地，开展了如此一场浩大的抵抗运动——抵抗北京政权控制香港；举起了港人治港、真民主的旗帜；和平地启动，和平地结束；特别是唤起了整整一代香港年青人，唤醒了他们向北京政权争自主、争民主的意识，而青年，如他们自己所言：香港的未来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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